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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称为“当代中国资料收集中心”的香港在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处于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界，香港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主要刊物有《中国评论》《广角镜》等，主要研究机构设在高等学校，代表性学者有夏冷漪、王绍光等，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等，主要观点包括中国和平发展依然是主流等。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有文献阐释、数量研究、口述研究等，具有队伍扩大发展迅速等特点，其优势在于包容性比较强，比较客观，注重研究前景和发展趋势，不足之处在于理论适用性不够强等。了解香港地区中共党史，对于提升我国党史研究质量等有着重要作用，应当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注意辨别和考究，积极引进参考有价值的成果。
关键词：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005-03
中国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凸显，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共党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近些年来，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一的香港，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梳理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可以为解读中共党史提供另一个视角，对于丰富中共党史史料资源，推进我国党史研究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致分期及主要刊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许多前国民党军政人士及知识分子聚居于香港，他们在香港发表了许多个人回忆录、文章及著作，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专门收录此类材料的刊物也应运而生，主要刊物有《掌故》《春秋》《大人》等。这一时期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分析内地的发展前景，探讨中共的性质和作为，批判国民党政权及其权威政治等，主要的机构有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及友联研究所、自联出版社等，主要的杂志有《中国评论》《时代批评》《天文台》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转型，冷战格局瓦解，中国作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香港的内部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均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时期，香港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始逐步升温，发文数量逐年增长，并开始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刊物大多是反映当代中国的观察、报道、分析和研究，主要刊物有《广角镜》《明报》《二十一世纪》等。
（二）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相关机构
香港地区非常注重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在高等教育系统设置了许多以中共党史为重要课题的研究机构，除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之外，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也有很多学者参与研究，主要机构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香港科技大学为了实现突破，在2006年成立了“高等研究院”，与当代中国研究有关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有丁学良教授等。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该机构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研究，曾邀请众多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三）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
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有很多，例如：香港大学经济及政治学系的夏冷漪、薛寿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暨其他学系的金思恺、JOHN BURNS、陈刘洁贞;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暨其他学系的王绍光、李连江;香港科技大学的边燕杰、丁学良;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陈汉宣;香港浸会大学的李思名。
（四）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
研究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主要论著有司马璐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等;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有三原的《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等。研究邓小平的成果，影响较大的是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同时，香港还出版了许多回忆录和日记，如千家驹的《七十年的经历》、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等。
（五）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趋势的两种观点
一是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泛起。回首历史，不难发现，不管是1989年后的“中国政治崩溃论”，还是1997年后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或是2008年后的“中国社会崩溃论”，有关“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但有部分学者却始终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衰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鼓吹中国正面临亡党亡国的危机，掀起了第四轮“中国崩溃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比较流行的错误论调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论”，第二种是“非无产阶级政党论”，第三种是“外援决定论”，第四种是“中共变质论”。在中国日益发展强盛的情况下，一些反动学者依旧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所谓“客观”的姿态出现，发表、出版歪曲中共党史的文章、书籍。
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依然是主流。即便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衰落，但更多的学者肯定和看好中国的發展前景，认为当下的中国是在阵痛中前行，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全局中起着重要作用，亡党亡国纯属无稽之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指出：“中国现在不仅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到达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临界点，中国民众（尤其是90后）对走中国道路、对中国体制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道路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换句话说，中国的‘势’已形成。”绝大多数香港媒体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持肯定态度。
二、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特点、优势与不足
（一）研究方法
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文献阐释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开始借鉴、学习西方国家更为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学者们开始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进行创新，各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得以广泛应用，中共党史研究被不断推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共党史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第一，数量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分析处理历史问题，通过科学数据作出判断和结论;第二，口述研究方法：利用口述史料研究历史问题，这一方法常应用于华侨史等历史文字材料较为缺少的研究领域;第三，跨學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主张全面、综合的研究，扩大了党史研究的领域;第四，比较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狭隘性，在对比中更容易概括出共有规律和区域特色。
（二）研究特点
香港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有四大特点：
第一，队伍扩大，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加深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研究队伍逐步扩大。同内地相比，香港在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内地党史学界较少触及的，如华侨史、妇运史等。
第二，大量收集，重视积累。香港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通过对个人收集保存的历史资料、对外交流和散失的党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积累了大量中共党史的相关资料，香港成为党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基地之一。
第三，注重史实，客观审慎。近些年来，香港地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审慎研究和客观评价成为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这对内地的党史工作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启发。
第四，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下，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变化也充分体现在学术领域。近年来，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且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区学者加强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优势与不足
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内地日益关注香港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研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包容性比较强，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各种观点既能够相互碰撞又可以和谐共存。第二，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和举措，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转型过程。第三，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和发展趋势，这是国内党建理论研究长期存在的薄弱领域。但香港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包括：理论适用性不够强，缺乏对已有理论框架的突破;研究资料甄别和使用缺乏可信度和科学性;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主观臆断，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特殊性的考量。
三、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启示以及对其应持的态度
（一）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及对国内党史研究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学界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数和著作成果迅速增加。了解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状况，有利于加强学术交流，提升我国党史研究质量，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有利于深入了解我国历史和现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增强党建的软实力;有利于提高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推动我国实现更好地发展。
近些年来，香港出版了大量重要的党史资料、传记、回忆录，这些史料对于还原历史细节、论证有关党史研究的结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陈公博的《苦笑录》在解答“中山舰事件”的研究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等，这些自述、回忆录和档案资料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内地也对其中的一些著作进行了引进，如“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其中包括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等。
在党史研究方面，香港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注重以小见大，注重现实经验与理论相结合，重视党的执政前景研究，在议题选择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研究成果通常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不仅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给予肯定，也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建议。香港大学约翰·P·伯恩斯研究了中共的干部任命制，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香港中文大学郭益耀发表文章《不可忘记毛泽东》，论述了他对于毛泽东的“道”和邓小平的“路”的看法，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闫小骏的《从致富能人到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江的《山西的“两票制”：村民选村支书》等。这些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一些治理建议，对我国的党史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二）对香港地区中共研究成果的应持态度
中共党史研究在我国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端正对香港地区党史研究成果的态度。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地的党史工作者们也开始重视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文献资料的了解和使用，吸收借鉴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动我国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研究取得突破。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部分内地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时，常会参考引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成果，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港澳台地区的党史研究。对于那些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应该充分引入，加以利用，这些成果对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但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学者，假借“重写历史”之名，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进行歪曲和诬蔑，这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来说是危害极大的。因此，对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的党史资料要注重鉴别。例如，香港出版了很多回忆录和日记，其中有一些国民党反动学者、共产党变节分子、反华分子趁机打着“第一手史料”的幌子出版书籍，肆意歪曲历史，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抹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抨击。这类书刊不但在港澳台等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欧美各国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也有一定影响。对待这些史料资源，必须加以辨析，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这些研究的动向和倾向，并对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
目前，港澳台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客观研究、介绍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有利成果，应当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积极引进，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内地以外党史研究状况的前提。对那些不规范的、错误的甚至是歪曲、虚构的内容，应当加以辨别，予以澄清，严谨考究，客观对待。随着中国日益繁荣强大，各国、各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热度不断攀升，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国内党史研究工作，加强对中共党史资料的研究、征集、编印和利用，充分吸收借鉴有益成果，并积极关注、重视研究海外党史研究动向和倾向，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亲华.试述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1994（1）.
[2] 陈健民.中国崩溃或是和平转型？——覆王卓祺[N].明报，2015-03-23.
[3] 王绍光.中国政体：从被质疑，到引起西方恐惧[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2）.
[4] 杨奎松.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J].教学与研究，2001（5）.
[5] 郭德宏，董汉河.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J].甘肃社会科学，2009（3）.
[6] 何仲山，丁晔.台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动态[J].中共党史研究，1996（2）.
[7] 胡华，林代昭.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1982（1）.
[8] 韩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J].理论学刊，2013（8）.
[9] 闫健.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李宇莹（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005-03
中国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凸显，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共党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近些年来，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一的香港，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梳理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可以为解读中共党史提供另一个视角，对于丰富中共党史史料资源，推进我国党史研究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致分期及主要刊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许多前国民党军政人士及知识分子聚居于香港，他们在香港发表了许多个人回忆录、文章及著作，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专门收录此类材料的刊物也应运而生，主要刊物有《掌故》《春秋》《大人》等。这一时期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分析内地的发展前景，探讨中共的性质和作为，批判国民党政权及其权威政治等，主要的机构有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及友联研究所、自联出版社等，主要的杂志有《中国评论》《时代批评》《天文台》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转型，冷战格局瓦解，中国作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香港的内部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均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时期，香港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始逐步升温，发文数量逐年增长，并开始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刊物大多是反映当代中国的观察、报道、分析和研究，主要刊物有《广角镜》《明报》《二十一世纪》等。
（二）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相关机构
香港地区非常注重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在高等教育系统设置了许多以中共党史为重要课题的研究机构，除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之外，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也有很多学者参与研究，主要机构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香港科技大学为了实现突破，在2006年成立了“高等研究院”，与当代中国研究有关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有丁学良教授等。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该机构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研究，曾邀请众多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三）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
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有很多，例如：香港大学经济及政治学系的夏冷漪、薛寿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暨其他学系的金思恺、JOHN BURNS、陈刘洁贞;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暨其他学系的王绍光、李连江;香港科技大学的边燕杰、丁学良;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陈汉宣;香港浸会大学的李思名。
（四）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
研究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主要论著有司马璐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等;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有三原的《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等。研究邓小平的成果，影响较大的是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同时，香港还出版了许多回忆录和日记，如千家驹的《七十年的经历》、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等。
（五）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趋势的两种观点
一是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泛起。回首历史，不难发现，不管是1989年后的“中国政治崩溃论”，还是1997年后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或是2008年后的“中国社会崩溃论”，有关“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但有部分学者却始终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衰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鼓吹中国正面临亡党亡国的危机，掀起了第四轮“中国崩溃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比较流行的错误论调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论”，第二种是“非无产阶级政党论”，第三种是“外援决定论”，第四种是“中共变质论”。在中国日益发展强盛的情况下，一些反动学者依旧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所谓“客观”的姿态出现，发表、出版歪曲中共党史的文章、书籍。
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依然是主流。即便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衰落，但更多的学者肯定和看好中国的發展前景，认为当下的中国是在阵痛中前行，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全局中起着重要作用，亡党亡国纯属无稽之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指出：“中国现在不仅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到达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临界点，中国民众（尤其是90后）对走中国道路、对中国体制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道路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换句话说，中国的‘势’已形成。”绝大多数香港媒体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持肯定态度。
二、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特点、优势与不足
（一）研究方法
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文献阐释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开始借鉴、学习西方国家更为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学者们开始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进行创新，各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得以广泛应用，中共党史研究被不断推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共党史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第一，数量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分析处理历史问题，通过科学数据作出判断和结论;第二，口述研究方法：利用口述史料研究历史问题，这一方法常应用于华侨史等历史文字材料较为缺少的研究领域;第三，跨學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主张全面、综合的研究，扩大了党史研究的领域;第四，比较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狭隘性，在对比中更容易概括出共有规律和区域特色。
（二）研究特点
香港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有四大特点：
第一，队伍扩大，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加深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研究队伍逐步扩大。同内地相比，香港在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内地党史学界较少触及的，如华侨史、妇运史等。
第二，大量收集，重视积累。香港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通过对个人收集保存的历史资料、对外交流和散失的党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积累了大量中共党史的相关资料，香港成为党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基地之一。
第三，注重史实，客观审慎。近些年来，香港地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审慎研究和客观评价成为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这对内地的党史工作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启发。
第四，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下，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变化也充分体现在学术领域。近年来，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且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区学者加强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优势与不足
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内地日益关注香港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研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包容性比较强，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各种观点既能够相互碰撞又可以和谐共存。第二，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和举措，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转型过程。第三，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和发展趋势，这是国内党建理论研究长期存在的薄弱领域。但香港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包括：理论适用性不够强，缺乏对已有理论框架的突破;研究资料甄别和使用缺乏可信度和科学性;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主观臆断，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特殊性的考量。
三、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启示以及对其应持的态度
（一）香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及对国内党史研究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学界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数和著作成果迅速增加。了解香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状况，有利于加强学术交流，提升我国党史研究质量，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有利于深入了解我国历史和现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增强党建的软实力;有利于提高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推动我国实现更好地发展。
近些年来，香港出版了大量重要的党史资料、传记、回忆录，这些史料对于还原历史细节、论证有关党史研究的结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陈公博的《苦笑录》在解答“中山舰事件”的研究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等，这些自述、回忆录和档案资料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内地也对其中的一些著作进行了引进，如“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其中包括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等。
在党史研究方面，香港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注重以小见大，注重现实经验与理论相结合，重视党的执政前景研究，在议题选择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研究成果通常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不仅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给予肯定，也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建议。香港大学约翰·P·伯恩斯研究了中共的干部任命制，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香港中文大学郭益耀发表文章《不可忘记毛泽东》，论述了他对于毛泽东的“道”和邓小平的“路”的看法，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闫小骏的《从致富能人到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江的《山西的“两票制”：村民选村支书》等。这些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一些治理建议，对我国的党史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二）对香港地区中共研究成果的应持态度
中共党史研究在我国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端正对香港地区党史研究成果的态度。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地的党史工作者们也开始重视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文献资料的了解和使用，吸收借鉴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动我国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研究取得突破。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部分内地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时，常会参考引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成果，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港澳台地区的党史研究。对于那些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应该充分引入，加以利用，这些成果对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但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学者，假借“重写历史”之名，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进行歪曲和诬蔑，这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来说是危害极大的。因此，对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的党史资料要注重鉴别。例如，香港出版了很多回忆录和日记，其中有一些国民党反动学者、共产党变节分子、反华分子趁机打着“第一手史料”的幌子出版书籍，肆意歪曲历史，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抹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抨击。这类书刊不但在港澳台等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欧美各国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也有一定影响。对待这些史料资源，必须加以辨析，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这些研究的动向和倾向，并对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
目前，港澳台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客观研究、介绍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有利成果，应当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积极引进，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内地以外党史研究状况的前提。对那些不规范的、错误的甚至是歪曲、虚构的内容，应当加以辨别，予以澄清，严谨考究，客观对待。随着中国日益繁荣强大，各国、各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热度不断攀升，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国内党史研究工作，加强对中共党史资料的研究、征集、编印和利用，充分吸收借鉴有益成果，并积极关注、重视研究海外党史研究动向和倾向，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亲华.试述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1994（1）.
[2] 陈健民.中国崩溃或是和平转型？——覆王卓祺[N].明报，2015-03-23.
[3] 王绍光.中国政体：从被质疑，到引起西方恐惧[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2）.
[4] 杨奎松.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J].教学与研究，2001（5）.
[5] 郭德宏，董汉河.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J].甘肃社会科学，2009（3）.
[6] 何仲山，丁晔.台港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动态[J].中共党史研究，1996（2）.
[7] 胡华，林代昭.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J].近代史研究，1982（1）.
[8] 韩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J].理论学刊，2013（8）.
[9] 闫健.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李宇莹（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