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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做学生,到居民区租房子住是很普遍的,学校提供的宿舍很有限,对于刚去的人更是如此。我到德国初期也在居民区租了一间房子。那是一间DACHZIMMER,算是阁楼,只不过是有五个房间的套房,房顶是斜的,顶上开着窗户,夜晚躺在床上看月亮,而室内光影迷离,颇有些浪漫的情调。
我租了其中的一间,把墙上贴满了漂亮的风景画,又在房间里摆上两盆花,换了个精致的窗帘,结束了开始的流浪,住在其间也乐乎其中,如果不是楼下的变态老头。
楼下住的老头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估计是参加过二战的,我后来私下一直叫他老纳粹。
他身板笔直,个头很高。满头白发整齐地梳往脑后,没有一丝杂乱。住进来没几天,他就上来检查,神态高贵地探头探脑。没发现什么可说的,客气两句就下去了。这时我知道他是有钥匙的,他也租了其中一间用来摆放杂物。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太坏的印象,只是觉得这老头拘谨古板一些,可后来的接触却让我大开眼界。
几天之后,我放学回家,路过他住的四楼时,他突然开门出来,仿佛一直站在门后等我一样。他确实在等我,为了告诉我,上楼时脚步不能有声音。我们所住的是个老式的楼房,用的是木质的楼梯,对我来说,180斤的体重,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是不可能的,我自己觉得,在德国我够压抑的了,可以说处处小心,包括走这个楼梯,我是很小心的。老头直接和我说,不要在楼梯上乱跑。我说我没跑。他说我走路不要那么大声音,我说没什么声音啊。他就走了几级台阶给我看,唉,他走的确实没有声音,不服不行。我只好说,行,我试试。剩下一层楼的台阶,高抬腿轻落步,走得我累死了,老头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
第二天,我下楼,是高抬腿,轻落步,小心加小心,简直是挪下去的。下了楼,我就像出笼的小鸟,突然解放,高兴地在路上跑了起来。以后我是天天如此,走楼梯像做小偷,提心吊胆,习惯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也不是我怕那个老纳粹,我服的是道理,人家就是能做到位,我无话可说。
没两天,我下课的时候他又跟上楼来,要抓我个案发现场。这次的问题是关门的声音太大。我好委屈啊,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有心理障碍了,对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举动我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门上用的锁是弹簧锁,任你再怎么轻,关门的时候总会有弹簧跳出的啪的一声。
老头伸出食指摆了摆。他自己关门居然又是没有一点声音。他教我,手要捏紧把手,慢慢地放下去,到弹簧完全出来了,再松手。强。
楼上五个房间,住的其实只有我一个人,阁楼比较矮,又暗又压抑。到了晚上,我只呆在房间里,连卫生间都怕去,满吓人的。有一天夜里一点多钟,我在屋里安静地看书,突然听见有轻轻的敲门声,我浑身一激灵,还以为是幻觉,等了一会,又是敲门声,真闹鬼了,这楼上晚上从来也没有别人,难道是其他锁着的房间里什么东西跑出来了?门外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呢?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敲门声第三次响起,我咬咬牙,是祸躲不过,大不了活见鬼。
我开门一看,有个高大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黑暗的过道里,我腿有点软。他说话了,我才知道是老纳粹。这老头真像个幽灵飘过来的,他从四楼出来,上楼,开门进来,我居然一点声音都没听到,现在可是万籁俱静的深夜啊。他上前一步,在灯光下,看起来脸上涨的通红,后来我知道那是气的,是压抑的愤怒造成的。他张口就质问我怎么半夜里还在楼上跑来跑去,还把音乐放的那么响,害得他睡不着觉。我晕了,我坐那看书,好几个小时也没动过啊,也根本没放过任何音乐。我也来火了,说了一句,你发神经,就把老头关在门外黑暗的过道里,心里虽有歉意,但实在气不过。
老纳粹生气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又不少为难人的举动,包括几次威胁我,说我垃圾分类分错了,要罚款的,最高要罚一万马克。我来两个同学一起吃个简单的中饭,他也冲上来警告,说我只付了一个人的垃圾费,请客吃饭就会多产生垃圾,是不允许的。
邻居中,有年轻的德国人和我提起过,这老头有点神经质。我也不是和他计较,毕竟他年纪大了,我住他楼上的压抑生活,以我四个月后搬进学生宿舍而告终。
老先生折磨了我几个月,回头想想对我是有益处的。从那以后,我到什么地方,走路关门都没声音了,克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尽可能地不干扰别人成了习惯。以后和中国同学聚在一起,听人大声讲话,吵闹,心里会很烦躁,他们切菜的声音有时就像切在我的身上。我自己切菜从来不剁的,基本都是用力压的。当然这些我从来没和人说过,要不然,别人会说我有神经病。在一定程度上我理解了一点老纳粹的感受。
现在回国了,另一种折磨又开始了。到处吵吵闹闹,找不到安静的地方,邻居的电视总放得那么响,院子里常有人放高音喇叭或是电钻在装修,街上车辆鸣笛不断。我家特别的惨,在军用机场的航线下面,每天飞机不断,飞机一过,屋子就颤抖,人高声喊叫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居民联合起来上访过多次,没有一点改变,只能在噪音中无奈地煎熬,草民本该如此。老纳粹如果来中国生活,他的神经衰弱会立刻痊愈,或者,更可能的是他立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