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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需要8小时的曝光，1826年的尼埃普斯或许拍摄的就不是自家的后窗，而最大的可能是把镜头对准了自己。人脸是人身体上传递生理和社会信息最丰富的部分，对面孔的关注，是人的本能。
在摄影术出现后，自然地接续起对于绘画来说永无休止的肖像塑造与记录。近两百年来，人的形象一直占据着摄影的主体。回看曾经的照片，那些陌生或熟悉，亦或是有名声而不得见的人，总是有着复杂的感受，其中最感慨的应该是对生命的慨叹。肖像照饱含了太多的内涵，面对一张脸，人们便不可避免地沉入对照片中人物身份、经历、命运，乃至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猜想。
历史是人创造的，从照片中回看历史，最重要也是最真切的应该是不同时期的人像，芸芸众生和风云人物的一张张面孔，在照片中共同记录和演绎着历史。这些主动走入镜头或偶然间被捕捉到的肖像无不反映着一个人，一段历史时期的另一种真实。
初春时节，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泰康空间举办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展览《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展》，展览照片依时间走向，表现了从清朝同治初期到如今的150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样子，把黎民百姓或达官显贵，都搜罗到几百幅不大的照片里。
照相馆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中最重要的一笔。展览中最早的照片便是19世纪60年代出自阿芳照相馆的几帧小照，《香港状师》即使手拿书法团扇，倚靠线装古籍，还是掩盖不住其满目职业的江湖气；《剃头匠》可能是阿芳比较钟情的拍摄题材，随便在网上搜寻就可以找到好几幅“剃头匠”，而此次展出的这幅却也不失精彩，人物关系、道具、构图、影调都颇显功力，不愧是出自阿芳。
大名鼎鼎的阿芳照相馆，是广东人黎芳1860年（一说为1859年）在香港创办，此后近百年的经营中，成为香港极具竞争实力的照相馆，也是中国最成功、经营时间最长的照相馆之一，他卓越的职业素养得到广泛认可。在中国拍摄过许多照片的英国著名旅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曾评价阿芳“品味精致，作品水准能在伦敦立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而在这场决定着中国社会走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武昌起义、保路运动也是血雨腥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戏曲名伶置身其外的闲适，这幅北京容丰照相馆拍摄的《霸王别姬》定妆照，是京剧名伶碧云霞饰演的虞姬。生于上海的碧云霞1913年进京，当时恰逢京剧的鼎盛时期，她凭借扎实的功底以及新颖的剧目在北京城南游艺园一唱而红，成为当时京城最有名的坤伶之一。碧云霞留存剧照十分罕见，此照曾收录于1927年燕瑞博撰写的《北京生活侧影》。银盐纸基原底洗印品相完好，带有容丰照相馆原装裱卡纸。位于北京前门楼旁边的廊房头条的容丰在民国时颇有影响，其一组1920年拍摄颐和园的原版玻璃底片，曾出现在2011年北京华辰拍卖会上。
中华民国成立后，众多人物相继登场，蒋介石、端方、吴稚晖、吴铁成、张群等民国元老的肖像也出现在展览中。
1920年武昌荣康馆拍摄的何佩瑢肖像照，其欠周正的头形配上犹疑的神情，让观者不由得与他在历史上汉奸的身份生出联想。
何佩瑢曾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19年任湖北省省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武汉参议府参议长、武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何佩瑢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湖北省长，与石星川、张仁蠡、雷寿荣成为臭名昭著的湖北四大汉奸之一。
再看这位曾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1920年代拍摄于天津鼎章照相馆的全身照，从服装到胡子全部西式打扮，条纹西裤很是抢眼。
1875年广东人黄国华在天津开办的恒昌照相馆， 1904年被天津盐商王奎章买下并易名“鼎昌”， 1912年由学徒出身的王润泉、李耀庭合伙经营，又易名“鼎章”。鼎章照相馆素以拍摄孙中山、黎元洪、周信芳等名人肖像著称，还参与新闻事件的拍摄，比如1917年天津水災时拍摄的相册《水灾图》等。天津《中华画报》2卷103期的评论：“每一会场，无不见鼎章号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得准、洗得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各报摄影记者。”
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群和吴铁城的肖像很有民国范儿，虽然都是行伍出身，但是照片上的他们还带着挡不住的书卷之气。
民国学者吴稚晖一幅谦谦君子的气质，睿智与涵养洋溢在他坚定的眼神和微笑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拍摄的这幅梅兰芳在《一缕麻》饰演主角林纫芬的照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也无法判断是舞台剧照还是照相馆的布景，但22岁的女妆梅兰芳确实美艳动人，无需其他表演，端坐花间已足以迷惑万千。据说梅兰芳的这身演出服装是他的发妻王明华的日常所用。
1930年拍摄的这幅调棕美女小照，疑似上海滩的明星，此人名叫关紫兰虽非演艺圈人士，但也名气不薄，她1903年出生在上海富家，自幼学画后到日本留学，是中国早期的杰出女油画家、艺术家，被誉为民初西洋美术的开拓者。其姣好的面容与端庄的气质堪比同时代的阮玲玉、蝴蝶等大牌。这幅关紫兰27岁时在王开照相馆拍摄的肖像，标准的构图、强调的眼神光、小景深的背景弱化等等，都是典型王开的表现手法。曾经被视为照相馆业楷模的王开，一向以严谨和紧随时尚而著称，此照右下角的标识是用钢印压钤，且全部英文，足可见上海滩之腔调。
1906年出生的广东东莞人邓雪峰在摄影圈名气虽然不大，但确是香港摄影前辈，早年在北京读书时，受北京光社影响而喜欢上摄影。1930年代回粤从事教育工作，1933年广州市举办第一届摄影展览会，他的《一篙水满》入展并选入大会纪念刊。1938年与影友在香港中环开设丰度摄影公司，其摄影生涯一直没有间断，1949年赴台。邓雪峰在1935年拍摄的这幅《晚餐》，虽有摆布之嫌，但表现和体恤劳苦大众的初衷足以褒扬。
展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程默、郑景康、吴印咸、钱嗣杰、吕厚民、孟昭瑞、高帆、蒋铎等前辈摄影家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及之后三四十年间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特别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彩历史瞬间极为珍贵。
展览中还有一组吸引人的照片，是1951年新闻摄影局为中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拍摄的标准照，叶剑英、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等68位重要人物的肖像摆放在一起，终于让人们可以把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与形象联系起来。这些照片每一张都有种难以言表的力量，如同苏珊·桑塔格形容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电影“每一分钟都雷霆万钧”。这些肖像的拍摄者新闻摄影局是1950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个负责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机构，也是负责向国内外发稿的新闻机构，并编辑出版《人民画报》。1952年新华社正式成立摄影部，新闻摄影局的部分人员划归新华社，因此新华社摄影部成立时就有摄影记者170人之多。
展览还展出了1950年代科技界、文化界李四光、贺绿汀、老舍、赵树理等知名人士的肖像，虽多为宣传式摆拍，但单就拍摄手法，就足以读出些许意味，今天看来深有感触。
展出的几本相册包括作者不详的“1930年代百姓”，石少华的“白洋淀抗日”，1957年前后吴印咸拍摄的话剧《十二夜》、电影《红旗谱》的剧照，“1960年前后的农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0年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时拍摄的职工照，上百张一寸大小的档案照不是出自照相馆，应该是在电影厂随便一面墙壁前完成。照片上的人没有姓名没有职务，或许我们一位都不认识，但这每一个陌生的、久远的面孔都像是一本书的封面，让我们有着极大的兴趣一本本打开阅读。
一生供职《新华日报》的女摄影记者晓庄，拍摄了大批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关于社会生活的作品，这次展出了多幅她拍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女工的精彩之作。
展品还包括一批来自云南全省各个照相馆拍摄于1980年代的人像摄影档案，以及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0年代曾用作新闻图片资料的一份集体工作簿。
1980年代，现代艺术开始逐渐影响年轻的摄影艺术家，用各种创新手法并更加关注自身个人表达的摄影作品明显增加，此次展览选取了刘铮1997年创作的极有影响的《三界》，“80后”女艺术家罗洋的《2009，罗洋》，还有2005年由洪浩等人创立的艺术小组政纯办拍摄的《政先生》等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其中还有张海儿1990年创作的《艾米莉和施国斌，广州》，画面中人物的表情、装束、肢体、关系共同演绎着各种暧昧。张海儿是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是实验摄影最活跃的一员。多年以来，在对城市生活、人物肖像和异域人文等系列的持续关注中，他举重若轻的态度引人注目。其本次参展的作品展现了其鲜活独特的视角，更表达出一个摄影人透视社会和人生，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鲜明观点和真挚情感。
匆匆百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在这间小展厅里安静地展开，照片中多已作古的一个个人，一张张脸，或尘埃般消失，或如飞过的鸟，只留下空旷的天空和几声鸣叫。感慨历史，感叹人生，也敬畏摄影，这些方寸小照，承载着许多我们不能忘却的东西。
以人像照片为线索铺陈开一段历史，是这个展览最值称道的地方，同时，泰康多年来对艺术品，特别是对中国老照片的收藏所付出的努力也是难能可贵，而且还以审慎的研究态度把藏品展示给社会，更增加了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展览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肖像热”这个名称就值得推敲。“肖像”在绘画或摄影中是有专属意义，而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并不属于“肖像”，所以这个展名似不够准确，“热”既缺少当今语境的味道，也不知其所要表达之意。另外，展览所大致划分的几个部分：早期摄影，戏曲人物，女性，共产党之外的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战友和新中国人物，七十年代以来等，似乎也缺乏逻輯和严谨。
行文至此，前面提到拍摄《三界》的刘铮，正巧在他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百年间大批的摄影者最真实的记录了中国，今天的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出这片土地当年的样子，以及那些鲜活如昨的生命的存在。在人人拍照的今天，在拼命表现自我的今天，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摄影到底是什么？’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了。它可以是娱乐，但更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