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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出生的陈宏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程曾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名字就叫《CHINAPOWER》，讲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长的故事，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老实的中国留学生
1983年，教育部选拔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的陈宏竭力争取到这个机会。两年后，怀揣80美元，他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梦想中的“海外深造”。
入学不久，美国的老师和同学就给陈宏贴上了“刻苦、勤奋”的标签。在陈宏印象中，这个标签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留学生共有的。
于是，在外国同学眼中，中国留学生总是一副如饥似渴、钻研读书的样子。不仅如此，还常常给人以“默默无语”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也穷，刚刚踏出国门，大家有潜在的自卑感，而且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都不敢乱讲话，这种个性在我们中间也就比较多，美国一些教授甚至觉得中国留学生过于老实了。”陈宏解释道。
谨慎而保守的心理状态，对于曾希望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出去郊游、运动，组织晚会都是通过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只带自己人出去玩，和外国的圈子没有任何交集。”陈宏说。
陈宏最早的外国朋友是学校里的舍友——一个比他年长十几岁的日本留学生Kimma。两人相处得很好，但这位舍友始终觉得“日本绝对比中国发达多了”。
陈宏觉得这是歧视，KEMO则给出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五六十年代日本人看到美国人就像神一样，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越来越强大，他的几个朋友甚至开始管理美国人。那种敬畏感、神秘感就没了。他的毕业论文叫《傲慢与偏见》，结论就是，真正要让世界产生尊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做到强大。”陈宏说，20年后他对这个说法有了尤为深刻的体会。
在美国最初的岁月里，外国同学确实普遍瞧不起中国。“比如美国人对你态度很好。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不会把你当做和他一个同等级别的人交往。他觉得就是送你一些东西，照顾你一下。”陈宏说。
后来陈宏住进一个有5名白人学生的宿舍，“有一个舍友，一个英国人，上来就问我，中国通电吗、有电视机吗等离奇的问题，好像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共产主义也能赚钱
1991年，博士毕业的陈宏来到硅谷。那时互联网世界已开始风起云涌，纳斯达克不断上演财富神话。但这些高科技神话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投资界的印象中，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始终以循规蹈矩的“工程师”或者“助理教授”的面貌出现，根本没有创业成功的例子。
陈宏在1993年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借筹集50万美元创立了Aimnet公司。但他在融资路上遭遇身份难题。
他原本准备经历艰难的谈判过程，结果投资公司都表示“对不起，我们没兴趣”，根本不与他对话。
有人提点他：这些美国“风投”宁肯投印度人也不会投中国人。在他们的心中，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幸，陈宏还是找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将Aimnet打造成为美国加州最大的网络服务商之一。此时，和陈宏一样开始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还喊出了一个口号：让西方人明白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知道怎样赚钱。
不过，这时美国主流IT圈对于他和中国人还不在乎。有一次在会议上，陈宏主动上前和康柏公司CEO打招呼。对方握手后，说声“nice talking to you”就不再理会。
1999年12月15日是一个转折：陈宏一手创立的GRIC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大陆留学生作为CEO和创始人在纳斯达克上市最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开始掏钱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司，有些留学生常常凭借一纸商业策划书就可以拿到投资。
一定要参加的年会
GRIC上市后，一些大公司的CEO开始与陈宏往来。曾经对他“闭门谢客”的美国投资界人士也开始寻找与陈宏交流的机会。“从2000开始，这种平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个人实力增强的结果。世界的眼光开始更多聚焦在中国人身上。”陈宏说。
而这种“聚焦”效应，颇为明显地体现在华人协会的影响力上。
1991年，陈宏等在硅谷创办北加州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它本想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科技部副部级的领导，想接触一些美国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协会安排后，这些大型公司派来的竟然是刚从学校毕业两年的低层管理人员。”陈宏说。
8年后，陈宏与WebEx公司创始人朱敏、新浪的茅道临等第一批留学生创业者联手创立华源科技协会，“刚创立的第一年99％都是中国人在参与。现在参加华源年会的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美国的副总统戈尔会来，思科的CEO、微软的CEO全都来了。”陈宏说。
他的历程曾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名字就叫《CHINAPOWER》，讲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长的故事，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老实的中国留学生
1983年，教育部选拔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的陈宏竭力争取到这个机会。两年后，怀揣80美元，他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梦想中的“海外深造”。
入学不久，美国的老师和同学就给陈宏贴上了“刻苦、勤奋”的标签。在陈宏印象中，这个标签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留学生共有的。
于是，在外国同学眼中，中国留学生总是一副如饥似渴、钻研读书的样子。不仅如此，还常常给人以“默默无语”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也穷，刚刚踏出国门，大家有潜在的自卑感，而且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都不敢乱讲话，这种个性在我们中间也就比较多，美国一些教授甚至觉得中国留学生过于老实了。”陈宏解释道。
谨慎而保守的心理状态，对于曾希望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出去郊游、运动，组织晚会都是通过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只带自己人出去玩，和外国的圈子没有任何交集。”陈宏说。
陈宏最早的外国朋友是学校里的舍友——一个比他年长十几岁的日本留学生Kimma。两人相处得很好，但这位舍友始终觉得“日本绝对比中国发达多了”。
陈宏觉得这是歧视，KEMO则给出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五六十年代日本人看到美国人就像神一样，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越来越强大，他的几个朋友甚至开始管理美国人。那种敬畏感、神秘感就没了。他的毕业论文叫《傲慢与偏见》，结论就是，真正要让世界产生尊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做到强大。”陈宏说，20年后他对这个说法有了尤为深刻的体会。
在美国最初的岁月里，外国同学确实普遍瞧不起中国。“比如美国人对你态度很好。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不会把你当做和他一个同等级别的人交往。他觉得就是送你一些东西，照顾你一下。”陈宏说。
后来陈宏住进一个有5名白人学生的宿舍，“有一个舍友，一个英国人，上来就问我，中国通电吗、有电视机吗等离奇的问题，好像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共产主义也能赚钱
1991年，博士毕业的陈宏来到硅谷。那时互联网世界已开始风起云涌，纳斯达克不断上演财富神话。但这些高科技神话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投资界的印象中，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始终以循规蹈矩的“工程师”或者“助理教授”的面貌出现，根本没有创业成功的例子。
陈宏在1993年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借筹集50万美元创立了Aimnet公司。但他在融资路上遭遇身份难题。
他原本准备经历艰难的谈判过程，结果投资公司都表示“对不起，我们没兴趣”，根本不与他对话。
有人提点他：这些美国“风投”宁肯投印度人也不会投中国人。在他们的心中，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幸，陈宏还是找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将Aimnet打造成为美国加州最大的网络服务商之一。此时，和陈宏一样开始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还喊出了一个口号：让西方人明白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知道怎样赚钱。
不过，这时美国主流IT圈对于他和中国人还不在乎。有一次在会议上，陈宏主动上前和康柏公司CEO打招呼。对方握手后，说声“nice talking to you”就不再理会。
1999年12月15日是一个转折：陈宏一手创立的GRIC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大陆留学生作为CEO和创始人在纳斯达克上市最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开始掏钱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司，有些留学生常常凭借一纸商业策划书就可以拿到投资。
一定要参加的年会
GRIC上市后，一些大公司的CEO开始与陈宏往来。曾经对他“闭门谢客”的美国投资界人士也开始寻找与陈宏交流的机会。“从2000开始，这种平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个人实力增强的结果。世界的眼光开始更多聚焦在中国人身上。”陈宏说。
而这种“聚焦”效应，颇为明显地体现在华人协会的影响力上。
1991年，陈宏等在硅谷创办北加州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它本想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科技部副部级的领导，想接触一些美国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协会安排后，这些大型公司派来的竟然是刚从学校毕业两年的低层管理人员。”陈宏说。
8年后，陈宏与WebEx公司创始人朱敏、新浪的茅道临等第一批留学生创业者联手创立华源科技协会，“刚创立的第一年99％都是中国人在参与。现在参加华源年会的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美国的副总统戈尔会来，思科的CEO、微软的CEO全都来了。”陈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