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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入大学“唯一的指标就是家境”
全球改革之路4
与“Oarsman—regatta（划桨手—帆船赛）”最相稱的词组是“runner—marathon（赛跑者—马拉松）”吗？
这个有点像中国公务员考试中“类比推理”的题型，在2005年美国针对“高考”（SAT）的一轮改革中被剔除了。理由是反对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对高大上的运动知之甚少，不可能对这样的词汇有辨识度。
即便如此，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还是认为SAT考试难度太大，只有雇得起家教、有钱多考几次的孩子才能考出好成绩，这是对穷孩子的变相歧视。
今年3月初，美国大学委员会宣布从2016年起SAT的若干重大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总分从2400分又变回原来的1600分，数学和语文（英文）各占一半，作文成为选考项；减少对考试技巧的考查，不再考生僻词汇，不再考语法，数学题变简单；错选不会被倒扣分等。
SAT生来就是为了避免背景歧视
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意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为美国多数大学招生时提供成绩参考的一种标准化考试，因此被中国人称为“美国高考”。1926年，设计过美国一战军方征兵测试的心理学家卡尔·布里格姆将SAT发展成型，其初衷就是为了消除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测试偏差。
自创立以来，SAT历经多次改革，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对于此次改革，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席大卫·科尔曼表示，会联合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为考生提供免费的在线备考服务。可汗学院是2006年成立的非营利性教育网站，宗旨是“给世界每个角落、每个人免费的、顶级的教育”。
SAT的改革和可汗学院的免费考试辅导，看似是顺应时代潮流所致，其实他们身后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美国的教改。
作为SAT改革的工程师，现年43岁的科尔曼去年曾被《时代》周刊列为“年度百大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曾为盖茨基金会架构旨在为美国教育订立统一标准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而可汗学院也是因为在2010年得到谷歌200万美元和盖茨基金会1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后，才发展成目前“每月1000万学生流，提供超过3亿免费课程”的规模。
富豪们为什么成为教改的幕后推手
提到美国的教育改革就不得不提比尔·盖茨。今年3月中旬，这位哈佛大学肄业的亿万富翁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讨论会上说，他对当前美国的教育现状非常失望，他在美国境内投入大量的资金，准备要像在非洲国家消灭贫穷和饥饿一样，在美国消灭无知。
盖茨准备在美国全境推广“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明确，什么年龄层的孩子，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用标准的形式固化下来。”讨论会上，盖茨说，“磅秤对自由市场竞争有利。”
统一明确的教学标准，这在中国教育界是理所应当的，而在美国却从来没有。美国的教育体制以州为单位，各自为营。从公立学校到公立特许学校，再到私立学校，教学标准千差万别。孩子们学什么，通常由学校选择的教科书决定。本州教育局只能安排公立学校的教科书。这就导致在教科书方面，一州一个标准，甚至好多个标准。
以盖茨为首的商人们并不满意自由经济下由各个教科书商们谱写的教学标准，认为推行“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是美国教改的必须。在富豪们的努力下，该标准将在45个州（美国共50个州）实行。
但同时，反对“共同标准”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有抱怨这一改革将美国的创新教育转型成应试教育的，也有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对公民教育自主权利的剥夺。
在这些富豪眼中，歧视、缺乏标准，还只是美国基础教育中比较容易改革的两个方面。他们一直疑惑，美国为什么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为什么如此落后？
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阅读、数学、科学三项评价，“最自信的”美国中学生在30个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2012年，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排名下降、科学排名停滞不前，比各项排名第一的中国上海中学生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对此，2010年上映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将美国基础教育问题归咎于教师工会。《等待超人》主要刻画了几个普通家庭挤破头将孩子送进公立特许学校的经历。
公立特许学校，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办民营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具备公立学校公平、公正、低学费的优点，又有私立学校重视经营绩效的优点，同时也可以激发各种创新的教育实验。因此，特许学校成为家长们追捧的目标。然而，特许学校的数量目前还相当少。
《等待超人》提到，在美国，每57个医生就有一个会被取消医生执照，这个数字在律师界是97：1，在教育系统则是2500：1。教师工会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让很多害群之马躲在工会保护伞下颐养天年。在公立学校，奖惩不分明也令老师教学动力不足。
同样是亿万富翁、曾任纽约市市长的彭博，在连续三个任期内，曾直接统领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他致力于扩大特许学校，依据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裁汰大批质量一般的学校。但外界认为随着他的卸任，这些改革措施也将停滞不前。
如今，另一位更为年轻的亿万富翁也进入到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同样是哈佛大学肄业生，Facebook创办人、CEO马克·扎克伯格也同样支持教育改革：更高的标准、对教师问责和加强STEM（数、理、工）的教学。
教育改革说到底是社会改革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都愿意“站在祖国的花朵一边”，可是通过一项教育相关的法案可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富豪们牵头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得不动用上百万甚至过亿的美金铺路。 高考改革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美国教改还面临更多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教育改革和争取民权、移民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拉丁裔学生目前占据公立学校1/4的生源，未来几十年里，随着拉丁裔在美国人口比例中的增长，拉丁裔在校中学生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广大的拉丁裔移民子女的基础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平权法案为少数族裔降低了分数线。但这类法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少数族裔的优惠反而对未受优惠或受惠偏少的族群形成了逆向歧视。而这种逆向歧视中，亚裔学生吃的苦头最多。
今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抗议声浪浩大的编号为SAC 5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该提案要求，大学录取考虑学生族裔，并参照该族裔在加州的人口比例来调整生源。如此一来，加州亚裔只占13%，而拉丁裔占38.2%，直逼白人的39.4%。
目前，成绩优秀的亚裔学生占据加州高等学校2013年新生总数的36%。SAC 5号修正案提案，正是不平衡的拉丁裔议员提出来的。若真按此修改，将会有近2/3的亚裔学生被挡在加州公立大学门外。最终，SAC 5被否决，但华裔议员也因此受到了政治报复。
此外，贫富差距也是教改面临的一大难题。美国学生信息交流研究中心2013年底发布的调查，甚至直接否定了高中生是否升入大学与族裔、家住城乡的关系，“唯一的指标就是家境”。
“龙生龙，凤生凤”的研究结果，令普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国人有些错愕。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了大学，就无法摆脱恶性循环。所以，美国在提高教育标准的同时，下一步需要为孩子们提供更易获得的教育资源。
2013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白宫会自己搞一个大学排名，这个排名是为穷孩子们準备的。
以往，申报美国大学的学子们最信赖的当属《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和高中排名，该杂志自1983年以来针对学校的师资、学术声誉、地理位置、师生比例、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因素对美国所有大学和高中进行排名。该排名不但对学生的报考有极大的影响，对各个大学的教学和招生质量也有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提出的排名系统，将针对每个学校学生平均学费、低收入家庭占生源比例、学校帮助学生偿还学贷的效率来安排次序。奥巴马希望这个排名能影响美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时至今日，白宫也没有对该排名的细则和未来做出解释。
说到底，奥巴马搞排名只不过是真正教育改革之前的权宜之计。美国各界还在继续探究教育改革的出路，但如何面对种种关口，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一一迈过去的。
来稿邮箱：juzzia@163.com
全球改革之路4
与“Oarsman—regatta（划桨手—帆船赛）”最相稱的词组是“runner—marathon（赛跑者—马拉松）”吗？
这个有点像中国公务员考试中“类比推理”的题型，在2005年美国针对“高考”（SAT）的一轮改革中被剔除了。理由是反对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对高大上的运动知之甚少，不可能对这样的词汇有辨识度。
即便如此，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还是认为SAT考试难度太大，只有雇得起家教、有钱多考几次的孩子才能考出好成绩，这是对穷孩子的变相歧视。
今年3月初，美国大学委员会宣布从2016年起SAT的若干重大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总分从2400分又变回原来的1600分，数学和语文（英文）各占一半，作文成为选考项；减少对考试技巧的考查，不再考生僻词汇，不再考语法，数学题变简单；错选不会被倒扣分等。
SAT生来就是为了避免背景歧视
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意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为美国多数大学招生时提供成绩参考的一种标准化考试，因此被中国人称为“美国高考”。1926年，设计过美国一战军方征兵测试的心理学家卡尔·布里格姆将SAT发展成型，其初衷就是为了消除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测试偏差。
自创立以来，SAT历经多次改革，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对于此次改革，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席大卫·科尔曼表示，会联合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为考生提供免费的在线备考服务。可汗学院是2006年成立的非营利性教育网站，宗旨是“给世界每个角落、每个人免费的、顶级的教育”。
SAT的改革和可汗学院的免费考试辅导，看似是顺应时代潮流所致，其实他们身后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美国的教改。
作为SAT改革的工程师，现年43岁的科尔曼去年曾被《时代》周刊列为“年度百大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曾为盖茨基金会架构旨在为美国教育订立统一标准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而可汗学院也是因为在2010年得到谷歌200万美元和盖茨基金会1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后，才发展成目前“每月1000万学生流，提供超过3亿免费课程”的规模。
富豪们为什么成为教改的幕后推手
提到美国的教育改革就不得不提比尔·盖茨。今年3月中旬，这位哈佛大学肄业的亿万富翁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讨论会上说，他对当前美国的教育现状非常失望，他在美国境内投入大量的资金，准备要像在非洲国家消灭贫穷和饥饿一样，在美国消灭无知。
盖茨准备在美国全境推广“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明确，什么年龄层的孩子，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用标准的形式固化下来。”讨论会上，盖茨说，“磅秤对自由市场竞争有利。”
统一明确的教学标准，这在中国教育界是理所应当的，而在美国却从来没有。美国的教育体制以州为单位，各自为营。从公立学校到公立特许学校，再到私立学校，教学标准千差万别。孩子们学什么，通常由学校选择的教科书决定。本州教育局只能安排公立学校的教科书。这就导致在教科书方面，一州一个标准，甚至好多个标准。
以盖茨为首的商人们并不满意自由经济下由各个教科书商们谱写的教学标准，认为推行“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是美国教改的必须。在富豪们的努力下，该标准将在45个州（美国共50个州）实行。
但同时，反对“共同标准”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有抱怨这一改革将美国的创新教育转型成应试教育的，也有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对公民教育自主权利的剥夺。
在这些富豪眼中，歧视、缺乏标准，还只是美国基础教育中比较容易改革的两个方面。他们一直疑惑，美国为什么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为什么如此落后？
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阅读、数学、科学三项评价，“最自信的”美国中学生在30个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2012年，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排名下降、科学排名停滞不前，比各项排名第一的中国上海中学生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对此，2010年上映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将美国基础教育问题归咎于教师工会。《等待超人》主要刻画了几个普通家庭挤破头将孩子送进公立特许学校的经历。
公立特许学校，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办民营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具备公立学校公平、公正、低学费的优点，又有私立学校重视经营绩效的优点，同时也可以激发各种创新的教育实验。因此，特许学校成为家长们追捧的目标。然而，特许学校的数量目前还相当少。
《等待超人》提到，在美国，每57个医生就有一个会被取消医生执照，这个数字在律师界是97：1，在教育系统则是2500：1。教师工会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让很多害群之马躲在工会保护伞下颐养天年。在公立学校，奖惩不分明也令老师教学动力不足。
同样是亿万富翁、曾任纽约市市长的彭博，在连续三个任期内，曾直接统领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他致力于扩大特许学校，依据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裁汰大批质量一般的学校。但外界认为随着他的卸任，这些改革措施也将停滞不前。
如今，另一位更为年轻的亿万富翁也进入到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同样是哈佛大学肄业生，Facebook创办人、CEO马克·扎克伯格也同样支持教育改革：更高的标准、对教师问责和加强STEM（数、理、工）的教学。
教育改革说到底是社会改革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都愿意“站在祖国的花朵一边”，可是通过一项教育相关的法案可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富豪们牵头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得不动用上百万甚至过亿的美金铺路。 高考改革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美国教改还面临更多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教育改革和争取民权、移民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拉丁裔学生目前占据公立学校1/4的生源，未来几十年里，随着拉丁裔在美国人口比例中的增长，拉丁裔在校中学生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广大的拉丁裔移民子女的基础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平权法案为少数族裔降低了分数线。但这类法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少数族裔的优惠反而对未受优惠或受惠偏少的族群形成了逆向歧视。而这种逆向歧视中，亚裔学生吃的苦头最多。
今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抗议声浪浩大的编号为SAC 5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该提案要求，大学录取考虑学生族裔，并参照该族裔在加州的人口比例来调整生源。如此一来，加州亚裔只占13%，而拉丁裔占38.2%，直逼白人的39.4%。
目前，成绩优秀的亚裔学生占据加州高等学校2013年新生总数的36%。SAC 5号修正案提案，正是不平衡的拉丁裔议员提出来的。若真按此修改，将会有近2/3的亚裔学生被挡在加州公立大学门外。最终，SAC 5被否决，但华裔议员也因此受到了政治报复。
此外，贫富差距也是教改面临的一大难题。美国学生信息交流研究中心2013年底发布的调查，甚至直接否定了高中生是否升入大学与族裔、家住城乡的关系，“唯一的指标就是家境”。
“龙生龙，凤生凤”的研究结果，令普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国人有些错愕。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了大学，就无法摆脱恶性循环。所以，美国在提高教育标准的同时，下一步需要为孩子们提供更易获得的教育资源。
2013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白宫会自己搞一个大学排名，这个排名是为穷孩子们準备的。
以往，申报美国大学的学子们最信赖的当属《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和高中排名，该杂志自1983年以来针对学校的师资、学术声誉、地理位置、师生比例、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因素对美国所有大学和高中进行排名。该排名不但对学生的报考有极大的影响，对各个大学的教学和招生质量也有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提出的排名系统，将针对每个学校学生平均学费、低收入家庭占生源比例、学校帮助学生偿还学贷的效率来安排次序。奥巴马希望这个排名能影响美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时至今日，白宫也没有对该排名的细则和未来做出解释。
说到底，奥巴马搞排名只不过是真正教育改革之前的权宜之计。美国各界还在继续探究教育改革的出路，但如何面对种种关口，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一一迈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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