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品德量化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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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高考季,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 “高考新政”。这些政策甫一出台,便引发各方热议,其中,高考加分项的调整特别是“思想品德加分”成为焦点,引来重重争论。
  对于此项“高考新政”,有学者、专家及家长提出标准难界定、权利寻租等质疑,也有不少人士持赞同意见,认为重视思想品德有利于在年轻人中传播正能量。一位从事中学教育12年的老师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思想品德加分实施起来很难,但我也不赞成取消这项加分。如果我的学生真有这样的品格,我希望这个加分项能带给他一些帮助。”
  13省市品德加分
  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加分政策调整涉及奥数、科技类、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等传统加分领域,不少省市不仅减项而且缩小分值。例如,今年四川高考加分项目进行了大瘦身,和去年相比共删除29个加分项目,另外还有17个项目缩减了加分分值。
  北京市此前公布的高考加分调整方案也提出,在2014年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有所减少,由原本的15项缩减到10项;而少数民族考生由增加1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5分投档;市优秀学生干部由增加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市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北京、浙江、四川三省市该项甚至加20分。以北京为例,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应届毕业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区、县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考生列入此项),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向学校提供档案。
  对此,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赞同,认为通过高考加分方式可以弘扬民族正气,鼓励青年树立正确道德标准。武汉一所中学的校长就表示,高考太注重应试,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增加德育分数,应该把平时的服务、做家务的情况计入,要让孩子学会关爱他人,关注他人,与他人沟通交流。
  该校长也认为,只不过“品德加分”如何认定,有哪些实施细则,会不会给权力寻租提供新的空间,又有哪些学生因为思想品德好而在高考中加了分,这些细则需要明确。
  根据北京市《高考加分政策及资格审核要求》,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考生须经有关中学推荐,市教委核准,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但来自北京市教委的消息称,思想品德加分并非始自今日,北京至少已经执行了10年,但此期间从没有人获得加分。
  品德量化会变味
  李哲是淅江杭州某中学高三的学生,这段时间,一些与高考相关的新闻对他的情绪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了解到,自去年9月中下旬以来,全国各省份招生考试部门陆续发布2014年高考相关信息,31个省份正式出台高考新政。其中,包括浙江在内的13个省市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北京、浙江、四川等3个省市甚至奖励加20分。
  消息经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后,对李哲这样即将高考的学生影响很大。李哲说,20分在平常的计算单位中,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对于高考分數来说,可以定“生死”。
  “高考一分都会刷掉成千上万的人,何况是20分?”李哲说:“我身边有些同学,为人很正直,有正义感,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在同学中很有威望,那这样的学生能不能加分?如果他们能加分,我们一帮同学是心服口服的,最怕的是加分的是一些只听老师话的学生。这些学生循规蹈矩,平常很听老师话,配合老师的工作,老师可能会推荐为他们加分。”
  李哲的父亲是一位新闻从业者。他的看法更为直接,指出“思想品德好”这个概念怎么界定最关键,并以自己儿子为例。他说,李哲从小思维活跃,有很强的个性,有独立的思想,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学校看来,却不一定符合“思想品德好”的范畴。“因为他会有一些自主意识,不是那种只听老师话的孩子。”那么,李哲就不一定能享受加分。
  让李哲父亲更为担心的是,这项政策可能会破坏高考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一些有地位的家长,可能会为孩子‘制造’见义勇为‘行为’,他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孩子达到‘见义勇为’目的,从而实现加分,‘思想品德’有更大的人为操作空间。”李哲也说,如果没有一个评定标准,那么人为的操作就很难避免。
  李哲及其父亲的观点,代表了许多高考学生和家长的想法。《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今年都要参加高考。
  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学生家长说:“我的孩子尊老爱幼,待人有礼貌,也没有违法乱纪行为,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思想品德好?”
  北京市东城区一位家长说,教育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思想品德加分能提高大家对思想品德的重视,对品德好的学生给予奖励,也能促进学生提高自我要求,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是,思想品德如果变成量化的分数,可能就变味了。
  一些家长担心思想品德加分会演变为“拼爹”。武汉一位姓陈的市民说,他的儿子今年读高中,在他看来,思想品德好不好、是否高尚,无法量化。要量化,背后就有操作空间,难保不会给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
  出发点好,实施难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思想品德加20分,没有专业的认定程序,现实中难免会存在运作空间。即便公开透明,由于“思想品德”缺乏客观判断依据,需要长时间观察,也很难做到评判公正。他说,“让行政权力简单化地制定或实施‘品德加分’存在风险,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品德的养成,需要慎重执行。”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汉代的“举孝廉”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审视“思想道德加分”。他说,汉代以孝、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局面,即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
  熊贤君还谈到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他举例说,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则认为,思想品德加分旨在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他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执行却往往搞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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