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主旋律的品牌和标签被固化，就是把宣传材料电影化，好人好事银幕化。这实际是自我屏蔽掉相当多的观众。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宿命
尹力，出生于1957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第五代”导演群体的一员。1989年执导的首部影视作品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夺得“飞天奖”。
令尹力声名鹊起的是近年的“主旋律三部曲”。2004年，《张思德》在国内获得8000万票房；2006年，取材于革命时期爱情故事的《云水谣》，包揽了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几乎所有重要奖项，2009年，《铁人》上映，档期从“五一”直排到“十一”，冀望以超长的上线时间换取过亿票房。
他对主旋律题材的驾轻就熟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业内已有“主旋律，找尹力”的说法。“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毁我呢。”尹力听了本刊记者的转述赶紧摇手，“我也不是要拍一辈子主旋律啊。”
“选择主旋律，大概是受了中国文人传统的影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侧身知识分子行列，想表达点有风骨的东西。”他说。
不是所有酒都能装在主旋律这个瓶子里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重述当年铁人王进喜的故事，你想要通过电影表达什么?
尹力：那个年代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价值观变了。过去讲奉献，现在讲财富，过去讲“少活二十年，拼下大油田”，现在是信仰缺失。过去的质朴、投入能把每个生命都点燃，现在人人都像电影里的刘思成患了“沙漠综合征”——失语，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鲁迅先生讲的民族脊梁精神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
我不是要板起脸孔教育你学习王进喜精神——时代已经发生了大洗牌，过去的那种做法在今天不可能了。但我想引发一种思考，甚至引发一两代人之间关于价值观的对话。这电影能起到这样一点作用，就足够了。
《瞭望东方周刊》：与你之前拍的几部主旋律题材相比，《铁人》有什么不同?
尹力：《铁人》设置了刘文瑞这个虚构的人物，他是王进喜身边一个“反面人物”、“逃兵”，但是剧中人都对他寄予同情、悲悯。实际上他有更多普通人的特性，有跟我们一样的软弱和畏缩——在那种环境下，更多人可能像他这样表现。
这种尝试在此前的两部电影里面都没有。《张恩德》里面人人都那么憨直淳朴，都是顺拐的；《云水谣》里面人人都为了爱情，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以前不是不想做这种尝试，是不知道适不适合。并不是所有的酒都能装在主旋律这个瓶子里的。
拍主旋律电影的难处
《瞭望东方周刊》：你这几年为什么一直选择主旋律题材?
尹力：这大概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困顿。虽然现在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的工具，人们把电影创作者也划归娱乐圈，但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受了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总还是想侧身知识分子行列，希望能表达点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有一次我去日本，专门去欣赏了他们的歌舞伎表演和能乐。前者是比较市井娱乐的东西，像我们的《三言二拍》，能乐则专门探讨严肃的问题，灵与肉，生与死。我们(做电影的)是不是也可以如此，有专门负责消费娱乐的，也有能唤起一点思考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主旋律题材最适合探讨这类严肃的主题?
尹力：肯定不光是这些。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我们的历史具有明显的时代标识，提起1911年就是辛亥革命，(上世纪)20年代就是党的诞生，30年代就是长征，所有记忆都是按照党的编年史来的。其实这里面肯定有大量世俗的、市井的、包罗万象的东西。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不可能只观照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点。
但主旋律影片还是要有。现在的问题在于。一听“主旋律”这个词，自然而然把你划归到宣传的、教育的、团体票的、下红头文件的、不商业的、不好看的范畴里。现在主旋律的品牌和标签被固化，就是把宣传材料电影化，好人好事银幕化。这实际是自我屏蔽掉相当的观众。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宿命。
其实“主旋律”这个概念提出以来的十几年间不乏优秀之作，但平庸之作也不在少数。带有明显标识的主旋律影片怎么拍，可能是创作者面对的最大问题。我们不光要拍主旋律电影，还要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观众对这类电影固化的一种印象。这可能要比创造一部平常的电影难上加难。因为你不是平地起高楼，与其他电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们往往会问，把报纸上宣传的、电视台报道的非常感人的真人真事拍成—部电影，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和价值?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作为一种让老百姓走进影院掏钱买票的文化消费品，是否承载用胶片记录好人好事的使命?我不主张每出一位劳模就部拍成电影，还是要找得到艺术角度才行。有些故事，在生活里、新闻报道里都会很感人，但是你找演员来重新演绎一遍就失去意味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拍主旋律电影的难点在哪里?
尹力：太多了，自然的，人文的。如果没点信念，我早就放弃了，而且能找到一万个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最大的困难还是面对各种质疑和不理解。
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可以讲上几天几夜。人文的，比如涉及真人真事怎么处理?铁人王进喜的亲人、战友、徒弟，很多都还在世。前两天开研讨会，他们还聚在一起问：“哪个是我?”都要对号入座的。这个你怎么处理?涉及未定论的人与事，又怎么处理?
还有，有的时代信息跟现在的观众是隔阂的。没办法有效传播。比如，王进喜的年代说冰天雪地里只要拿着《毛选》就不怕冷。包括阶级斗争这样的背景也没办法讲，“文革”后期王进喜被批斗，被他心爱的徒弟们毒打，这怎么写?如果放进(电影)整个价值观就该混淆了。
电影局是我们的知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电影局对主旋律电影的态度是怎样的?
尹力：一是得有，这类型的片子肯定还是要做，二是要有好的，创作者要想办法做得熨帖，让片子里的感情与观众建立起共鸣；三是不能与现行的电影产业机制相悖。现在电影大格局还是要以商业电影为主，是票房主力，这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电影局)尽可能给了主旋律电影以关注和推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电影局出文要求重视《铁人》发行的事情?
尹力：电影局所做的这种市场化努力，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种引领和推动的手段，使我恢复了不少信心。而且这不光是给我，也是给整个主旋律电影以信心。(如果)推广不力，市场遇冷，这个题材对电影创作者的吸引力也会打折扣的——如果政府没有一些激励机制，拍别的题材又更能赚名赚钱，那谁还拍主旋律呢?
这次电影局领导从片子立项开始就不断出台各种指示、要求，对《铁人》寄予厚望，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我们的多次研讨会。政府职能逐渐由管理变为服务，政府官员亲力亲为，开始跟艺术家交朋友，并倾注自己的情感在影片里面，这是电影发展不可缺少的保障。尹力代表主旋律电影创作者由衷感谢电影局领导——这句话一定要写上。电影局也是我们的知音。
尹力，出生于1957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第五代”导演群体的一员。1989年执导的首部影视作品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夺得“飞天奖”。
令尹力声名鹊起的是近年的“主旋律三部曲”。2004年，《张思德》在国内获得8000万票房；2006年，取材于革命时期爱情故事的《云水谣》，包揽了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几乎所有重要奖项，2009年，《铁人》上映，档期从“五一”直排到“十一”，冀望以超长的上线时间换取过亿票房。
他对主旋律题材的驾轻就熟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业内已有“主旋律，找尹力”的说法。“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毁我呢。”尹力听了本刊记者的转述赶紧摇手，“我也不是要拍一辈子主旋律啊。”
“选择主旋律，大概是受了中国文人传统的影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侧身知识分子行列，想表达点有风骨的东西。”他说。
不是所有酒都能装在主旋律这个瓶子里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重述当年铁人王进喜的故事，你想要通过电影表达什么?
尹力：那个年代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价值观变了。过去讲奉献，现在讲财富，过去讲“少活二十年，拼下大油田”，现在是信仰缺失。过去的质朴、投入能把每个生命都点燃，现在人人都像电影里的刘思成患了“沙漠综合征”——失语，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鲁迅先生讲的民族脊梁精神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
我不是要板起脸孔教育你学习王进喜精神——时代已经发生了大洗牌，过去的那种做法在今天不可能了。但我想引发一种思考，甚至引发一两代人之间关于价值观的对话。这电影能起到这样一点作用，就足够了。
《瞭望东方周刊》：与你之前拍的几部主旋律题材相比，《铁人》有什么不同?
尹力：《铁人》设置了刘文瑞这个虚构的人物，他是王进喜身边一个“反面人物”、“逃兵”，但是剧中人都对他寄予同情、悲悯。实际上他有更多普通人的特性，有跟我们一样的软弱和畏缩——在那种环境下，更多人可能像他这样表现。
这种尝试在此前的两部电影里面都没有。《张恩德》里面人人都那么憨直淳朴，都是顺拐的；《云水谣》里面人人都为了爱情，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以前不是不想做这种尝试，是不知道适不适合。并不是所有的酒都能装在主旋律这个瓶子里的。
拍主旋律电影的难处
《瞭望东方周刊》：你这几年为什么一直选择主旋律题材?
尹力：这大概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困顿。虽然现在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的工具，人们把电影创作者也划归娱乐圈，但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受了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总还是想侧身知识分子行列，希望能表达点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有一次我去日本，专门去欣赏了他们的歌舞伎表演和能乐。前者是比较市井娱乐的东西，像我们的《三言二拍》，能乐则专门探讨严肃的问题，灵与肉，生与死。我们(做电影的)是不是也可以如此，有专门负责消费娱乐的，也有能唤起一点思考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主旋律题材最适合探讨这类严肃的主题?
尹力：肯定不光是这些。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我们的历史具有明显的时代标识，提起1911年就是辛亥革命，(上世纪)20年代就是党的诞生，30年代就是长征，所有记忆都是按照党的编年史来的。其实这里面肯定有大量世俗的、市井的、包罗万象的东西。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不可能只观照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点。
但主旋律影片还是要有。现在的问题在于。一听“主旋律”这个词，自然而然把你划归到宣传的、教育的、团体票的、下红头文件的、不商业的、不好看的范畴里。现在主旋律的品牌和标签被固化，就是把宣传材料电影化，好人好事银幕化。这实际是自我屏蔽掉相当的观众。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宿命。
其实“主旋律”这个概念提出以来的十几年间不乏优秀之作，但平庸之作也不在少数。带有明显标识的主旋律影片怎么拍，可能是创作者面对的最大问题。我们不光要拍主旋律电影，还要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观众对这类电影固化的一种印象。这可能要比创造一部平常的电影难上加难。因为你不是平地起高楼，与其他电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们往往会问，把报纸上宣传的、电视台报道的非常感人的真人真事拍成—部电影，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和价值?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作为一种让老百姓走进影院掏钱买票的文化消费品，是否承载用胶片记录好人好事的使命?我不主张每出一位劳模就部拍成电影，还是要找得到艺术角度才行。有些故事，在生活里、新闻报道里都会很感人，但是你找演员来重新演绎一遍就失去意味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拍主旋律电影的难点在哪里?
尹力：太多了，自然的，人文的。如果没点信念，我早就放弃了，而且能找到一万个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最大的困难还是面对各种质疑和不理解。
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可以讲上几天几夜。人文的，比如涉及真人真事怎么处理?铁人王进喜的亲人、战友、徒弟，很多都还在世。前两天开研讨会，他们还聚在一起问：“哪个是我?”都要对号入座的。这个你怎么处理?涉及未定论的人与事，又怎么处理?
还有，有的时代信息跟现在的观众是隔阂的。没办法有效传播。比如，王进喜的年代说冰天雪地里只要拿着《毛选》就不怕冷。包括阶级斗争这样的背景也没办法讲，“文革”后期王进喜被批斗，被他心爱的徒弟们毒打，这怎么写?如果放进(电影)整个价值观就该混淆了。
电影局是我们的知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电影局对主旋律电影的态度是怎样的?
尹力：一是得有，这类型的片子肯定还是要做，二是要有好的，创作者要想办法做得熨帖，让片子里的感情与观众建立起共鸣；三是不能与现行的电影产业机制相悖。现在电影大格局还是要以商业电影为主，是票房主力，这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电影局)尽可能给了主旋律电影以关注和推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电影局出文要求重视《铁人》发行的事情?
尹力：电影局所做的这种市场化努力，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种引领和推动的手段，使我恢复了不少信心。而且这不光是给我，也是给整个主旋律电影以信心。(如果)推广不力，市场遇冷，这个题材对电影创作者的吸引力也会打折扣的——如果政府没有一些激励机制，拍别的题材又更能赚名赚钱，那谁还拍主旋律呢?
这次电影局领导从片子立项开始就不断出台各种指示、要求，对《铁人》寄予厚望，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我们的多次研讨会。政府职能逐渐由管理变为服务，政府官员亲力亲为，开始跟艺术家交朋友，并倾注自己的情感在影片里面，这是电影发展不可缺少的保障。尹力代表主旋律电影创作者由衷感谢电影局领导——这句话一定要写上。电影局也是我们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