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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贸形势不确定的担忧，中国外贸调控思路更强调“调整进出口结构”。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不仅宣告了“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2012年“底部波动”“复苏乏力”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相对稳定。与其他年份相比，2013年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从短期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仅宣告了全球悲观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年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但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出口在发达国家经济小幅改善和新兴经济体持续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前弱后稳”“持续低迷”的态势，外部不平衡的逆转幅度有所减弱，但外需对于GDP的贡献依然为负。世界不平衡的持续逆转对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
消费扩张并没有如政策承诺那样取得收效，相反，落实“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四风整顿”等的持续开展以及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直接导致2013年消费疲软，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中国并没有从危机前的“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内需驱动型模式”，而是向“信贷——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内需的稳定依赖于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可持续性进一步弱化。
供给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是2013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率接近50%，并使2013年就业状况出现超预期的反弹；第二产业的复苏依然受到产能过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但低迷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第一产业增速的明显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视的事件。在蔬菜价格以及肉禽价格持续上扬的带动下，中国CPI的回升证实了第一产业供给滑坡带来的宏观冲击不容忽视。
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问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带来风险积累已达到新的临界点，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顺应这种历史性的要求，揭开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问题，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方法，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核心实施保障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
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促推剂。大改革要得到顺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会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运动必将持续深入地展开。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解读对于社会的冲击在短期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大改革在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又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调控当局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 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面展开。这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路径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2013年全年增速预计达到7.8%，2014年全年增速预计为7.7%
我们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其一，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9750亿元；其二，2014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为6.03：1。
第一，在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与稳增长政策效应的作用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出“前弱后稳”的态势，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8%，同比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预计达到4.0%，比2012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7.9%，与2012年齐平，也为近5年的最低点；但第三产业的增速出现8个季度连续回升，全年增速预计达到8.5%，比2012年同比增速提高了0.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将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
第二，在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疲软的作用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小幅持续回落”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20.3%，与2012年齐平。
2014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的全面开展以及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2013全年预计增速为13.3%，比2012年同比增速回落了1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4年，“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第四，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改善与新兴市场经济深度回落的双重力量作用下，2013年中国出口增速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整体状态依然低迷，全年增速预计为7.4%，比2012年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进口在国内库存和生产小幅复苏的作用下有所反弹，增速达到6.8%，比2012年反弹了2.5个百分点，预计贸易顺差达到2583亿美元，比2012年略有提高。
2014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第五，由于流动性在宏观与微观的二元背离，导致2013年货币政策难以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操作，预计2013年末狭义货币供应（M1）增速达到10.1%，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14.4%，比年初设定的目标高1.4个百分点。
2014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第六，产能过剩、生产资料价格低迷和输入性通货紧缩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货币供应增速上扬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2013年CPI增速估计在2.7%，比上年上涨0.1个百分点；此外，由于PPI的回升，GDP平减指数估计在2.2%的水平，比2012年提高0.3个百分点。
2014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将有所上扬，预计2014年CPI将达到3.2%，GDP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相对稳定。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不仅宣告了“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2012年“底部波动”“复苏乏力”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相对稳定。与其他年份相比，2013年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从短期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仅宣告了全球悲观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年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但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出口在发达国家经济小幅改善和新兴经济体持续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前弱后稳”“持续低迷”的态势，外部不平衡的逆转幅度有所减弱，但外需对于GDP的贡献依然为负。世界不平衡的持续逆转对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
消费扩张并没有如政策承诺那样取得收效，相反，落实“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四风整顿”等的持续开展以及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直接导致2013年消费疲软，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中国并没有从危机前的“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内需驱动型模式”，而是向“信贷——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内需的稳定依赖于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可持续性进一步弱化。
供给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是2013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率接近50%，并使2013年就业状况出现超预期的反弹；第二产业的复苏依然受到产能过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但低迷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第一产业增速的明显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视的事件。在蔬菜价格以及肉禽价格持续上扬的带动下，中国CPI的回升证实了第一产业供给滑坡带来的宏观冲击不容忽视。
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问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带来风险积累已达到新的临界点，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顺应这种历史性的要求，揭开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问题，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方法，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核心实施保障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
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促推剂。大改革要得到顺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会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运动必将持续深入地展开。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解读对于社会的冲击在短期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大改革在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又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调控当局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 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面展开。这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路径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2013年全年增速预计达到7.8%，2014年全年增速预计为7.7%
我们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其一，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9750亿元；其二，2014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为6.03：1。
第一，在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与稳增长政策效应的作用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出“前弱后稳”的态势，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8%，同比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预计达到4.0%，比2012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7.9%，与2012年齐平，也为近5年的最低点；但第三产业的增速出现8个季度连续回升，全年增速预计达到8.5%，比2012年同比增速提高了0.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将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
第二，在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疲软的作用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小幅持续回落”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20.3%，与2012年齐平。
2014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的全面开展以及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2013全年预计增速为13.3%，比2012年同比增速回落了1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4年，“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第四，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改善与新兴市场经济深度回落的双重力量作用下，2013年中国出口增速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整体状态依然低迷，全年增速预计为7.4%，比2012年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进口在国内库存和生产小幅复苏的作用下有所反弹，增速达到6.8%，比2012年反弹了2.5个百分点，预计贸易顺差达到2583亿美元，比2012年略有提高。
2014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第五，由于流动性在宏观与微观的二元背离，导致2013年货币政策难以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操作，预计2013年末狭义货币供应（M1）增速达到10.1%，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14.4%，比年初设定的目标高1.4个百分点。
2014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第六，产能过剩、生产资料价格低迷和输入性通货紧缩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货币供应增速上扬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2013年CPI增速估计在2.7%，比上年上涨0.1个百分点；此外，由于PPI的回升，GDP平减指数估计在2.2%的水平，比2012年提高0.3个百分点。
2014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将有所上扬，预计2014年CPI将达到3.2%，GDP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相对稳定。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