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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5年的高速“追赶式”增长渐近尾声。有过类似经历所有国家的这种增长都会结束，且时间节点都出现在远未赶上全球最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0至16000美元时开始下降，而不是40000至50000美元，后者是最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其中，部分为多数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所共有，另一些则为特定国家独有。如今，中国已达到或即将达到多数曾经高增长国家增长放缓的收入区间的低端。
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可能将其带入急剧衰退或长期停滞的危机，但如果未来10年里，中国GDP保持目前超过7%（或5%-6%）的增长率，将会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如果要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速，必然面临供给侧的挑战。这些挑战越来越被广为理解，多数必需的改革也都涵盖进了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点改革计划。需求侧的挑战远未被理解，中国内外皆无人对必须进行的需求侧改革了然于胸 ，也无切实的国际先例可循。
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一场危机。理由是，由于监管松懈的影子银行机构迅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迅猛增长以及中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急剧上升，中国的金融业十分脆弱。还有人强调，一些工业领域的产能严重过剩，尤其是与钢铁、水泥等建材供应相关的行业。相应的，被不少人公认存在的房地产价格和建筑业泡沫可能破裂。以金融业缺陷为依据作为论点的问题在于，多数债务是一家中国机构拖欠另一家本国机构，而不是拖欠外国的。同时，中国政府拥有防止令经济陷入急剧衰退的雪崩式破产的机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从大多层面看，都比中国当前面临的任何问题严重，而当时中国政府化危机于无形，且没有导致经济放缓。 房价大跌可能产生更棘手的问题，但也可能意味着一些公司和金融机构破产，而政府可依据情况决定是否纾困。
重构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应对维持高增长的长期挑战，要比应对短期金融危机复杂得多。从供应侧看，中国经济放缓部分原因在于投入品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在放缓。劳动力将很快完全停止增长，能够随时流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在日渐枯竭。最易于流动的18至40岁农村劳动力，多数已经在从事农业以外的行业。随着直到高中的普及教育在中国已接近实现，而大学教育的发展可能快于社会对大学水平技能的需求增长，中国引人注目的教育扩张也在放缓。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增长便年年高于GDP增长，直到投资占GDP比重从略高于35%升至50%左右。这种战略同样不可持续。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以及投资增速都必须下降，而不是持续上升。在下面讨论需求侧问题时，我们还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
因此，中国在未来数年维持较高增长的主要途径是稳步提高投入品的生产率，而不是投入量。经济学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一直在快速提高，但这部分是由于中国打破了极度低效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制度，从而实现了生产率的大爆发。例如，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期带来了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而允许工业投入品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不再以行政手段分配，则带来了乡镇企业为期10年的繁荣。
再走下去，为维持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所必须进行的改革，可能变得更困难，但绝非不可能。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详细列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计划中的相关措施，若这些措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将能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总体目标是让国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并在其他领域尽可能依靠市场力量。不过，市场的良好运转还有赖于商业法律体系的良好运转。保障农村产权是必要的改革措施之一，以使农村非农业人口能够在城市里扎根，并让他们的子女受到能适应城市环境的教育——因为未来多数农村人口将在城市生活。如果上述举措以及改革计划中所列的许多其他供应侧改革得到有效执行，对于持续生产率提高将大有裨益。
重构需求侧：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挑战
需求侧的问题解决起来没这么容易。问题的核心在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而投资比重太高。政府消费还算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水平。许多人质疑中国消费数据的可靠性，但即使对这项数据作重大调整，也不可能改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得不正常这一事实。如果中国能够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提高至55%或60%（当前水平仅为35%至40%），那么需求侧的增长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届时，投资将面向消费品（以及生产消费品所必需的资本品）的生产，而更可持续水平上的投资将继续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届时，将没有必要试图刺激不可持续的出口率，或是投资于回报率越来越低的项目。
如何提高GDP中居民消费的比重？通常而言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居民收入增速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GDP增速，要么居民储蓄率必须降低，或者双管齐下。要让居民收入在10年或更长时间内增速持续快于GDP，只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即让实际工资的上涨速度快于GDP。过去几年，工资上涨速度看上去确实比GDP快，但还能再持续10年么？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过，但这或许能够实现。不过，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空间不大，因为工资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补贴来持续提高穷人收入，也可以通过放开银行利率，让银行存款利率上升来提高更多人的实际收入，但此类措施只可能让居民收入或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2至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能够彻底实施全面医保制度和全国养老制度，居民储蓄率可能会降低，但这仍然只能将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2至3个百分点。比起更多人留在农村，城镇化或许能够提高消费水平，但提高多少尚属未知。有人或许会提出，上述措施的影响可能更巨大，但本文没有篇幅来解释我列举的数字。
我的结论是：GDP的持续高增长要求重构需求侧，实现这一点或许是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挑战。10年过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会产生其他问题。
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可能将其带入急剧衰退或长期停滞的危机，但如果未来10年里，中国GDP保持目前超过7%（或5%-6%）的增长率，将会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如果要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速，必然面临供给侧的挑战。这些挑战越来越被广为理解，多数必需的改革也都涵盖进了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点改革计划。需求侧的挑战远未被理解，中国内外皆无人对必须进行的需求侧改革了然于胸 ，也无切实的国际先例可循。
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一场危机。理由是，由于监管松懈的影子银行机构迅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迅猛增长以及中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急剧上升，中国的金融业十分脆弱。还有人强调，一些工业领域的产能严重过剩，尤其是与钢铁、水泥等建材供应相关的行业。相应的，被不少人公认存在的房地产价格和建筑业泡沫可能破裂。以金融业缺陷为依据作为论点的问题在于，多数债务是一家中国机构拖欠另一家本国机构，而不是拖欠外国的。同时，中国政府拥有防止令经济陷入急剧衰退的雪崩式破产的机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从大多层面看，都比中国当前面临的任何问题严重，而当时中国政府化危机于无形，且没有导致经济放缓。 房价大跌可能产生更棘手的问题，但也可能意味着一些公司和金融机构破产，而政府可依据情况决定是否纾困。
重构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应对维持高增长的长期挑战，要比应对短期金融危机复杂得多。从供应侧看，中国经济放缓部分原因在于投入品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在放缓。劳动力将很快完全停止增长，能够随时流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在日渐枯竭。最易于流动的18至40岁农村劳动力，多数已经在从事农业以外的行业。随着直到高中的普及教育在中国已接近实现，而大学教育的发展可能快于社会对大学水平技能的需求增长，中国引人注目的教育扩张也在放缓。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增长便年年高于GDP增长，直到投资占GDP比重从略高于35%升至50%左右。这种战略同样不可持续。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以及投资增速都必须下降，而不是持续上升。在下面讨论需求侧问题时，我们还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
因此，中国在未来数年维持较高增长的主要途径是稳步提高投入品的生产率，而不是投入量。经济学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一直在快速提高，但这部分是由于中国打破了极度低效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制度，从而实现了生产率的大爆发。例如，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期带来了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而允许工业投入品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不再以行政手段分配，则带来了乡镇企业为期10年的繁荣。
再走下去，为维持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所必须进行的改革，可能变得更困难，但绝非不可能。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详细列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计划中的相关措施，若这些措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将能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总体目标是让国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并在其他领域尽可能依靠市场力量。不过，市场的良好运转还有赖于商业法律体系的良好运转。保障农村产权是必要的改革措施之一，以使农村非农业人口能够在城市里扎根，并让他们的子女受到能适应城市环境的教育——因为未来多数农村人口将在城市生活。如果上述举措以及改革计划中所列的许多其他供应侧改革得到有效执行，对于持续生产率提高将大有裨益。
重构需求侧：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挑战
需求侧的问题解决起来没这么容易。问题的核心在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而投资比重太高。政府消费还算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水平。许多人质疑中国消费数据的可靠性，但即使对这项数据作重大调整，也不可能改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得不正常这一事实。如果中国能够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提高至55%或60%（当前水平仅为35%至40%），那么需求侧的增长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届时，投资将面向消费品（以及生产消费品所必需的资本品）的生产，而更可持续水平上的投资将继续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届时，将没有必要试图刺激不可持续的出口率，或是投资于回报率越来越低的项目。
如何提高GDP中居民消费的比重？通常而言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居民收入增速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GDP增速，要么居民储蓄率必须降低，或者双管齐下。要让居民收入在10年或更长时间内增速持续快于GDP，只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即让实际工资的上涨速度快于GDP。过去几年，工资上涨速度看上去确实比GDP快，但还能再持续10年么？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过，但这或许能够实现。不过，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空间不大，因为工资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补贴来持续提高穷人收入，也可以通过放开银行利率，让银行存款利率上升来提高更多人的实际收入，但此类措施只可能让居民收入或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2至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能够彻底实施全面医保制度和全国养老制度，居民储蓄率可能会降低，但这仍然只能将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2至3个百分点。比起更多人留在农村，城镇化或许能够提高消费水平，但提高多少尚属未知。有人或许会提出，上述措施的影响可能更巨大，但本文没有篇幅来解释我列举的数字。
我的结论是：GDP的持续高增长要求重构需求侧，实现这一点或许是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挑战。10年过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会产生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