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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想象我插队时在农民家里找到什么书一《裴多菲诗集》，《歌德诗集》。我意识到自己一个初中生根本没有骄傲的资本，农民不是没文化，只是这个社会没给他们向上的机会
我出生在1951年的上海，父亲是江南造船厂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5个子女，我排行老四。
孩子多，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家庭负担很重。当时哥哥读书成绩很好，但由于家境不好没有上高中，去了上海铁道学院的中专部。母亲一直感到内疚，并希望能把我送进大学。
当时我也有些朦胧的想法——父亲造船，哥哥造火车，那我学什么呢?最好造飞机。这样一家海陆空都有了。所以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64年，我进入上海市五爱中学读初中，那是一家区重点，有很多兴趣小组，我毫不犹豫参加了航模小组。尽管不懂飞行原理，老师还是让我们自己做设计，海阔天空地畅想。父亲也支持我，把哥哥的专业制图板拿出来给我用。我每天上学路上就拿着设计好的航模图纸，与同学一起讨论，真觉得自己是设计师一样。没想到初二下学期“文革”开始，我们上天的理想变成了落地的现实。
那时五爱中学也有保皇派、造反派等各种派别，但与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学校图书馆。别的学生都在烧图书，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却都在图书馆各看各的书。“文革”打断了学业，理科知识完全不懂，自学也比较困难，慢慢地大家都往文科发展了。
到了1968年，毛主席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家的情况发生了点变化。父亲参加过全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试制工作。受到表彰之后被调到上海江南技校做老师。这么一来，我家的成分变得不那么纯了。“文革”首先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我父亲也受到了冲击。这种情形下，我除了选择插队下乡没有别的路可走。
1969年，我到了湖州南浔三长公社插队务农，社员们对我很照顾，不让我干重活。夏天最热时插水稻，水都是烫的，脚容易烂，他们就让我负责看晒谷场。但我想这样不对，我就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于是脏活累活抢着干，挖河泥、挑猪粪，几百斤的担子争着扛。别的知青都会在农活最累最需要人的时候回家探亲，我也从来不回去。
尽管是被迫来插队的，这段经历却让我很感激当地农民。一来这里地少人多，知青来实际就是跟他们抢口粮的，但他们却收留了我，二来南浔的文化氛围比较浓厚，你很难想象我当时在农民家里找到什么书一《裴多菲诗集》，《歌德诗集》，还有一本《水彩画技法》。我意识到自己一个初中生根本没有在这里骄傲的资本，农民不是没文化，只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向上的机会。
由于表现积极，社员们都很认可我。70年代，有工厂来农村招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了我。
我被推荐到了吴兴丝织厂，当时湖州地区最大的国营丝织厂，1971年正式进厂。
当时我进了准备车间做保全工，就是负责机械维修。知青进厂都从学徒工做起，当时有些知青还去县政府提要求，认为下放过这些年又要从最低等级开始，不公平，但提意见也没用。做学徒工的3年中，每月工资只有15元。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我回上海探亲，看到的情景让我吃惊——以前路灯下面都是打扑克的人，这一年大家居然都在捧着书读。恢复了高考，人^都在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这让我很受触动，觉得自己很多时间都浪费了。
回到工厂之后，厂里的气氛与上海完全两样。工人空闲时间天南地北地聊天、做做私活，或者打扑克，我就不参与，自己看书看报，结果就成了另类。几次开组织生活会，他们都给我提意见：不守劳动纪律，上班看书。
我也是很听话的人，领导这样批评我，我只好改正。从此之后没事宁可坐在凳子上看天，也不看书了。
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书习作。80年代县里总工会成立了职工诗歌小组，我也参加了。那时社会上诗人多，大家都流行用诗歌抒发感情，湖州师专的老师带着讲义给我们讲，可以随便批评。可惜后来经费不够，小组也慢慢解散了。
我的读书梦一直没有放下。直到1985年，我参加了自学考试，终于拿到大专文凭。考试前夕，父亲病危，我赶回上海照顾他。父亲听说我要参加考试，坚决要我回去，我不得不走。还记得当时在考场作文中写道：“我踏进考场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果真如此。
90年代，大概是因为我在厂里读书被批评出了名，又有大专文凭，80周年厂庆的时候，他们要我去写厂史，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办公室，从此转为文职。
可惜好景不长，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较量中丧失了优势，逐渐走向亏损。2000年，企业申请破产，我也下了岗。当时还去农贸市场卖棉兜，不懂得吆喝，尽管物美价廉，还是一整天都没卖出去一个。
厂子被上海华源集团接手，我被返聘，但工资还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几百元，生活实在紧张。2006年，工厂又由华润集团并购重组，压缩生产规模，并规定距离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员工都办理内退。我自然在此范围内。
独生女儿考入大学时，我特别激动，嘱咐女儿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拍照片回来。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工作还算满意，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
我出生在1951年的上海，父亲是江南造船厂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5个子女，我排行老四。
孩子多，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家庭负担很重。当时哥哥读书成绩很好，但由于家境不好没有上高中，去了上海铁道学院的中专部。母亲一直感到内疚，并希望能把我送进大学。
当时我也有些朦胧的想法——父亲造船，哥哥造火车，那我学什么呢?最好造飞机。这样一家海陆空都有了。所以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64年，我进入上海市五爱中学读初中，那是一家区重点，有很多兴趣小组，我毫不犹豫参加了航模小组。尽管不懂飞行原理，老师还是让我们自己做设计，海阔天空地畅想。父亲也支持我，把哥哥的专业制图板拿出来给我用。我每天上学路上就拿着设计好的航模图纸，与同学一起讨论，真觉得自己是设计师一样。没想到初二下学期“文革”开始，我们上天的理想变成了落地的现实。
那时五爱中学也有保皇派、造反派等各种派别，但与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学校图书馆。别的学生都在烧图书，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却都在图书馆各看各的书。“文革”打断了学业，理科知识完全不懂，自学也比较困难，慢慢地大家都往文科发展了。
到了1968年，毛主席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家的情况发生了点变化。父亲参加过全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试制工作。受到表彰之后被调到上海江南技校做老师。这么一来，我家的成分变得不那么纯了。“文革”首先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我父亲也受到了冲击。这种情形下，我除了选择插队下乡没有别的路可走。
1969年，我到了湖州南浔三长公社插队务农，社员们对我很照顾，不让我干重活。夏天最热时插水稻，水都是烫的，脚容易烂，他们就让我负责看晒谷场。但我想这样不对，我就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于是脏活累活抢着干，挖河泥、挑猪粪，几百斤的担子争着扛。别的知青都会在农活最累最需要人的时候回家探亲，我也从来不回去。
尽管是被迫来插队的，这段经历却让我很感激当地农民。一来这里地少人多，知青来实际就是跟他们抢口粮的，但他们却收留了我，二来南浔的文化氛围比较浓厚，你很难想象我当时在农民家里找到什么书一《裴多菲诗集》，《歌德诗集》，还有一本《水彩画技法》。我意识到自己一个初中生根本没有在这里骄傲的资本，农民不是没文化，只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向上的机会。
由于表现积极，社员们都很认可我。70年代，有工厂来农村招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了我。
我被推荐到了吴兴丝织厂，当时湖州地区最大的国营丝织厂，1971年正式进厂。
当时我进了准备车间做保全工，就是负责机械维修。知青进厂都从学徒工做起，当时有些知青还去县政府提要求，认为下放过这些年又要从最低等级开始，不公平，但提意见也没用。做学徒工的3年中，每月工资只有15元。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我回上海探亲，看到的情景让我吃惊——以前路灯下面都是打扑克的人，这一年大家居然都在捧着书读。恢复了高考，人^都在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这让我很受触动，觉得自己很多时间都浪费了。
回到工厂之后，厂里的气氛与上海完全两样。工人空闲时间天南地北地聊天、做做私活，或者打扑克，我就不参与，自己看书看报，结果就成了另类。几次开组织生活会，他们都给我提意见：不守劳动纪律，上班看书。
我也是很听话的人，领导这样批评我，我只好改正。从此之后没事宁可坐在凳子上看天，也不看书了。
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书习作。80年代县里总工会成立了职工诗歌小组，我也参加了。那时社会上诗人多，大家都流行用诗歌抒发感情，湖州师专的老师带着讲义给我们讲，可以随便批评。可惜后来经费不够，小组也慢慢解散了。
我的读书梦一直没有放下。直到1985年，我参加了自学考试，终于拿到大专文凭。考试前夕，父亲病危，我赶回上海照顾他。父亲听说我要参加考试，坚决要我回去，我不得不走。还记得当时在考场作文中写道：“我踏进考场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果真如此。
90年代，大概是因为我在厂里读书被批评出了名，又有大专文凭，80周年厂庆的时候，他们要我去写厂史，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办公室，从此转为文职。
可惜好景不长，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较量中丧失了优势，逐渐走向亏损。2000年，企业申请破产，我也下了岗。当时还去农贸市场卖棉兜，不懂得吆喝，尽管物美价廉，还是一整天都没卖出去一个。
厂子被上海华源集团接手，我被返聘，但工资还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几百元，生活实在紧张。2006年，工厂又由华润集团并购重组，压缩生产规模，并规定距离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员工都办理内退。我自然在此范围内。
独生女儿考入大学时，我特别激动，嘱咐女儿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拍照片回来。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工作还算满意，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