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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归结起来，近年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探讨集中在：一是以“单向作用论”和“双向互动论”为研究视角的理论内涵研究;二是基于“形成论”视角和“构成论”视角的内容框架研究;三是从“主体建设论”“客体建设论”和“介体建设论”三个维度进行思考的提升路径研究。但客观地讲，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一些亟待探索的课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突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文献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008-03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其中，“社会号召力”作为党执政本领和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对于改善党与社会共生关系、寻求最佳合作形态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结构持续分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等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社会分化与结构平衡、制度完善与质量强党等方面做出回应和改变，始终保持党对社会强大的号召力，才能有效协调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增强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关于党的领导力研究与党的社会号召力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但从目前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可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质量有待提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搜得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与北大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有百余篇，而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学术搜索，仅搜得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报纸文献10余篇。本文拟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确认本领域的研究高度，并提出浅薄认识，与同行共勉。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理论内涵研究
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向度进行解读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单向作用论”和“双向互动论”两种研究视角。
一是“单向作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静态概念，它源于党天然具有或后天獲得的素质和能力，其发挥的效果取决于主体单方面的影响力。例如，靳诺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党天然所具有的，它“来源于政党自身的软实力，是由政党的宗旨、性质、纲领、作风渗透和辐射出来的社会影响力。”[1]刘波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必然应该具有的，它是党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的，是“党在长期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政党领导魅力和信念吸引力。”[2]这实际上指出了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力建设和发挥作用中的定位，认为党的领导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源泉。
二是“双向互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主客体双向互动和作用的动态概念，其效果的发挥不仅取决于主体的作用，还取决于客体的接受与认同程度，取决于客体面对主体的动员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行动力。例如，甘泉和骆郁廷认为，社会号召力的重点在于发动社会主体参与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社会任务的活动”[3]。张素玲指出，“社会号召力具有生成性，是政党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产生的养成性能力。”[4]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双向互动论”的观点，因为社会号召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而是为了通过党的执政权威、执政理念来振奋群众精神、协调利益分歧，从而调动群众实践和斗争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党的号召力建设只有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会有稳固的根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容框架研究
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内容框架的研究，主要包括从线性的历史维度把握事物的“形成论”视角和从横向的内容维度把握事物的“构成论”视角。
一是“形成论”基于历时性研究，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置于历史的进程中，考察总结党长期的社会号召经验，探索党的社会号召力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实践逻辑，指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其一，李永强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生成的合法性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其有效开展社会号召的源泉，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导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执政为民的清廉形象，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都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合法性基础。”[5]李玉良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生成的合理性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发挥能够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途中凝聚合力，“如果党失去号召力，则会思想混乱，出现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的情况。”[6]
其二，也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置于建党以来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各个具体场域中，主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的专题与个案研究。例如，张桂霞和吴春晖系统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深远影响，认为“抗日政治动员的成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7]侯松涛介绍了抗美援朝时期党的宣传动员、诉苦运动等号召方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8]李玉良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切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入新时代，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必须着眼于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重塑良好形象和激发内生动力，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科学路径。”[6]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号召力建设情况进行探讨和分析时，能够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并且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证明了社会号召力是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基本的工作方法，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党只有保持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才能有效整合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合力，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党长期执政。
二是“构成论”基于共时性研究，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主要功能、多维来源、内容方式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张素玲从社会号召力主要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内在地包含了“对社会思想文化与心态的引领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感召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激励能力和对人民群众的凝聚能力。”[4]郑彬从内容与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执政党需要以情感号召、魅力号召、服务号召为主要方式开展活动。”[9]这三者呈递进关系，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多维度多层次的号召，构成了完善的社会号召力建设体系。
此外，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研究也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某一个方面的号召力所展开的研究。例如红色文化的社会号召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号召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等。
虽然目前学术界侧重于以党的革命斗争史为研究基点进行纵向研究，但仍有许多学者以性质、功能、内容、方式等划分标准对社会号召力的内容框架进行了解构性分析，有利于更直观地向人们表明社会号召力内容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丰富社会号召力研究体系。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政党依靠自身魅力和执政能力唤醒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偏向于己的能力，它侧重于主体对于客体在思想上的引导和激发。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将学术界目前的观点分为“主体建设论”“客体建设论”“介体建设论”三种研究路径。
一是“主体建设论”强调要通过锻造具有主体权威和主体魅力的强有力的责任主体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使党的社会号召力能够最大限度地遵循主体逻辑，体现出主体的价值。加强号召主体建设，要强化党的执政权威，提高党的施政能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培育党员的个人修养。
郑元景和刘琲认为，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提升影响力，即需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0]田旭明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与党的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公信力中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11]
二是“客体建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提升离不开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稳定客体，通过思想教育、政策引导、建立地方性组织等方式培育稳固的动员对象、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对于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至关重要。
郭小铭指出，社会号召力建设需要“唤醒民众个体社会参与意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能力、完善社会群体自我管理机制。”[12]李增添认为需要注重对客体进行适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号召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能使社会动员对象发挥主体能动性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能使社会动员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還能转化为方法论，提供科学的方法，保证社会动员的有效性。”[13]
三是“介体建设论”强调党的社会号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而多样化的介体就是实现社会号召力体系中各个部分沟通联动的通道，建设多样化的介体，可以有效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实效性。
甘泉指出，可以通过现代媒体“广泛传播信息，制造、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与环境，广泛、深入、有效地开展社会动员，充分发动社会成员完成重大的社会目标和任务。”[14]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传播性强、受众广等特点，使得其“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式在社会动员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总的来说，学术界主要从主体、客体、介体三个建设角度提出了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主要路径，为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但是，学者们较多借助经验观察和宏观泛化的抽象剖析，而通过典型个案分析和实证调查来探寻提升措施的研究较少。因此，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还应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实证调研与访谈，从国家治理实践或社会突发热点问题中汲取经验、发现规律，探索出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梳理可知，学术界在党的社会号召力研究领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丰富了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研究框架，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为进一步发挥党的社会引领作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提供理论启迪。但与此同时，现有的理论成果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视。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政党社会号召力建设思想的理论溯源研究;与其他国家执政党号召力建设的横向比较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对党的社会号召力的运行规律、具体形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来讨论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研究;对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号召力研究;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号召力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的研究成果从领导学的单一视角对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进行阐释和梳理的较多，与多学科多领域结合的跨学科多视角分析较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突破学科局限，寻找多学科研究契合点，从党史党建、公共管理学、组织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涵特征，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发展进程与理论基础，深入思考影响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制约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期待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 靳诺.发挥强大政治和组织优势 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3）.
[2] 刘波.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须统筹增强“四力”[J].人民论坛，2018（11）.
[3] 甘泉，骆郁廷.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J].学术探索，2011（6）.
[4] 张素玲.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涵、功能及特征[J].中国领导科学，2021（1）.
[5] 李永强，李杰，刘金菊.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0（7）.
[6] 李玉良.新时代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融合发展研究[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1）.
[7] 张桂霞，吴春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8] 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
[9] 郑彬.新时代执政党社会号召力若干问题研究[J].理论研究，2019（6）.
[10] 郑元景，刘琲.新时代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路径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11] 田旭明.新时代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认知与现实审视[J].探索，2021（2）.
[12] 郭小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13] 李增添.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J].求实，2007（3）.
[14] 甘泉.社会动员论[D].武汉：武汉大学，2010.
作者简介：田晓萌（1996—），女，汉族，辽宁营口人，单位为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杨立国（1969—），男，汉族，辽宁阜新人，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文献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008-03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其中，“社会号召力”作为党执政本领和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对于改善党与社会共生关系、寻求最佳合作形态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结构持续分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等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社会分化与结构平衡、制度完善与质量强党等方面做出回应和改变，始终保持党对社会强大的号召力，才能有效协调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增强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关于党的领导力研究与党的社会号召力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但从目前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可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质量有待提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搜得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与北大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有百余篇，而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学术搜索，仅搜得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报纸文献10余篇。本文拟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确认本领域的研究高度，并提出浅薄认识，与同行共勉。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理论内涵研究
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向度进行解读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单向作用论”和“双向互动论”两种研究视角。
一是“单向作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静态概念，它源于党天然具有或后天獲得的素质和能力，其发挥的效果取决于主体单方面的影响力。例如，靳诺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党天然所具有的，它“来源于政党自身的软实力，是由政党的宗旨、性质、纲领、作风渗透和辐射出来的社会影响力。”[1]刘波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必然应该具有的，它是党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的，是“党在长期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政党领导魅力和信念吸引力。”[2]这实际上指出了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力建设和发挥作用中的定位，认为党的领导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源泉。
二是“双向互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主客体双向互动和作用的动态概念，其效果的发挥不仅取决于主体的作用，还取决于客体的接受与认同程度，取决于客体面对主体的动员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行动力。例如，甘泉和骆郁廷认为，社会号召力的重点在于发动社会主体参与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社会任务的活动”[3]。张素玲指出，“社会号召力具有生成性，是政党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产生的养成性能力。”[4]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双向互动论”的观点，因为社会号召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而是为了通过党的执政权威、执政理念来振奋群众精神、协调利益分歧，从而调动群众实践和斗争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党的号召力建设只有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会有稳固的根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容框架研究
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内容框架的研究，主要包括从线性的历史维度把握事物的“形成论”视角和从横向的内容维度把握事物的“构成论”视角。
一是“形成论”基于历时性研究，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置于历史的进程中，考察总结党长期的社会号召经验，探索党的社会号召力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实践逻辑，指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其一，李永强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生成的合法性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其有效开展社会号召的源泉，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导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执政为民的清廉形象，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都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合法性基础。”[5]李玉良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生成的合理性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发挥能够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途中凝聚合力，“如果党失去号召力，则会思想混乱，出现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的情况。”[6]
其二，也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研究置于建党以来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各个具体场域中，主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的专题与个案研究。例如，张桂霞和吴春晖系统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深远影响，认为“抗日政治动员的成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7]侯松涛介绍了抗美援朝时期党的宣传动员、诉苦运动等号召方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8]李玉良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切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入新时代，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必须着眼于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重塑良好形象和激发内生动力，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科学路径。”[6]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号召力建设情况进行探讨和分析时，能够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并且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证明了社会号召力是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基本的工作方法，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党只有保持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才能有效整合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合力，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党长期执政。
二是“构成论”基于共时性研究，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主要功能、多维来源、内容方式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张素玲从社会号召力主要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内在地包含了“对社会思想文化与心态的引领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感召能力、对人民群众的激励能力和对人民群众的凝聚能力。”[4]郑彬从内容与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执政党需要以情感号召、魅力号召、服务号召为主要方式开展活动。”[9]这三者呈递进关系，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多维度多层次的号召，构成了完善的社会号召力建设体系。
此外，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研究也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某一个方面的号召力所展开的研究。例如红色文化的社会号召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号召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等。
虽然目前学术界侧重于以党的革命斗争史为研究基点进行纵向研究，但仍有许多学者以性质、功能、内容、方式等划分标准对社会号召力的内容框架进行了解构性分析，有利于更直观地向人们表明社会号召力内容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丰富社会号召力研究体系。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政党依靠自身魅力和执政能力唤醒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偏向于己的能力，它侧重于主体对于客体在思想上的引导和激发。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将学术界目前的观点分为“主体建设论”“客体建设论”“介体建设论”三种研究路径。
一是“主体建设论”强调要通过锻造具有主体权威和主体魅力的强有力的责任主体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使党的社会号召力能够最大限度地遵循主体逻辑，体现出主体的价值。加强号召主体建设，要强化党的执政权威，提高党的施政能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培育党员的个人修养。
郑元景和刘琲认为，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提升影响力，即需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0]田旭明认为，党的社会号召力与党的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公信力中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11]
二是“客体建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提升离不开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稳定客体，通过思想教育、政策引导、建立地方性组织等方式培育稳固的动员对象、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对于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至关重要。
郭小铭指出，社会号召力建设需要“唤醒民众个体社会参与意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能力、完善社会群体自我管理机制。”[12]李增添认为需要注重对客体进行适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号召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能使社会动员对象发挥主体能动性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能使社会动员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還能转化为方法论，提供科学的方法，保证社会动员的有效性。”[13]
三是“介体建设论”强调党的社会号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而多样化的介体就是实现社会号召力体系中各个部分沟通联动的通道，建设多样化的介体，可以有效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实效性。
甘泉指出，可以通过现代媒体“广泛传播信息，制造、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与环境，广泛、深入、有效地开展社会动员，充分发动社会成员完成重大的社会目标和任务。”[14]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传播性强、受众广等特点，使得其“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式在社会动员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总的来说，学术界主要从主体、客体、介体三个建设角度提出了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主要路径，为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但是，学者们较多借助经验观察和宏观泛化的抽象剖析，而通过典型个案分析和实证调查来探寻提升措施的研究较少。因此，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还应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实证调研与访谈，从国家治理实践或社会突发热点问题中汲取经验、发现规律，探索出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梳理可知，学术界在党的社会号召力研究领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丰富了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研究框架，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为进一步发挥党的社会引领作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提供理论启迪。但与此同时，现有的理论成果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视。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政党社会号召力建设思想的理论溯源研究;与其他国家执政党号召力建设的横向比较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对党的社会号召力的运行规律、具体形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来讨论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研究;对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号召力研究;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号召力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的研究成果从领导学的单一视角对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进行阐释和梳理的较多，与多学科多领域结合的跨学科多视角分析较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突破学科局限，寻找多学科研究契合点，从党史党建、公共管理学、组织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涵特征，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发展进程与理论基础，深入思考影响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制约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期待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 靳诺.发挥强大政治和组织优势 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3）.
[2] 刘波.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须统筹增强“四力”[J].人民论坛，2018（11）.
[3] 甘泉，骆郁廷.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J].学术探索，2011（6）.
[4] 张素玲.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内涵、功能及特征[J].中国领导科学，2021（1）.
[5] 李永强，李杰，刘金菊.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0（7）.
[6] 李玉良.新时代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融合发展研究[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1）.
[7] 张桂霞，吴春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8] 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
[9] 郑彬.新时代执政党社会号召力若干问题研究[J].理论研究，2019（6）.
[10] 郑元景，刘琲.新时代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的路径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11] 田旭明.新时代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认知与现实审视[J].探索，2021（2）.
[12] 郭小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13] 李增添.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J].求实，2007（3）.
[14] 甘泉.社会动员论[D].武汉：武汉大学，2010.
作者简介：田晓萌（1996—），女，汉族，辽宁营口人，单位为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杨立国（1969—），男，汉族，辽宁阜新人，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