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拍美的摄影师太多，以至于我们都忘了现实中还有很多狼狈；读诗的人太少，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有人可以用影像写诗。廖伟棠，用影像与文字，寻找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摄影不是美的——是忠于自身的纪实
廖伟棠曾经拍过一段“美”，那是在2001年的时候，他离开香港的家北上，报读了清华美院的商业摄影课程。在这之前，他的诗歌在香港已经小有名气，忽然从一个文艺的读书气氛到了张扬的时尚艺术氛围中，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本人也觉得跟自己的性格不太搭。但在清华美院，他深度学习了闪光灯使用方法、布景技巧等诸多摄影技术，也结识了摄影圈、艺术圈的不少朋友，并很快成为当时一本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及摄影师。
那年，他的工作是拍摄人物采访与艺术现场，也不时接些广告拍摄工作，收获了繁忙也得到了不错的金钱收入，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厌烦商业摄影，质疑起那些被定格的、被截取的、被制作出来的唯美照片。“这些看似美丽的照片遮挡了世界最真实的部分，其实世界上不只有美。”相机定格的瞬间，电脑后期成就的人像照，丢掉了人类最真实的一面，回避了他们作为一个拥有丰富个性的人的存在，也否定了世界的多样性。这个世界只有美吗’廖伟棠开始涉及纪实题材的拍摄。
2003年，他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特约摄影师，专注拍摄环保题材，2006至2008年他关注教育与劳工，成为乐施会的特约摄影师并与该机构合作创办、主编了一本纪实摄影杂志。渐渐地，纪实摄影代替商业摄影，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丰富的实地拍摄经历令他对纪实摄影有了不同的看法。“纪实并不应该只是服务于某一社会题材，而可以是在记录现实的基础上加载摄影师的观念，是可以有虚构、隐喻、象征的。”廖伟棠倾向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记录现实的纪实，也不是只限于摄影师表达自身的观念摄影，而是将观念介入现实，是充满了艺术性的纪实艺术摄影。
在众多摄影大家之中，廖伟棠一直非常欣赏约瑟夫·寇德卡（以下简称寇德卡），其《布拉格之春j系列作品引发了世人对报道摄影中摄影师自我定位问题的思考。他在形容寇德卡的作品时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如荒诞剧中走过场的陌生演员一样的人物，置身于他时而开放得流溢而出、时而封闭得压抑窒息的空间构图中，然后又像是随意又像是必然一样锁定在他那仿佛是从现实中突然割裂出来的超现实里。”摄影是可以被介入的，这种充满摄影者观念的表达方式会令照片拥有一种植入事件核心的力量，寇德卡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波希米亚香港》《波希米亚中国》是廖伟棠出版的两本摄影书，他通过最“贴近波希文艺范儿的众生相”，来梳理中国城市的脉络。在拍摄中，他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香港著名文化评论人李照兴在为《波希米亚香港》一书写序时说：“廖伟棠没完全脱下自己那波希米亚的身份。”纪实摄影中加入涉及摄影师自身的观念摄影，成为纪实艺术，这并不意味着违背现实，反而意味着个人风格的树立以及摄影师对于社会纪实的认知与理解。
而在国内摄影师之中，廖伟棠尤为欣赏女摄影师游莉，她在中国北方国境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等地拍摄，推出了系列作品《寂静的维度》。作品中，她重新审视了自身与东北家乡，勾画了记忆与现实、乡愁与变迁的交错关系。廖伟棠认为，现今的中国是处于变革之中的，社会上并不是只有良辰美景，而游莉的摄影作品对得起国内的现实状况。他在评价游莉时表达出一种欣喜的心情，语调中带有认同感。
当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美的事物时，真正的摄影家会将“丑”带到你的面前，他们关注人类沉重的命运，照片中多带有对历史、环境乃至自身的思索。廖伟棠是个悲观者，他常用黑白胶卷创作，去掉画面中美丽的色彩并很少将镜头对准良辰美景。“我不喜欢正能量，讲多了容易变成鸡汤。”“现实是对摄影师与艺术家的考验，也是摄影的厚度所在”，廖伟棠说。
森山大道，是在世摄影家中我最热爱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约瑟夫-寇德卡。两人的影像和生活、创作方式似而不同，他们都有强大的视觉）中击力，森山奇崛而寇德卡洪荒；他们的影像气质都饱含诗意，森山竦野而寇德卡苍郁；森山几乎都在城市核心深处游荡，如他自喻的流浪狗；寇德卡则在社会与地理的边陲漂流，如荒原狼。
寇德卡有道，那是吉普赛人传承给他的随天地大运而流转之道；森山有道，他信步在东方之道与西方的road——六十年代垮掉派的on the road之间，他就像俳句诗人种田山头火与小说家凯鲁亚克的双生人，在酒精、咖啡与创作欲的催迫下，泥石流般在影像中倾吐俳句式的电光一闪和垮掉派小说自动写作式的即兴爵士乐。
——廖伟棠
摄影与诗——蕴藏着同样广阔的想象力
梁文道说“廖伟棠是一个在香港非常著名的诗人，是三十世代里面最出色的一个诗人、摄影师跟一个作家。”在摄影之前，廖伟棠先是一个诗人，将百分之六十的生命献给了写作。他很幸运，当摄影越来越单薄之时，诗人的身份令他更好地理解了影像与现实。
2007年，他在重庆的乡下拍摄了在浙江打工罹患尘肺病而归家的工人，那些尘肺病人眼神虚无空洞，手捧自己的肺部X光片如手捧遗像，这个画面在刺激他按下快门的同时，也令他诗意大发。“其实诗歌和摄影很像，都以浓缩为美，都是生活的断片”，廖伟棠说，“摄影和诗歌是从创作者生活情感中提取的一个切面，观者可以从切片中联想到创作者的全部。”影像内含丰富的想象力，真正的好摄影师应该能将自己内在的所有理解与感悟在1/125秒中表现出来，但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一张照片呈现的东西越多越好。
你若仔细看廖伟棠的摄影作品，会发现其中总有一些意味深远的涵义，这就是他的“摄影乘法”理念所营造的。在表达事件时，他多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事物的关系来呈现其脉络所在，他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令观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事件的本质中去。“画面中两个意向要做化学反应，碰撞出两个或者比两个更多的东西。”他对现在流行的极简主义并不看好，尤其不喜欢那些刻意留白的禅意摄影。不一定只有“加减法”才是摄影的原理，在诗人廖伟棠眼里，摄影的魅力在于它提供给观者多少想象空间，影像可以很繁杂，也可以很整洁，但其中必须有意味，如诗歌一般需要细细品味。
2014年，廖伟棠著写了《寻找仓央嘉措》一书，亲自翻译了六十首仓央嘉措的诗歌，并展示了近些年寻访仓央嘉措故乡的照片。他像一个追星族一般，每年夏天都前往西藏寻找这位传说中的诗人的足迹，去他小时候修行的地方，看他小时候看过的风景，听他的乡音。这种粉丝的心态令他更加谨慎地按下每一次快门，也令他更好地理解了仓央嘉措的诗。摄影与诗歌是有一种亲密关系的，摄影占据着他剩余百分之四十的人生，拍摄令他的观察力更加敏锐，并大大地刺痛着他、激发着他的写作欲望。反之，诗歌及写作也令他对摄影有了更多思考。
毋庸置疑，廖伟棠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也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他将诗作之中文字蕴含的想象力转移到影像的表现之上，目复一日，带着诗意拍照，忠于自己，忠于现实。
关于摄影师的职责——廖伟棠给年轻摄影师的一点建议快餐式的阅读环境，轻媒体的流行，造就了影像阅读者的懒惰。他们全然抛弃思考的快乐，甚至视思考为一种负担，把精神交给别人，自己也交给别人。摄影师提供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从不去质疑。“在这种大环境下，摄影师的责任任重道远，要提供给观者足够大的想象空间，这就像是电影的开放式结尾”，廖伟棠说。他在摄影集《巴黎无题剧照》中，给观者留下了思考的作业。书中，文字内容跟图片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图文多是不符的。观者在欣赏图片、阅读文字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自己的眼睛与理解。培养观者的影像阅读潜意识，在他看来也是摄影师重要的职责之一。
摄影不是美的——是忠于自身的纪实
廖伟棠曾经拍过一段“美”，那是在2001年的时候，他离开香港的家北上，报读了清华美院的商业摄影课程。在这之前，他的诗歌在香港已经小有名气，忽然从一个文艺的读书气氛到了张扬的时尚艺术氛围中，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本人也觉得跟自己的性格不太搭。但在清华美院，他深度学习了闪光灯使用方法、布景技巧等诸多摄影技术，也结识了摄影圈、艺术圈的不少朋友，并很快成为当时一本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及摄影师。
那年，他的工作是拍摄人物采访与艺术现场，也不时接些广告拍摄工作，收获了繁忙也得到了不错的金钱收入，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厌烦商业摄影，质疑起那些被定格的、被截取的、被制作出来的唯美照片。“这些看似美丽的照片遮挡了世界最真实的部分，其实世界上不只有美。”相机定格的瞬间，电脑后期成就的人像照，丢掉了人类最真实的一面，回避了他们作为一个拥有丰富个性的人的存在，也否定了世界的多样性。这个世界只有美吗’廖伟棠开始涉及纪实题材的拍摄。
2003年，他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特约摄影师，专注拍摄环保题材，2006至2008年他关注教育与劳工，成为乐施会的特约摄影师并与该机构合作创办、主编了一本纪实摄影杂志。渐渐地，纪实摄影代替商业摄影，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丰富的实地拍摄经历令他对纪实摄影有了不同的看法。“纪实并不应该只是服务于某一社会题材，而可以是在记录现实的基础上加载摄影师的观念，是可以有虚构、隐喻、象征的。”廖伟棠倾向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记录现实的纪实，也不是只限于摄影师表达自身的观念摄影，而是将观念介入现实，是充满了艺术性的纪实艺术摄影。
在众多摄影大家之中，廖伟棠一直非常欣赏约瑟夫·寇德卡（以下简称寇德卡），其《布拉格之春j系列作品引发了世人对报道摄影中摄影师自我定位问题的思考。他在形容寇德卡的作品时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如荒诞剧中走过场的陌生演员一样的人物，置身于他时而开放得流溢而出、时而封闭得压抑窒息的空间构图中，然后又像是随意又像是必然一样锁定在他那仿佛是从现实中突然割裂出来的超现实里。”摄影是可以被介入的，这种充满摄影者观念的表达方式会令照片拥有一种植入事件核心的力量，寇德卡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波希米亚香港》《波希米亚中国》是廖伟棠出版的两本摄影书，他通过最“贴近波希文艺范儿的众生相”，来梳理中国城市的脉络。在拍摄中，他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香港著名文化评论人李照兴在为《波希米亚香港》一书写序时说：“廖伟棠没完全脱下自己那波希米亚的身份。”纪实摄影中加入涉及摄影师自身的观念摄影，成为纪实艺术，这并不意味着违背现实，反而意味着个人风格的树立以及摄影师对于社会纪实的认知与理解。
而在国内摄影师之中，廖伟棠尤为欣赏女摄影师游莉，她在中国北方国境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等地拍摄，推出了系列作品《寂静的维度》。作品中，她重新审视了自身与东北家乡，勾画了记忆与现实、乡愁与变迁的交错关系。廖伟棠认为，现今的中国是处于变革之中的，社会上并不是只有良辰美景，而游莉的摄影作品对得起国内的现实状况。他在评价游莉时表达出一种欣喜的心情，语调中带有认同感。
当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美的事物时，真正的摄影家会将“丑”带到你的面前，他们关注人类沉重的命运，照片中多带有对历史、环境乃至自身的思索。廖伟棠是个悲观者，他常用黑白胶卷创作，去掉画面中美丽的色彩并很少将镜头对准良辰美景。“我不喜欢正能量，讲多了容易变成鸡汤。”“现实是对摄影师与艺术家的考验，也是摄影的厚度所在”，廖伟棠说。
森山大道，是在世摄影家中我最热爱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约瑟夫-寇德卡。两人的影像和生活、创作方式似而不同，他们都有强大的视觉）中击力，森山奇崛而寇德卡洪荒；他们的影像气质都饱含诗意，森山竦野而寇德卡苍郁；森山几乎都在城市核心深处游荡，如他自喻的流浪狗；寇德卡则在社会与地理的边陲漂流，如荒原狼。
寇德卡有道，那是吉普赛人传承给他的随天地大运而流转之道；森山有道，他信步在东方之道与西方的road——六十年代垮掉派的on the road之间，他就像俳句诗人种田山头火与小说家凯鲁亚克的双生人，在酒精、咖啡与创作欲的催迫下，泥石流般在影像中倾吐俳句式的电光一闪和垮掉派小说自动写作式的即兴爵士乐。
——廖伟棠
摄影与诗——蕴藏着同样广阔的想象力
梁文道说“廖伟棠是一个在香港非常著名的诗人，是三十世代里面最出色的一个诗人、摄影师跟一个作家。”在摄影之前，廖伟棠先是一个诗人，将百分之六十的生命献给了写作。他很幸运，当摄影越来越单薄之时，诗人的身份令他更好地理解了影像与现实。
2007年，他在重庆的乡下拍摄了在浙江打工罹患尘肺病而归家的工人，那些尘肺病人眼神虚无空洞，手捧自己的肺部X光片如手捧遗像，这个画面在刺激他按下快门的同时，也令他诗意大发。“其实诗歌和摄影很像，都以浓缩为美，都是生活的断片”，廖伟棠说，“摄影和诗歌是从创作者生活情感中提取的一个切面，观者可以从切片中联想到创作者的全部。”影像内含丰富的想象力，真正的好摄影师应该能将自己内在的所有理解与感悟在1/125秒中表现出来，但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一张照片呈现的东西越多越好。
你若仔细看廖伟棠的摄影作品，会发现其中总有一些意味深远的涵义，这就是他的“摄影乘法”理念所营造的。在表达事件时，他多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事物的关系来呈现其脉络所在，他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令观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事件的本质中去。“画面中两个意向要做化学反应，碰撞出两个或者比两个更多的东西。”他对现在流行的极简主义并不看好，尤其不喜欢那些刻意留白的禅意摄影。不一定只有“加减法”才是摄影的原理，在诗人廖伟棠眼里，摄影的魅力在于它提供给观者多少想象空间，影像可以很繁杂，也可以很整洁，但其中必须有意味，如诗歌一般需要细细品味。
2014年，廖伟棠著写了《寻找仓央嘉措》一书，亲自翻译了六十首仓央嘉措的诗歌，并展示了近些年寻访仓央嘉措故乡的照片。他像一个追星族一般，每年夏天都前往西藏寻找这位传说中的诗人的足迹，去他小时候修行的地方，看他小时候看过的风景，听他的乡音。这种粉丝的心态令他更加谨慎地按下每一次快门，也令他更好地理解了仓央嘉措的诗。摄影与诗歌是有一种亲密关系的，摄影占据着他剩余百分之四十的人生，拍摄令他的观察力更加敏锐，并大大地刺痛着他、激发着他的写作欲望。反之，诗歌及写作也令他对摄影有了更多思考。
毋庸置疑，廖伟棠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也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他将诗作之中文字蕴含的想象力转移到影像的表现之上，目复一日，带着诗意拍照，忠于自己，忠于现实。
关于摄影师的职责——廖伟棠给年轻摄影师的一点建议快餐式的阅读环境，轻媒体的流行，造就了影像阅读者的懒惰。他们全然抛弃思考的快乐，甚至视思考为一种负担，把精神交给别人，自己也交给别人。摄影师提供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从不去质疑。“在这种大环境下，摄影师的责任任重道远，要提供给观者足够大的想象空间，这就像是电影的开放式结尾”，廖伟棠说。他在摄影集《巴黎无题剧照》中，给观者留下了思考的作业。书中，文字内容跟图片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图文多是不符的。观者在欣赏图片、阅读文字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自己的眼睛与理解。培养观者的影像阅读潜意识，在他看来也是摄影师重要的职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