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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一个名为《新文学史料》的杂志做了八年住持，结识了一些作者。有的长期笔耕，出了书就会送给她一本。一般说来，这样的书，好看的不多，因為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有独立思想且还能独立表达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了。偶然读到一本名为《枥斋余墨》的散文集，作者叫做魏荒弩，名声不大，经历不凡，书中所写，都是他亲身所经历，令我饱了眼福，长了见识。其实，这个作者在许多著名杂志上都发表过文章，如《随笔》《美文》等等。从他的文章可以体会到，他是一个平和的人，真诚的人，扎实的人，所以名气不会大。这个体制下，只有折腾和忽悠才有名气；要么降低人格去迎奉拍马做官，以官名带人气，这两招他都不擅长。好在他的资历太深了，不信，来读他的篇名为《无题》的小文章的几个段落，足可领略一二。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界代表在北平大会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便退席了。郭沫若、茅盾等发言以后，民革代表邵力子走上了讲台。邵老一头白发，态度稳重，语调低沉而徐缓：“……当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刚说了几句，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这时坐在台下的何其芳腾地站了起来，疾言厉色地向邵力子一阵斥责。接着，赵树理也站起来冲着台上大声嚷嚷。这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有的只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尴尬。
……
初识老区来的“斗争精神”，着实令人敬畏不已！（1999年2月5日）
看过解放区斗地主的街头宣传，你很容易想起台下有人跳起来冲着地主嚷叫的二杆子。跳起来是思想支配的结果，思想却不仅仅支配跳起来，还会支配别的行动。比如何其芳的这里跳起来的思想就支配他后来做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想必坐在台上就更利于呵斥别人了；也就是说，当初在台下跳起来的“斥责”无疑参杂了有朝一日爬上主席台的私念。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等到文化大革命来了，一锅烩，台下的人乱哄哄地对着台上的人呵斥起来，什么走资派啦当权派啦反动权威啦乱箭乱发，这下何其芳被人呵斥得官位面子都没了，受不了了，便自杀了。
可见做人做事，还是讲点道理好。讲道理，别人爱听，自己也通达，不会动不动就拿自家的性命玩轻生。
再说赵树理，我很尊崇的老乡，从解放区落户北京，很快就受到比他更会呵斥的文人们的冷嘲热讽，周扬这个老党棍利用他捞资本，把他树立为“人民作家”，这下他更遭人算计，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灰溜溜地回了老家。在老家他还是很受尊重的，自由度也足够大，六十年代初还做了晋城县的副县长，体验农村生活。有一次，他到我们陵川县的第一山林场体验生活，看见全县在凤凰山和王莽岭一带植树。这里海拔很高，大概两千多百米，树苗成活率困难，所以植树造林必须依靠人海战术，反复向荒山进军。这事我有点印象，就是每年秋后，各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派往县城，分成连排，按民兵组织形式去植树造林。这个活动至少进行了三四年，有点愚公移山的悲壮。赵树理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冲着当时的县委书记邢德勇“嚷嚷”，可那个邢德勇，到真有点“德”有点“勇”呢，坚持植树造林不停，赵树理便转身到省里告了这位县委书记。好在省里知道陵川植树造林这回事儿，拖着没有处理。三年过去，秃头秃脑的凤凰山和王莽岭，居然冒出来一棵棵黑油油的小松树。赵树理见了，又惊又喜，写下了两首诗，表示歉疚之意：
栉风沐雨种油松，
日子无多岁计丰。
莫道眼前犹似昨，
重游过客识英雄。
辛苦经营已数秋，
英雄日日展宏筹。
不矜鳞甲披丛岭，
愿促松荫复石头。
赵树理不是一个天生喜欢“嚷嚷”的人，那些个嚷嚷是他一生中少见的狂热。他的大量写作可以证明这点。作为“人民作家”，他多么想写出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为此跑遍了山西晋东南所有先进大队，走访了所有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物，但是他死活写不出来“高大全”式的人物。大寨出在山西，红遍全国，各级领导热捧，他却不去凑那个热闹，自然是因为他深谙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性格，知道大寨是一个假典型。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要打倒他，就是铁证。赵树理为自己的写作他吃尽了苦头，被整得七死八活，受不了，拒吃拒喝，说是被斗死了，不如说是绝食而死。死前，他自然“嚷嚷”不动了，却还在一个破纸片上偷偷抄写了毛泽东的《咏梅》，要大女儿有朝一日转给周扬，证明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只可惜交给周扬这样的老党棍，实在是有点可悲，因为鲁迅早就告诫人们，周扬是天生的“工头”和“奴隶总管”，是从“车上跳下”的“汉子”，而后“坐车”到“主席台”才是他的最终目标；周扬之流是一大批人，不是个别现象，因为个别现象是成不了气候的。赵树理临了也认不清人，自然更认不清形势了，这种“糊涂涂”是他思想左倾的结果。人生来都有左倾的思想，尤其年轻的时候。赵树理临了还相信周扬这个“工头”和“奴隶总管”，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打工仔”和“奴隶”的命。
呜呼哀哉！
二
魏荒弩先生写《无题》（二），估计是想取别的名字，想来想去没有更合适的名字，忽然想起来这篇文章和《无题》类似，拿来加个“二”字，倒也省事。细究起来，这篇文章和《无题》还是很有差别的，因为这篇是写臭名昭著的阶级斗争问题了。尽管我们曾经用几十年的时间非要论证阶级斗争哲学的无比正确，但是从人类的苦难历史看，无论什么样的斗争都是丑陋的，都是人性之恶的表现；尤其扯了为芸芸众生服务的大旗，实质上是为了个人能高居于他人之上，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己享尽种种物质上的好处，享受特权享受到特色水准。
一九五五年，首都文艺界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开会批判胡风，各协会的领导人全到齐了。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曹禺等均一一在主席台就座。……我和曹靖华先生站在最后靠墙的地方。
这样的座次排位，连梁山好汉那种称兄道弟非法组织的排位都不如，还好意思充当人文墨客。梁山好汉本是一伙喜欢打打杀杀的鲁汉，受到这样那样的逼迫后索性聚众闹事，因此他们干出什么荒唐的事情都不足为奇。可惜“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曹禺等均一一在主席台就座”的当事人，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这样排座次，是很封建的不耻的行为，一丁点先进文化的味道都没有。释迦牟尼、耶稣、莎士比亚、但丁、曹雪芹、鲁迅……谁会“在主席台就座”呢？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讲究“在主席台就座”之类的社会，永远不会给人类留下一点像样的文化积累，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在主席台就座”，进行了太多的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缘故。 批判会一开始就很紧张，吕荧为胡风辩护的著名发言就是在这次会上，至今还仿佛听见郭老严厉的呵斥声。
后来，田汉先生登上了发言席，开始用他那细声细气的湖南腔发言了：“胡风在重庆，骂尽了所有的人，没有他不骂的。老舍可算是个老油子了吧，连他也不放过！……”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一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上的老舍先生，台上台下一片尴尬，都担心老舍先生下不了台。这时只见他拿出了一支煙慢慢抽起来，过了一会，悄悄溜下主席台，到后院天井散起步来。这时站在身边的老曹，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田老大，一派胡言乱语！”（1999年5月5日）
魏荒弩老先生是个懂得欣赏趣味的人，把一个杀气腾腾的批判会，用“老油子”一个词，化解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想必，在重庆的时候，胡风和老舍是老熟人，田汉知根知底，可是现在斗争残酷，人人必须表明立场。田汉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截然分成敌我对立的派别，于是就按当初在重庆闲谈时的口气用在了整肃的会上，会上的萧杀气氛让他搅黄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昵称老舍“老油子”，本意是“老好人”，却让在主席台坐了排位的老舍受不了，不得不“拿出了一支烟慢慢抽起来，过了一会，悄悄溜下主席台”，想来十分有趣。
当然，谁也想不到，到了文化大革命，老舍这“老油子”也难以左右逢源，毛泽东一声号召，“革命群众”把他当作“猪狗”批斗，让他颜面扫地；而亲人朋友又都与他划清界限，冷眼相待，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他把自己整理得整整齐齐，很有尊严地走进了太平湖，溺水而亡。
老舍肯定不是“老油子”，是个“大好人”，这从他的作品里看得出来的。但是他极爱面子的毛病，让他一辈子活得很累。什么风也想跟，把自己一些作品改来改去的，浪费了很多笔墨。到了他做了官儿，还写了很多“莺歌燕舞”的垃圾文字。可悲的是，他的积极投靠还是没有给他撑够面子，连累了性命。
中国人爱面子，现在有几个钱了，面子工程遍及各个角落。但是，面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经过多年的琢磨，我认为“面子”还是左倾思想的一种，只是这种左倾的面子后面利益更大，什么协会的主席、书记之类爪牙角色是也。一个人活到了爱这种面子的地步，与面子后面的东西就很难一刀两断了。解放后的整整一代作家的写作，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所写作品基本上成了垃圾，大概都与他们“挣面子”有关系。只是客观规律不饶人，挣了这个“面子”，就会丢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两种东西几乎是难以水火相容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界代表在北平大会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便退席了。郭沫若、茅盾等发言以后，民革代表邵力子走上了讲台。邵老一头白发，态度稳重，语调低沉而徐缓：“……当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刚说了几句，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这时坐在台下的何其芳腾地站了起来，疾言厉色地向邵力子一阵斥责。接着，赵树理也站起来冲着台上大声嚷嚷。这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有的只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尴尬。
……
初识老区来的“斗争精神”，着实令人敬畏不已！（1999年2月5日）
看过解放区斗地主的街头宣传，你很容易想起台下有人跳起来冲着地主嚷叫的二杆子。跳起来是思想支配的结果，思想却不仅仅支配跳起来，还会支配别的行动。比如何其芳的这里跳起来的思想就支配他后来做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想必坐在台上就更利于呵斥别人了；也就是说，当初在台下跳起来的“斥责”无疑参杂了有朝一日爬上主席台的私念。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等到文化大革命来了，一锅烩，台下的人乱哄哄地对着台上的人呵斥起来，什么走资派啦当权派啦反动权威啦乱箭乱发，这下何其芳被人呵斥得官位面子都没了，受不了了，便自杀了。
可见做人做事，还是讲点道理好。讲道理，别人爱听，自己也通达，不会动不动就拿自家的性命玩轻生。
再说赵树理，我很尊崇的老乡，从解放区落户北京，很快就受到比他更会呵斥的文人们的冷嘲热讽，周扬这个老党棍利用他捞资本，把他树立为“人民作家”，这下他更遭人算计，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灰溜溜地回了老家。在老家他还是很受尊重的，自由度也足够大，六十年代初还做了晋城县的副县长，体验农村生活。有一次，他到我们陵川县的第一山林场体验生活，看见全县在凤凰山和王莽岭一带植树。这里海拔很高，大概两千多百米，树苗成活率困难，所以植树造林必须依靠人海战术，反复向荒山进军。这事我有点印象，就是每年秋后，各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派往县城，分成连排，按民兵组织形式去植树造林。这个活动至少进行了三四年，有点愚公移山的悲壮。赵树理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冲着当时的县委书记邢德勇“嚷嚷”，可那个邢德勇，到真有点“德”有点“勇”呢，坚持植树造林不停，赵树理便转身到省里告了这位县委书记。好在省里知道陵川植树造林这回事儿，拖着没有处理。三年过去，秃头秃脑的凤凰山和王莽岭，居然冒出来一棵棵黑油油的小松树。赵树理见了，又惊又喜，写下了两首诗，表示歉疚之意：
栉风沐雨种油松，
日子无多岁计丰。
莫道眼前犹似昨，
重游过客识英雄。
辛苦经营已数秋，
英雄日日展宏筹。
不矜鳞甲披丛岭，
愿促松荫复石头。
赵树理不是一个天生喜欢“嚷嚷”的人，那些个嚷嚷是他一生中少见的狂热。他的大量写作可以证明这点。作为“人民作家”，他多么想写出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为此跑遍了山西晋东南所有先进大队，走访了所有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物，但是他死活写不出来“高大全”式的人物。大寨出在山西，红遍全国，各级领导热捧，他却不去凑那个热闹，自然是因为他深谙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性格，知道大寨是一个假典型。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要打倒他，就是铁证。赵树理为自己的写作他吃尽了苦头，被整得七死八活，受不了，拒吃拒喝，说是被斗死了，不如说是绝食而死。死前，他自然“嚷嚷”不动了，却还在一个破纸片上偷偷抄写了毛泽东的《咏梅》，要大女儿有朝一日转给周扬，证明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只可惜交给周扬这样的老党棍，实在是有点可悲，因为鲁迅早就告诫人们，周扬是天生的“工头”和“奴隶总管”，是从“车上跳下”的“汉子”，而后“坐车”到“主席台”才是他的最终目标；周扬之流是一大批人，不是个别现象，因为个别现象是成不了气候的。赵树理临了也认不清人，自然更认不清形势了，这种“糊涂涂”是他思想左倾的结果。人生来都有左倾的思想，尤其年轻的时候。赵树理临了还相信周扬这个“工头”和“奴隶总管”，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打工仔”和“奴隶”的命。
呜呼哀哉！
二
魏荒弩先生写《无题》（二），估计是想取别的名字，想来想去没有更合适的名字，忽然想起来这篇文章和《无题》类似，拿来加个“二”字，倒也省事。细究起来，这篇文章和《无题》还是很有差别的，因为这篇是写臭名昭著的阶级斗争问题了。尽管我们曾经用几十年的时间非要论证阶级斗争哲学的无比正确，但是从人类的苦难历史看，无论什么样的斗争都是丑陋的，都是人性之恶的表现；尤其扯了为芸芸众生服务的大旗，实质上是为了个人能高居于他人之上，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己享尽种种物质上的好处，享受特权享受到特色水准。
一九五五年，首都文艺界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开会批判胡风，各协会的领导人全到齐了。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曹禺等均一一在主席台就座。……我和曹靖华先生站在最后靠墙的地方。
这样的座次排位，连梁山好汉那种称兄道弟非法组织的排位都不如，还好意思充当人文墨客。梁山好汉本是一伙喜欢打打杀杀的鲁汉，受到这样那样的逼迫后索性聚众闹事，因此他们干出什么荒唐的事情都不足为奇。可惜“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曹禺等均一一在主席台就座”的当事人，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这样排座次，是很封建的不耻的行为，一丁点先进文化的味道都没有。释迦牟尼、耶稣、莎士比亚、但丁、曹雪芹、鲁迅……谁会“在主席台就座”呢？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讲究“在主席台就座”之类的社会，永远不会给人类留下一点像样的文化积累，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在主席台就座”，进行了太多的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缘故。 批判会一开始就很紧张，吕荧为胡风辩护的著名发言就是在这次会上，至今还仿佛听见郭老严厉的呵斥声。
后来，田汉先生登上了发言席，开始用他那细声细气的湖南腔发言了：“胡风在重庆，骂尽了所有的人，没有他不骂的。老舍可算是个老油子了吧，连他也不放过！……”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一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上的老舍先生，台上台下一片尴尬，都担心老舍先生下不了台。这时只见他拿出了一支煙慢慢抽起来，过了一会，悄悄溜下主席台，到后院天井散起步来。这时站在身边的老曹，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田老大，一派胡言乱语！”（1999年5月5日）
魏荒弩老先生是个懂得欣赏趣味的人，把一个杀气腾腾的批判会，用“老油子”一个词，化解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想必，在重庆的时候，胡风和老舍是老熟人，田汉知根知底，可是现在斗争残酷，人人必须表明立场。田汉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截然分成敌我对立的派别，于是就按当初在重庆闲谈时的口气用在了整肃的会上，会上的萧杀气氛让他搅黄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昵称老舍“老油子”，本意是“老好人”，却让在主席台坐了排位的老舍受不了，不得不“拿出了一支烟慢慢抽起来，过了一会，悄悄溜下主席台”，想来十分有趣。
当然，谁也想不到，到了文化大革命，老舍这“老油子”也难以左右逢源，毛泽东一声号召，“革命群众”把他当作“猪狗”批斗，让他颜面扫地；而亲人朋友又都与他划清界限，冷眼相待，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他把自己整理得整整齐齐，很有尊严地走进了太平湖，溺水而亡。
老舍肯定不是“老油子”，是个“大好人”，这从他的作品里看得出来的。但是他极爱面子的毛病，让他一辈子活得很累。什么风也想跟，把自己一些作品改来改去的，浪费了很多笔墨。到了他做了官儿，还写了很多“莺歌燕舞”的垃圾文字。可悲的是，他的积极投靠还是没有给他撑够面子，连累了性命。
中国人爱面子，现在有几个钱了，面子工程遍及各个角落。但是，面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经过多年的琢磨，我认为“面子”还是左倾思想的一种，只是这种左倾的面子后面利益更大，什么协会的主席、书记之类爪牙角色是也。一个人活到了爱这种面子的地步，与面子后面的东西就很难一刀两断了。解放后的整整一代作家的写作，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所写作品基本上成了垃圾，大概都与他们“挣面子”有关系。只是客观规律不饶人，挣了这个“面子”，就会丢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两种东西几乎是难以水火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