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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全国放假一天，很多人感到新奇，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把9月3日作为假期。
1945年的9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向盟军政府，包括中国政府投降。次日，即9月3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这一天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第一次全国放假。
在大同，虽然有邻居街坊的口口相传，但文字寥寥。一些传记记载，徐永昌父母早亡，13岁徐就成了孤儿，从军队杂役开始从军。1914年，徐考入陆军大学，9年间完成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成绩优秀毕业后，辅佐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1928年孙岳病故后，他成为代理国民第三军代理军长。后来徐在1931年到1936年，又任山西省主席一职。
虽然他官居要职，但是他在山西留下的影响已经无多。在大同，有几间房龄过百，但无人居住的老房子，相传是他从军开始的地方。而他父母本来在兴国寺的墓地上，却建起了现代化的建筑。在太原，他的故居还在，现在是个半空的某党派办公室。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北京宛平，国家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徐也是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仅有一张侧面的照片是他在密苏里号签字。
我去四川樊建川的抗战文物纪念馆，一次与工作人员攀谈也令我哑然。工作人员说有人要送一支徐永昌当年代表中国受降签字的笔，还自称是徐的女婿。可是徐生于1887年，1959年在台湾去世，“大陆女婿”一说不太现实。
后来我见到了上海一位知名的画家，他曾为《新民晚报》作画，画述70年前徐签字的场景，但是因为他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徐的任何照片，只能画张自忠的面孔来代替。专业画家都寻而不得，可见徐永昌的资料少之又少。
受降前日急购签字笔
机缘巧合，一次我出差到台湾，参观了台湾的国军历史文物馆，看到很多徐的文物。后来我在台湾的山西会馆停留，我跟馆内工作人员提起徐永昌，没想到工作人员很用心，日后居然把徐的家人地址电话找到了，通过我的台北同事转给了我。于是我开始联系徐家人，经过几次致电致信，我终于有了机会去拜见当时仍然在世的徐的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女士，以及徐最小的女儿徐元容女士。
李西铭女士是北京人，虽然移居台北数十年，但是北京话字正腔圆。我们聊得颇为投机，她还记得徐将军签字前一天才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签字笔，特地派副官在东京购买。蒙她赠我《徐永昌传》，我才得知徐更多的故事。
据《徐永昌传》记载，徐从军从政，有三点最为突出。第一是徐为人为官清廉。早年做军务杂役的时候，负责军需采购。一次军中内审，发现徐永昌的主管营私舞弊，当查到徐永昌时却没有。有证人作证：“徐老总（当时人称军人为老总）为人老实，他给的价钱随你到别处打听！”这在当时上下腐败沆瀣一气的国民革命军中可谓凤毛鳞角。
徐一生如此，其去世后，他在台湾和海外妻室儿女也并无太多遗产。徐一直以来能深得各级上司信任，包括孙岳、阎锡山、蒋介石，以致官居要职，也是因为为人刚正不阿。
其次是军民分治，政治思想超前。徐任山西省主席的时候，主动放弃了兵权，辞去第三军军长一职。这又是一次令当时军政两界大为哗然的举动。政界都认为，“地方不靖，带兵前去，较易施为”；军方和徐下属则认为，徐是贪恋官权，抛弃了军队。而他的解释是，“如不带兵即无能施为，带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这就是说如果因为百姓因为我有兵权而听命于我，那么说明这个政府不得人心。如果军队一直为政府所用，那么军队便不能自立，不能独立行兵打仗。这样的眼界和心胸，当时几乎无人能及。 最后是重视教育，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徐出身草芥，这一点与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家境和教育背景良好的军官不同，但是他治学开始就异常刻苦。在陆军大学求学期间，他成绩在录取的一百六十人中最开始倒数第二。为此，他很勤奋，为了免于淘汰，他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第一次月考即到第六十一名，第二次月考第二十四，第三次月考第四，后来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徐见解独到，勇于创新，深得数位德国教官敬佩，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领导军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重视教育。
抗战中期，他就写道：“战至四年，今我对日，至少须拼出八年战斗，但我人教育差，当以十年为的。”即从他的观点看，抗战必须长期，因为自身的教育不足，更加加剧了抗战的难度。
虽然当时抗战节节败退，但是徐仍然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教育会改变中国，正如他看到了勤奋学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日之失败非完全失败于战场上百数十万之军队，乃失败于全国上下知能不够，尤其是知能不正确。所以乘兹大难人心稍知戒惧之时，改革教育，树立正确救国中心思想，其事与抗战并重，其途亦与抗战并进！须知敌人之侵我，何尝不是天假手于恶人以示警。我今一面抗战一面刻苦自修，又何尝不是玉成我于将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理念，所以后来在抗战期间，他都一直任陆军大学校长。
为人方面，据他女儿、现居澳大利亚的徐元容女士回忆：“我父亲喜欢谈论他在大同的童年。回忆他在学校的时光。在谈到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他抱憾很多。作为一个幼小的孤儿，他没有办法为他的父母建个像样的坟墓，只能选择一些彩色的石头，以标记他们坟墓的位置。他谈到了他多年以后回到大同，他曾努力地寻找过祖坟上的这些彩色石头。”
徐的女儿还说：“父亲喜欢简单的快乐，如在炎热夏天的下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能有温暖的炉火。他喜欢周日带上我们前往郊区，请农民为我们提供一个草编织的笼子，里面有蟋蟀， 而不是给我们购买昂贵的玩具。”
要说徐的弱点，大概就是他为人也数风流。张学良回忆他：“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徐一生娶妻三次，不过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阀动辄妻妾成群，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遗物资料待研究
2013年，徐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因病去世。生前我一直想邀请她来山西看看，因为她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徐夫人去世后，一天，我接到徐永昌女儿来电，说徐永昌生前有些许遗物，徐夫人一直保留不舍得丢弃。现在夫人过世，台湾再没有能存放这些资料的地方，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整理。
我深感此事重大，于是数次前往台北参与整理徐永昌将军及夫人留下的遗物。最后，徐的女儿答应将整理好的父亲遗物暂存我处，将来以图他用。
徐将军生前，已经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均托付给了台湾的国军历史博物馆。在我保管的遗物中，除了他的副将赵正锴写的《徐永昌传》，最有价值的，当数徐永昌的很多照片和他的日记。他的照片虽然已经泛黄，但是纸张、显影、定影都非常好，一看一触便可感觉到历史的厚重。而他的日记，有12卷之多，从1916年就开始记录他每天的生活、工作和自省。《徐永昌日记》时间跨度从民国、抗战、内战到他晚年在台湾，内容涵盖了诸如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及蒋介石在台湾的政局变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和事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遗物中，还有徐将军的两件旧军服，保管颇为不易，每到阴天下雨，还要经常拿出来晾晒防霉。
拥有这么多史料，一时间我四处奔走，希望能在大同当地建一座他的纪念馆，无奈应者寥寥，至今没有着落。同时，我仍然在联系徐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到北京或者一些地方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但无奈个人能力所及，进展缓慢。
但我欣慰的是，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将我提供的部分资料加以整理和采访，记述了徐永昌将军。如同去年国家把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的名单公布一样，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对英烈同胞的一种承认。
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张继红，也决定重新录入整理出版《徐永昌日记》。这对现有的国共党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因为现有的徐永昌日记手稿字迹风格独特、行文多为文言、称呼多以字号为主，即使对学者而言，都不易参阅解读，更遑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和学生。
在寻找徐永昌、发现徐永昌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友人，虽然纪念徐将军这件事，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仍觉得深受他们鼓舞。他们让我知道，国民关心的不仅是如何庆祝，而是如何铭记。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从来都是人造就的。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不是无情的民族，而是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的强大民族。让我们珍视我们过去，展望我们共同的将来。（口述者为美籍华人，祖籍山西大同，以个人身份发掘徐永昌相关资料，力促建立徐永昌纪念馆。）
1945年的9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向盟军政府，包括中国政府投降。次日，即9月3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这一天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第一次全国放假。
在大同，虽然有邻居街坊的口口相传，但文字寥寥。一些传记记载，徐永昌父母早亡，13岁徐就成了孤儿，从军队杂役开始从军。1914年，徐考入陆军大学，9年间完成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成绩优秀毕业后，辅佐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1928年孙岳病故后，他成为代理国民第三军代理军长。后来徐在1931年到1936年，又任山西省主席一职。
虽然他官居要职，但是他在山西留下的影响已经无多。在大同，有几间房龄过百，但无人居住的老房子，相传是他从军开始的地方。而他父母本来在兴国寺的墓地上，却建起了现代化的建筑。在太原，他的故居还在，现在是个半空的某党派办公室。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北京宛平，国家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徐也是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仅有一张侧面的照片是他在密苏里号签字。
我去四川樊建川的抗战文物纪念馆，一次与工作人员攀谈也令我哑然。工作人员说有人要送一支徐永昌当年代表中国受降签字的笔，还自称是徐的女婿。可是徐生于1887年，1959年在台湾去世，“大陆女婿”一说不太现实。
后来我见到了上海一位知名的画家，他曾为《新民晚报》作画，画述70年前徐签字的场景，但是因为他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徐的任何照片，只能画张自忠的面孔来代替。专业画家都寻而不得，可见徐永昌的资料少之又少。
受降前日急购签字笔
机缘巧合，一次我出差到台湾，参观了台湾的国军历史文物馆，看到很多徐的文物。后来我在台湾的山西会馆停留，我跟馆内工作人员提起徐永昌，没想到工作人员很用心，日后居然把徐的家人地址电话找到了，通过我的台北同事转给了我。于是我开始联系徐家人，经过几次致电致信，我终于有了机会去拜见当时仍然在世的徐的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女士，以及徐最小的女儿徐元容女士。
李西铭女士是北京人，虽然移居台北数十年，但是北京话字正腔圆。我们聊得颇为投机，她还记得徐将军签字前一天才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签字笔，特地派副官在东京购买。蒙她赠我《徐永昌传》，我才得知徐更多的故事。
据《徐永昌传》记载，徐从军从政，有三点最为突出。第一是徐为人为官清廉。早年做军务杂役的时候，负责军需采购。一次军中内审，发现徐永昌的主管营私舞弊，当查到徐永昌时却没有。有证人作证：“徐老总（当时人称军人为老总）为人老实，他给的价钱随你到别处打听！”这在当时上下腐败沆瀣一气的国民革命军中可谓凤毛鳞角。
徐一生如此，其去世后，他在台湾和海外妻室儿女也并无太多遗产。徐一直以来能深得各级上司信任，包括孙岳、阎锡山、蒋介石，以致官居要职，也是因为为人刚正不阿。
其次是军民分治，政治思想超前。徐任山西省主席的时候，主动放弃了兵权，辞去第三军军长一职。这又是一次令当时军政两界大为哗然的举动。政界都认为，“地方不靖，带兵前去，较易施为”；军方和徐下属则认为，徐是贪恋官权，抛弃了军队。而他的解释是，“如不带兵即无能施为，带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这就是说如果因为百姓因为我有兵权而听命于我，那么说明这个政府不得人心。如果军队一直为政府所用，那么军队便不能自立，不能独立行兵打仗。这样的眼界和心胸，当时几乎无人能及。 最后是重视教育，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徐出身草芥，这一点与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家境和教育背景良好的军官不同，但是他治学开始就异常刻苦。在陆军大学求学期间，他成绩在录取的一百六十人中最开始倒数第二。为此，他很勤奋，为了免于淘汰，他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第一次月考即到第六十一名，第二次月考第二十四，第三次月考第四，后来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徐见解独到，勇于创新，深得数位德国教官敬佩，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领导军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重视教育。
抗战中期，他就写道：“战至四年，今我对日，至少须拼出八年战斗，但我人教育差，当以十年为的。”即从他的观点看，抗战必须长期，因为自身的教育不足，更加加剧了抗战的难度。
虽然当时抗战节节败退，但是徐仍然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教育会改变中国，正如他看到了勤奋学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日之失败非完全失败于战场上百数十万之军队，乃失败于全国上下知能不够，尤其是知能不正确。所以乘兹大难人心稍知戒惧之时，改革教育，树立正确救国中心思想，其事与抗战并重，其途亦与抗战并进！须知敌人之侵我，何尝不是天假手于恶人以示警。我今一面抗战一面刻苦自修，又何尝不是玉成我于将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理念，所以后来在抗战期间，他都一直任陆军大学校长。
为人方面，据他女儿、现居澳大利亚的徐元容女士回忆：“我父亲喜欢谈论他在大同的童年。回忆他在学校的时光。在谈到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他抱憾很多。作为一个幼小的孤儿，他没有办法为他的父母建个像样的坟墓，只能选择一些彩色的石头，以标记他们坟墓的位置。他谈到了他多年以后回到大同，他曾努力地寻找过祖坟上的这些彩色石头。”
徐的女儿还说：“父亲喜欢简单的快乐，如在炎热夏天的下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能有温暖的炉火。他喜欢周日带上我们前往郊区，请农民为我们提供一个草编织的笼子，里面有蟋蟀， 而不是给我们购买昂贵的玩具。”
要说徐的弱点，大概就是他为人也数风流。张学良回忆他：“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徐一生娶妻三次，不过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阀动辄妻妾成群，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遗物资料待研究
2013年，徐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因病去世。生前我一直想邀请她来山西看看，因为她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徐夫人去世后，一天，我接到徐永昌女儿来电，说徐永昌生前有些许遗物，徐夫人一直保留不舍得丢弃。现在夫人过世，台湾再没有能存放这些资料的地方，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整理。
我深感此事重大，于是数次前往台北参与整理徐永昌将军及夫人留下的遗物。最后，徐的女儿答应将整理好的父亲遗物暂存我处，将来以图他用。
徐将军生前，已经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均托付给了台湾的国军历史博物馆。在我保管的遗物中，除了他的副将赵正锴写的《徐永昌传》，最有价值的，当数徐永昌的很多照片和他的日记。他的照片虽然已经泛黄，但是纸张、显影、定影都非常好，一看一触便可感觉到历史的厚重。而他的日记，有12卷之多，从1916年就开始记录他每天的生活、工作和自省。《徐永昌日记》时间跨度从民国、抗战、内战到他晚年在台湾，内容涵盖了诸如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及蒋介石在台湾的政局变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和事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遗物中，还有徐将军的两件旧军服，保管颇为不易，每到阴天下雨，还要经常拿出来晾晒防霉。
拥有这么多史料，一时间我四处奔走，希望能在大同当地建一座他的纪念馆，无奈应者寥寥，至今没有着落。同时，我仍然在联系徐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到北京或者一些地方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但无奈个人能力所及，进展缓慢。
但我欣慰的是，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将我提供的部分资料加以整理和采访，记述了徐永昌将军。如同去年国家把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的名单公布一样，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对英烈同胞的一种承认。
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张继红，也决定重新录入整理出版《徐永昌日记》。这对现有的国共党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因为现有的徐永昌日记手稿字迹风格独特、行文多为文言、称呼多以字号为主，即使对学者而言，都不易参阅解读，更遑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和学生。
在寻找徐永昌、发现徐永昌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友人，虽然纪念徐将军这件事，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仍觉得深受他们鼓舞。他们让我知道，国民关心的不仅是如何庆祝，而是如何铭记。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从来都是人造就的。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不是无情的民族，而是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的强大民族。让我们珍视我们过去，展望我们共同的将来。（口述者为美籍华人，祖籍山西大同，以个人身份发掘徐永昌相关资料，力促建立徐永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