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欧盟来说，2019年是重要决定之年，最大的决定不是英国脱欧或法国“黄背心”运动，而是借助街头政治和网络动员获得力量倍增的各类民粹主义政党纷纷进入庙堂之上，从而影响未来欧洲发展进程。
“一卡双带”
英国《卫报》曾进行“自我调查”：1998年，该报发表约300篇含有“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者”词眼的涉欧文章，2015年有约1000篇，而2018年的数字翻了一番，超过2000篇。这并非偶然，1998年，只有两个欧洲小国——瑞士和斯洛伐克——的政府中有民粹主义者，如今达到9个国家，而至少有一名民粹主义部长入阁的政府统治的欧洲人口从1250万增至1.7亿。超过1/4的欧洲人在2018-2019年选举中把票投给民粹主义者，20年前仅有7%。73岁高龄的捷克籍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扬·卡万是欧洲政坛常青树，见过太多政治悲喜剧的他说：“从有政客的那一天起，就有了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它赢得选举。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纯粹民粹主义’，甚至在10年前都还不存在。”
这一回，民粹主义入侵欧洲的特征很鲜明——排外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DRPX）掌握话语权，包括意大利联盟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等，他们当政或参与执政联盟，共同点是反体制特征，自诩为“反对传统精英的人民的完美代表”。然而，它们所代表的“人民”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从消沉的热门行业人群到流离失所的工人，再到失业的年轻人或失去竞争能力的小商贩，而失去职业竞争力和失败者身份认同构成了上述人群不满的轴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社会学家马泰斯·罗德因发现，欧洲民粹党派在抵制全球化上形成共识，他们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全球化代表“零和游戏”，新兴经济体以牺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造成其社会恶化为代价进行强劲增长。他们攻击欧盟推动了快速而不稳定的全球市场，并相信自己将成为这一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但当几十亿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被纳入全球分工方程式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竞争环境中，欧洲变成“被围据点”。不仅如此，在他们的语境里，欧盟财政紧缩政策也不得人心，一方面是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违心接受条件苛刻的纾困贷款，另一方面是布鲁塞尔严格的财政纪律，前者主要影响欧盟南方国家，北方债权国攫取大量信贷抵押品，以期收回贷款，可不顾及债务国的民生（特别是就业岗位消失）;后者影响到了联盟所有成员，为了不超过联盟内部商定的3%的最高财政赤字，各国不得不对其公共支出大力收紧，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受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最大。
与反全球化相呼应，DRPX加紧排外，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焦虑时期，对‘我们’和‘他们’加以区别，比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简单得多。”DRPX所鼓吹的排外与反对欧盟其实是“一卡双带”，首先，欧盟组织持续东扩，带来了人员在联盟内部自由流动，大批中东欧劳工进入西欧，带来中低端就业市场巨变（像英法果园采摘业基本被波兰、罗马尼亚农业工人垄断）;其次，欧洲盲目追随美国武力介入“阿拉伯之春”风暴，导致数百万逃离中东和北非难民的到来，欧盟不得不实施难民配额制度，迫使成员国开放。
在歐洲，如今，借助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欧洲政治市场的入门限制很低，不再需要复杂的组织，抗议运动能迅速聚集起来，新政治组织得以形成，老牌政党被恶意分化。
香港龙洲经讯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师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嘲笑DRPX“欺软怕硬”，“把经济困难怪罪到外国人头上，是懦夫行为”。回顾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曾有人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崩溃所引发的民众怒火转到“贪婪的金融寡头”头上，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失败了，因为金融业可调动巨大资源辩护。况且，拿银行家开刀，不能平息大众怒火，因为打击金融领域并不能提高工资、缩小差距、避免被社会忽视。于是，一通邪火全撒在最脆弱的人群身上，可就是不解决问题。
“班农的阴影”
众所周知，西方选举政治离不开金钱，号称“人民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特别是DRPX上台也离不开“金弹”帮衬。日本《选择》月刊报道，跨大西洋之间，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活动经费正流向那些宣扬仇恨思想的民粹主义团体，以至于催生出“仇恨产业”这一名词。最初播下“仇恨种子”的是名叫雷诺·加缪的法国小说家，他在2010年前后提出的“大置换”理论引发反响，核心思想是有色人种移民大举涌入，欧洲和美国公民生育率低下，法国人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这一理论迅速在极右翼人士尤其白人至上主义者中引发“大置换热潮”。社交媒体上，有着模特般姣好面庞的美国保守派评论家坎达丝·欧文斯（她自己却是黑人女性）和迈洛·扬诺普洛斯靠着刺耳的极右民粹思想和辛辣的人身攻击，聚拢了超高人气，两人的“中东难民阴谋论”更是给欧洲煽起“阴风”。
可真实的调查却让人意识到，欧文斯、扬诺普洛斯这样的年轻评论人受追捧，是因为得到欧美富裕阶层明目张胆的资金支持。截至2017年，扬诺普洛斯在欧美巡回演讲的所有经费，都由美国犹太裔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提供，他凭借对冲基金文艺复兴公司总裁的身份扬名立万，也是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的大金主。他的女儿丽贝卡更成为“极右猎头”，为父亲寻找值得投资的新极右翼人士。一家美国研究机构研究员说：“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极右翼，如果仅指新纳粹团体，他们就得不到什么资金实力，如果扩展到‘反中东阿拉伯’团体的话，那钱数会多到离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附属研究机构2016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08年到2013年，74个欧美“反中东移民”团体合计获得的捐款超过两亿美元，包括“中东论坛”这类只具研究性质的团体和“圣战观察”“我们行动吧！”这些名字里就带着火药味的团体。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内森·林表示，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产业”。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活动“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大产业”。
为了开拓财源并规避法律风险，欧洲极右翼还把目光投向加密货币。2018年5月，在老主顾、美国总统特朗普那里失宠的前顾问斯蒂芬·班农来到布鲁塞尔，协助名为“运动”的组织造势，其宗旨就是让欧洲民粹主义联合起来，破坏欧盟的根基。7月18日，班农透露自己正在创建一种加密货币，为“政治斗士”提供一种现行金融体系的替代办法，甚至这种代币将来要用于支持全球范围的民粹运动。初创企业代币公司（Token）首席执行官雅辛·特拉指出：“目前加密货币主要是由一些初创企业推出，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做。鉴于班农的知名度，可以设想他可能让某一个群体接受其加密货币，并让该货币获得一定价值。”要知道，替代货币的主要风险是削弱各国银行监管系统，因为金融资本会大肆向数字货币转移，这正是班农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表示：“加密货币是具有破坏性质的金融民粹主义，控制了货币，就是掌控了一切。”特拉提供了一个线索，2017年8月美国夏洛茨维尔发生种族冲突后，很多极右翼支持者都表示抵制贝宝、苹果支付和谷歌钱包等在线支付形式，并且抵制信用卡，转向了替代货币，以便能安全、匿名地进行支付。
学习应对经验
现实经济和社会危机让民粹主义者大行其道，但他们并非没有上升的“天花板”。2019年5月，五年一度的欧盟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经过组织和舆论动员的极右翼政党均斩获最多票数，合计拿到议会25%的席位数，比上届增加5%，但未达到班农等人预期的30%。过半数的欧盟国家选民对统一的欧盟怀有困惑与不满，但仍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
实际上，极右翼政客们已闻到政治气味的微妙变化。选举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以微弱优势战胜总统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可得票率比上届降低1.55个百分点，他们在选举中不敢继续高喊“脱欧”，甚至放弃要求法国脱离“欧元区”的主张，转而谋求在欧盟内恢复各国更多“主权”，希望改“歐洲一体化”为“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而在意大利，副总理兼联盟党魁萨尔维尼欲成为新一代欧洲极右翼党派领袖，5月18日，也就是欧洲议会选举前一周，他发起欧盟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极右翼党派串联，近20个极右翼政党领袖或代表齐聚米兰，高呼“保护欧洲文明，打击非法移民”口号，为欧洲议会的极右翼党团一一民族和自由欧洲拉票，可他们没能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
颇具讽刺的是，为防对手揪住“里通外人，搞乱欧洲”的小辫子，欧洲极右翼政党纷纷和那位“美国师爷”班农划清界限，“欧盟选举背后的政治力量有且只有我们”。勒庞还特别指出班农“不是欧洲人，是美国人”，并称班农不该在“拯救欧洲”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但一些欧洲媒体认为，美国对欧盟联合向来忌惮，原本通过安插在欧盟中的英国制造事端扰乱一体化进程，现在直接派出班农坐镇欧洲，力图将欧洲极右翼势力拼凑起来，赤裸裸地展开“拆解欧盟”的“运动”。
然而，从欧洲议会以及接下去多国选举结果看，支持欧盟一体化的中间派和左派力量有所上升，它们与中右、中左派依然掌握欧洲议会大多数席位，反映了一体化仍是欧洲政治和欧洲民意的主流。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60多年历史中，特别是欧盟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经过多年的交流与融合，已就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形成清晰的理念和模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这使得从根本上颠覆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上加难。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还总结出几大抗衡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良方”，其中最有效的是自己设定议题，不跟民粹主义者跑，“反移民、反‘中东宗教威胁’等议题是DRPX喜欢的，可我们可以多讲经济改革和收入二次分配”。另外，不要挑动焦虑议题，而是要唤醒热情，“就像勒庞与马克龙的每次较量，前者的话语体系全是焦虑，对社会衰退的恐惧、对阿拉伯移民改变法国社会的恐惧，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而后者用乐观主义的语气回应，用完整的建设高度发达而均衡的国家经济去唤醒很多年轻选民对改变生活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