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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一次课余时间跟同寝室的女伴外出散步，在昏暗的沿江风光带碰上一个男子。这男子衣衫不整，神情疲惫，手中握着个东西，见到我们便走上前恳求道：“小姐，麻烦看一看这个……”女伴一声不吭就跑开了，我是近视眼，加之对街头推销又素来有着强烈的兴趣，于是就凑上去认真地看了一眼。这一眼当然是看得魂飞魄散，那男子却因得到鲜有的回应而兴奋不已，跟在我后面边追边叫：“再看看，再看看，小姐，看看有什么要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露阴癖者。那时不知道这是种病态，只觉得让人耍了流氓，感觉又羞又恼。不过这种流氓行为带给我的恶感还远不止此。那只顾自己脱逃的女伴回到学校后，就当着全班之众将此事特别是我认真观摩的状态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通，于是我马上就成了一个女流氓。当然我是要争辩的，因为我观看之前确实不知道将看到的是什么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质问：这位女伴肯定也看了一眼这个东西，要不就是以前看到过有了经验，否则不会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也不会知道要跑开。同样是看一眼，为什么我就是流氓而你就不是呢?——但是这些语言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只要我一开口，声音就被众人的起哄和嘲笑淹没。也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舆论”的强大，它一旦形成，就可以使人和事实被任意扭曲而且没有翻身的余地。
许多年后看王小波的杂文，说他老婆当少女时，有一次在班上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被弄了一个大红脸，好一阵子都灰溜溜的不敢见人；倒是另一位农村女同学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太监也不知道什么是“阉”(估计她的农村没有“阉猪”“阉鸡”之类的动物)，便可以顾盼自雄。当时我就忍不住深表同情。大概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思维定势：一个东西不好，那么你看一眼也是有罪的：对于龌龊(甚至只是部分人认为龌龊)的事情，你如果知道，就说明你自己也龌龊。魏忠贤当道的时候，谁
说了他的坏话，连同听到的人都要被杀头——这个且归于权势；普通人中间，有一种“暧昧的共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也就是说要懂得什么是可以承认的什么是不可以承认的，这个常常归于“文化”。假如你对这种特有且普遍的“文化”没有充分的了解，不会管住自己的眼也不会管住自己的嘴，那你就是流氓和野人，活该要被批判和鄙视。
后来我就聪明了。准确地说，是具备了相当的文化。我善于隐藏一些容易让人诟病的东西，而尽量展示自己清纯灵巧的一面。在这种自我修饰的过程中，我还见过许多像当年的我或王小波老婆一样没有文化的人。看着他们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被文化和舆论整得狼狈不堪，我也会随着哄笑一番。当然这种哄笑隐藏着不堪分析的腌臜心思：曾经在哪个陷阱里摔过，就巴望别人也摔一次；对于一些曾深受其害并深恶痛绝的东西，抗拒不过便削足适履，然后反过来为它服务，去修理后面的人。所以我在良心回归的时候就认为：围观不和哄笑同样也是一种恶势力。
权势和舆论，暖昧的文化，加上围观和哄笑，共同形成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看的人不敢承认自己看见了什么，听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听到了什么，知道的人不敢承认自己知道了什么。最后，大家就一齐不顾事实地乱讲和乱写，直到谁都弄不清楚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人话，什么是鬼话。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伪道学和伪文化在漫天飞舞，我心下以为就是这种环境存在的时间太长的缘故。
这天和女友上街回来，在一段林间小道上又碰上了一个露阴癖者。经验丰富且有文化的我自然是目不斜视，只顾扯着女友疾走躲避，那男人却紧跟其后哀恳不止。忽然，女友挣脱我的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棒，回身紧盯着那人喝道：“你是痒痒还是怎的?过来，老娘帮你磨磨！”那厮顿时面色发灰，仓皇逃逸。这是我遭遇露阴癖者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这个胜利不是我争取来的，但对于功劳见者有份，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和传统)。看我惊喜万分地望着她，女友不耐烦地叱道：“有什么好看的?!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很管用吗?!”她的理直气壮令我大为感佩。想当年，如果我在受众人嘲笑的时候，表现得不是那么羞羞答答心虚气短，兴许也不至于背一学期难堪的黑锅，直到期末考试高中状元才勉强一雪前耻罢?
仔细一想，还是不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王小波老婆的年代，承认知道太监是羞耻的，但我那个年代就很稀松平常。同样，女友拿木棒威胁病态男人，在现在看来无比痛快，换到我那个时候就未必行得通。不管受了多少禁锢，社会总是在进步的。池莉在《生活秀》中深刻地指出：某些东西是随着成熟而必然消失的东西，假如无视这种必然，就要让人泛恶心——中国有一个七八十岁还摇着拨浪鼓冒充娃娃哄父母开心的老头，被当作孝子的楷模风光了许多年，现在剩下的就是恶心——清纯是这样，无知也是这样。恶心的东西，终归是要完蛋的。
我现在敢于跟朋友讨论露阴癖、恋物癖等一切曾经是洪水猛兽的东西，也敢于承认业余时间在阅读《男根文化史》。我和女友的这种勇敢，归根结底还是得感谢周围环境的相对开明与宽松。只有在开明和宽松的环境中，无知才不会成为荣耀，“看”和“知道”才不会成为耻辱，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敢、诚实、自由和尊严，也才会有真正的思想和文化。有这样的环境撑腰，即使有人质疑我的这种阅读爱好，我也会淡淡地套用众多露阴癖者的话说：“看看有什么要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露阴癖者。那时不知道这是种病态，只觉得让人耍了流氓，感觉又羞又恼。不过这种流氓行为带给我的恶感还远不止此。那只顾自己脱逃的女伴回到学校后，就当着全班之众将此事特别是我认真观摩的状态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通，于是我马上就成了一个女流氓。当然我是要争辩的，因为我观看之前确实不知道将看到的是什么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质问：这位女伴肯定也看了一眼这个东西，要不就是以前看到过有了经验，否则不会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也不会知道要跑开。同样是看一眼，为什么我就是流氓而你就不是呢?——但是这些语言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只要我一开口，声音就被众人的起哄和嘲笑淹没。也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舆论”的强大，它一旦形成，就可以使人和事实被任意扭曲而且没有翻身的余地。
许多年后看王小波的杂文，说他老婆当少女时，有一次在班上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被弄了一个大红脸，好一阵子都灰溜溜的不敢见人；倒是另一位农村女同学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太监也不知道什么是“阉”(估计她的农村没有“阉猪”“阉鸡”之类的动物)，便可以顾盼自雄。当时我就忍不住深表同情。大概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思维定势：一个东西不好，那么你看一眼也是有罪的：对于龌龊(甚至只是部分人认为龌龊)的事情，你如果知道，就说明你自己也龌龊。魏忠贤当道的时候，谁
说了他的坏话，连同听到的人都要被杀头——这个且归于权势；普通人中间，有一种“暧昧的共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也就是说要懂得什么是可以承认的什么是不可以承认的，这个常常归于“文化”。假如你对这种特有且普遍的“文化”没有充分的了解，不会管住自己的眼也不会管住自己的嘴，那你就是流氓和野人，活该要被批判和鄙视。
后来我就聪明了。准确地说，是具备了相当的文化。我善于隐藏一些容易让人诟病的东西，而尽量展示自己清纯灵巧的一面。在这种自我修饰的过程中，我还见过许多像当年的我或王小波老婆一样没有文化的人。看着他们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被文化和舆论整得狼狈不堪，我也会随着哄笑一番。当然这种哄笑隐藏着不堪分析的腌臜心思：曾经在哪个陷阱里摔过，就巴望别人也摔一次；对于一些曾深受其害并深恶痛绝的东西，抗拒不过便削足适履，然后反过来为它服务，去修理后面的人。所以我在良心回归的时候就认为：围观不和哄笑同样也是一种恶势力。
权势和舆论，暖昧的文化，加上围观和哄笑，共同形成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看的人不敢承认自己看见了什么，听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听到了什么，知道的人不敢承认自己知道了什么。最后，大家就一齐不顾事实地乱讲和乱写，直到谁都弄不清楚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人话，什么是鬼话。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伪道学和伪文化在漫天飞舞，我心下以为就是这种环境存在的时间太长的缘故。
这天和女友上街回来，在一段林间小道上又碰上了一个露阴癖者。经验丰富且有文化的我自然是目不斜视，只顾扯着女友疾走躲避，那男人却紧跟其后哀恳不止。忽然，女友挣脱我的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棒，回身紧盯着那人喝道：“你是痒痒还是怎的?过来，老娘帮你磨磨！”那厮顿时面色发灰，仓皇逃逸。这是我遭遇露阴癖者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这个胜利不是我争取来的，但对于功劳见者有份，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和传统)。看我惊喜万分地望着她，女友不耐烦地叱道：“有什么好看的?!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很管用吗?!”她的理直气壮令我大为感佩。想当年，如果我在受众人嘲笑的时候，表现得不是那么羞羞答答心虚气短，兴许也不至于背一学期难堪的黑锅，直到期末考试高中状元才勉强一雪前耻罢?
仔细一想，还是不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王小波老婆的年代，承认知道太监是羞耻的，但我那个年代就很稀松平常。同样，女友拿木棒威胁病态男人，在现在看来无比痛快，换到我那个时候就未必行得通。不管受了多少禁锢，社会总是在进步的。池莉在《生活秀》中深刻地指出：某些东西是随着成熟而必然消失的东西，假如无视这种必然，就要让人泛恶心——中国有一个七八十岁还摇着拨浪鼓冒充娃娃哄父母开心的老头，被当作孝子的楷模风光了许多年，现在剩下的就是恶心——清纯是这样，无知也是这样。恶心的东西，终归是要完蛋的。
我现在敢于跟朋友讨论露阴癖、恋物癖等一切曾经是洪水猛兽的东西，也敢于承认业余时间在阅读《男根文化史》。我和女友的这种勇敢，归根结底还是得感谢周围环境的相对开明与宽松。只有在开明和宽松的环境中，无知才不会成为荣耀，“看”和“知道”才不会成为耻辱，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敢、诚实、自由和尊严，也才会有真正的思想和文化。有这样的环境撑腰，即使有人质疑我的这种阅读爱好，我也会淡淡地套用众多露阴癖者的话说：“看看有什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