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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因为撰写《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我曾前往京都的寂庵，拜访过当时89岁的濑户内寂听。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寂听都会在京都寂庵举办法会。日本各地的寂听粉丝们，需要提早两个月先写明信片申请，然后再通过抽签，抽到前200名的，才能参加寂听每月一次的法会。
虽然我申请参加法会的明信片抽签时落选，但还是很特别地收到了来自寂庵的邀请，荣幸地走进了寂庵，并在法会后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内得以单独与寂听先生见面，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京都的泡芙，一边闲聊了近一个半小时。
现在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寂听，并恭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时，看到我名片上“唐辛子”三个字，寂听先生马上就变得乐不可支，像位顽童一样大笑起来——因为“唐辛子”在日文中是“辣椒”的意思。寂听乐着告诉我说，她二十多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巴金请她吃饭，那个辣呀……“那些菜里放了许多唐辛子，辣得我好痛苦。”
坐在幽静的寂庵，寂听先生跟我谈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时候的寂听还叫晴美，丈夫是一位由日本政府公派到中国北京的留学生，后来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学府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典音乐研究，书房里从墙根到屋顶全都堆满了书。
寂听说：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是在北京生活的两年零八个月。还是“晴美”的寂听，婚后第二年，在北京生下女儿理子，与丈夫的小日子过得平稳幸福，每天最重要的功课，是推着婴儿车去什刹海周边散步。
回忆起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寂听曾经在随笔中这样写：
“在家庭里，我是家里的模范主妇。妥善安排微薄的家计、照顾大病的丈夫、顺应丈夫的工作变动、育儿、与丈夫的朋友们打交道、学料理，无论是哪一方面，我的成绩都在平均线之上。作为学生时代优等生的我，即使处于家庭主妇的位置，如果不能拿到同样优等生的成绩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当时侵华日军正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不同规模的“扫荡”，无数中国人因此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初为人妻人母的晴美（寂听），正在北京的新家里，努力经营着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为此，寂听先生后来在书中这样回忆：“就这样我在北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感觉非常幸福。家庭之外，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进行时。虽然就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占领过来的土地，可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居然是建立在巨大的国际罪恶之上的。”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人，都一批接一批地被遣送回国。专门研究中国古典音乐、酷爱中国文化的晴美的丈夫，虽然很想一辈子扎根中国，甚至想在自己死后连遗骨也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但作为日本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46年，晴美领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丈夫一起，搭乘最后一班遣送船，被遣送回日本家乡德岛。
寂听先生对我回忆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那段岁月，无限感慨地说：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将我们这些日本人都杀掉，我们自己也以为那时候一定都死定了，但是中国的军人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我们遣送回国。
“中国是个非常绅士的国家。”寂听说。
在聊完中国，吃完泡芙之后，我将我写的《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的草稿拿给寂听看。记得当时书稿拿出来时，我内心还相当紧张，因为我将描写寂听人生故事的标题，取名为《濑户内寂听的“放浪武士道”》，寂听是否会因此不高兴呢？结果寂听看过之后，开怀大笑说：“唐辛子桑，这‘放浪’二字，你用得真好！这说明你是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没有比‘放浪’二字，更适合我的了！”
临离开寂庵之前，我问：“寂听先生，夏天我会回中国，中国有什么您喜欢的东西吗？”
寂听想了想，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快活地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在那一瞬间，我发觉我真心喜欢上这位无拘无束的尼僧作家了，因为她不会像其他日本人一样，故作客气地摇头说：“不用不用，别客气，那样太给你添麻烦了。”
这样的寂听，实在是太可爱了！难怪她虽然年过90，却依旧男女粉丝成群。对于被俗世的条条框框无限拘束的男男女女而言，寂听的无拘无束，拥有一种天然的人格魅力，令人着迷。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寂听都会在京都寂庵举办法会。日本各地的寂听粉丝们，需要提早两个月先写明信片申请，然后再通过抽签，抽到前200名的，才能参加寂听每月一次的法会。
虽然我申请参加法会的明信片抽签时落选，但还是很特别地收到了来自寂庵的邀请，荣幸地走进了寂庵，并在法会后在寂听先生的会客厅内得以单独与寂听先生见面，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吃京都的泡芙，一边闲聊了近一个半小时。
现在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寂听，并恭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时，看到我名片上“唐辛子”三个字，寂听先生马上就变得乐不可支，像位顽童一样大笑起来——因为“唐辛子”在日文中是“辣椒”的意思。寂听乐着告诉我说，她二十多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巴金请她吃饭，那个辣呀……“那些菜里放了许多唐辛子，辣得我好痛苦。”
坐在幽静的寂庵，寂听先生跟我谈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时候的寂听还叫晴美，丈夫是一位由日本政府公派到中国北京的留学生，后来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学府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典音乐研究，书房里从墙根到屋顶全都堆满了书。
寂听说：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是在北京生活的两年零八个月。还是“晴美”的寂听，婚后第二年，在北京生下女儿理子，与丈夫的小日子过得平稳幸福，每天最重要的功课，是推着婴儿车去什刹海周边散步。
回忆起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寂听曾经在随笔中这样写：
“在家庭里，我是家里的模范主妇。妥善安排微薄的家计、照顾大病的丈夫、顺应丈夫的工作变动、育儿、与丈夫的朋友们打交道、学料理，无论是哪一方面，我的成绩都在平均线之上。作为学生时代优等生的我，即使处于家庭主妇的位置，如果不能拿到同样优等生的成绩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当时侵华日军正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不同规模的“扫荡”，无数中国人因此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初为人妻人母的晴美（寂听），正在北京的新家里，努力经营着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为此，寂听先生后来在书中这样回忆：“就这样我在北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正常的家庭生活’，感觉非常幸福。家庭之外，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进行时。虽然就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占领过来的土地，可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居然是建立在巨大的国际罪恶之上的。”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人，都一批接一批地被遣送回国。专门研究中国古典音乐、酷爱中国文化的晴美的丈夫，虽然很想一辈子扎根中国，甚至想在自己死后连遗骨也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但作为日本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46年，晴美领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丈夫一起，搭乘最后一班遣送船，被遣送回日本家乡德岛。
寂听先生对我回忆起她年轻时在中国的那段岁月，无限感慨地说：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将我们这些日本人都杀掉，我们自己也以为那时候一定都死定了，但是中国的军人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我们遣送回国。
“中国是个非常绅士的国家。”寂听说。
在聊完中国，吃完泡芙之后，我将我写的《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一书的草稿拿给寂听看。记得当时书稿拿出来时，我内心还相当紧张，因为我将描写寂听人生故事的标题，取名为《濑户内寂听的“放浪武士道”》，寂听是否会因此不高兴呢？结果寂听看过之后，开怀大笑说：“唐辛子桑，这‘放浪’二字，你用得真好！这说明你是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没有比‘放浪’二字，更适合我的了！”
临离开寂庵之前，我问：“寂听先生，夏天我会回中国，中国有什么您喜欢的东西吗？”
寂听想了想，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快活地说：“茶叶啊！茶叶！我特别喜欢中国茶！”
在那一瞬间，我发觉我真心喜欢上这位无拘无束的尼僧作家了，因为她不会像其他日本人一样，故作客气地摇头说：“不用不用，别客气，那样太给你添麻烦了。”
这样的寂听，实在是太可爱了！难怪她虽然年过90，却依旧男女粉丝成群。对于被俗世的条条框框无限拘束的男男女女而言，寂听的无拘无束，拥有一种天然的人格魅力，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