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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很多时候总是将个人的精神创伤蔓延到底层社会之中，深层次地挖掘社会精神面貌，对底层人民寄予人性的关怀。《聊斋志异》塑造了一个鬼魅丛生的乱世，以荒诞奇异的想象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现实世界。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解读之时，除了重视文章中的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与语言构造外，还应该重视对文本的主题与作者的情感表达，做到形神兼具的整体性深度解读。在《聊斋志异》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叙事上，喜欢将主角推向生存与死亡的边缘之中，以独特的艺术场景为我们展现主角的困境，同时又设置众多大能、异人出场帮助主角跨越难关，最终回归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这在《促织》一文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探讨《促织》一文时，除了探讨蒲松龄对故事情节的设计与语言功底外，重要的是解读作者在文本中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
一、生存抑或死亡的困局
在黑暗腐朽的官僚统治之下，百姓不仅要看天牧田，还会受到统治阶级所带来的压榨与剥削。这种统治是自上而下的，从皇帝到官僚，从土豪到乡霸，底层平民的财产与人身安全皆受他们的控制，百姓陷入了苦难之中。在蒲松龄的笔下，皇权富贵的小兴致，民间百姓的大痛苦，两相比较荒唐至极。在《促织》中，人命如草芥，是比不上一只“促织”的，有人因“促织”得道，鸡犬升仙，有人因“促织”死亡，弃之如履。
开篇“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交代了时间、地点、事件。并为“促织”所带来的弊端做了阐述，即“上进制”：以献上“促织”一事形成层层剥削的统治关系。同时，也是主角“成名”的困局所在。百姓成名老实木衲于是成了被欺诈的对象，被充当捕抓“促织”的人。而身心良善的成名有着与其他人所不同的地方——不敢敛户口，这便是作者所要写的“违规者”。当狡猾奸诈成了社会中的主流突然出现一个有品格有同情心的人，那么其势必走向灭亡，因此需要以“神话”来打救，如此才能破局。作者先写成名安分守己“早出暮归，提竹笼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讫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这说明以常规的手段根本不能满足上级所颁发的命令，因此需要“敛户口”，走压榨之事。而成名的良善天性又逼迫成名不行欺诈行为，因此成名下场“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于是两难的情境之下，妻子只好求助“驼背巫”，在其帮助之下，终得一只能征善战的“促织”。但好景不长正得意之时，由于儿子的犯错，“促织”被儿子弄死，一时间又陷入困局之中，而儿子又害怕父亲发怒责备，不幸落井，可谓是祸不单行。作者蒲松龄便是在“求——得——失”三者之中，一步一步将故事推向高潮。最终奇迹发生：儿子苏醒，身化“促织”，为成名征战四方，得所赏识，得以大团圆结局。
二、不断“破局”的叙事建构
中国古典小说考究对故事的情节、结构，重视故事的首尾呼应。这是由通俗小说的可读性所决定。可读性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情节推进，环环相扣，而是要引起读者的认可，让读者在故事中能够认同作者的观点，即通过小说的叙事建构引起读者对文中主题的认可。那么首先在设计情节上便应该赋予普遍性的人生经历，如科举、税政、婚姻、官场等。其次，在将这些人生经历赋予不同的戏剧画面如欺、压、凌、辱等。最后，再加以期待性的普遍存在的圆满结局如状元及第、国泰民安等。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满足作者的寄托情操，反映现实的需要，也能够满足读者的内心渴望。
在《促织》中，从小说的情节而言，可谓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一直在困局与破局中互相缠绕。先是成名上供不足，惨被惩戒，然后剑走偏锋，与神婆问路，再到历经艰苦，按图索骥，随后困局再生，蟋蟀横死，儿子寻死，紧接诡异发生，儿子化身，终是破局。而作者也是在不断的“造局”与“破局”之中，寻找着自身对昏暗社会“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思考，并在最后发出“天将以酬长厚者”的人生感悟。
从上文中分析可知，《促织》主人公成名的困局是由层层剥削下的封建官僚制度与自身道德修养不合所产生的。作者通过设计一个“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宏大的困局，来引出主角的生死困境，再通过不断的跌宕的困境勾连，来实现情节的推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为了达到成名惨遭逼迫的目的。宫中流行斗“促织”，而底下士人争相模仿，层层进交。如此一来，高压之下底层人民自然民不聊生，荒芜田事。但主角成名并没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便满足了上级的需求，反而生活愈加窘迫“薄产累尽”。于是为寻破局，成名只能自己动手去寻“促织”但是却没能够找到好的品相。而后寻到神婆破局，按图索骥。在“得虫”的描写中，也可谓是困局横生，先是“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找不到动静，然后蛤蟆破局引路，成名“急逐趁之”方找到综迹，随后又用尽方法，才得到了“促织”。如果故事到此截止，那么成名的故事便是以“欺诈”开始，以完成任务而结束，那么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枯燥，不被大众所喜爱的，因此要让成名的“促织”变得更加神秘化，让成名有真正的成名契机。之后，儿子“窃发盆”导致困局再生，结果儿子“化虫”归来，重新破局。作者紧接着再造困局，写成名的“促织”木讷，不巧又与人相争，结果大胜而归，之后豁然开朗。蒲松龄在安排细节的时候，也是细致入微，利用各种机缘巧合，让“破局”变得合乎情理。蛤蟆寻“促织”是找食，儿子苏醒无神是“化虫”，“促织”能征善战是因为儿子所化，于是在各种巧合之下，成名自然步步高进，“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在蒲松龄的苦心造诣之下，在困局的设计之中不断反映现实，表现自身对社会的想法，让恶意的社会重新回归善意，在由此及彼的相互递进之中，实现作者的叙事主题。
三、《促织》中劝善的济世情怀
文学作品离不开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作品往往围绕着善、恶的对立所推进。蒲松龄作为传统的儒家弟子，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有着经世济民的远大目标，对平民有着仁爱的关怀。这一份情怀被他付诸于文中，成为了小说中的痛心疾首与超越现实的纯粹理想，而贯彻于始终的依旧是劝善的济世情怀。
在《促织》一文中，蒲松龄将“善”作为主人公成名突破困境的品质要求。在昏官当道，腐朽破落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而主人公却能一直诺守本心，即便生命危在旦夕也不以侵犯更底层的平民，最后得到上天眷顾，实现大富大贵的人生理想。这传达出作者希望人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个良善的心，能够做到“仁者爱人”。蒲松龄作为底层百姓中的一员生活清贫，时常被苛捐杂税、自然灾害等威胁到生活，能够深刻感受到封建官吏的暴虐不仁。在《促织》中，仅是因为天子的一时兴起，结果导致官场上大量的官员巧立名目，以此趁机敛财，而普通百姓为一只“促织”弄得家破人亡，将“苛政猛于虎”表现的淋漓尽致。面对这样昏暗社会，蒲松龄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并未止步于“解决生存困境”，其更渴望让底层民众摆脱困厄。于是他创造了种种超凡的奇迹、性格怪异的能人来帮助主角摆脱困境，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提供绝对的力量依靠，如神婆指路、儿子化虫等，最终帮助成名在与“蟹壳青”和宰相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作者蒲松龄也在后面的评语中表达了自身的观点：“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观点。由此观之，作者在小说的书写中寄予了一种善恶分明的观念，以“善”为准绳贯彻于底层人民的困境超越之中，而所有在现实中难以超越的桎梏，都在想象的天地中迎刃而解，体现了蒲松龄的济世之心。
文学是人性的学问。读者在阅读小说之时所看到的不仅是丰富的故事情节，还是作者从各自独特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的经验探索。蒲松龄作为科举制下失意的文人，看尽世间的凉薄与辛酸，认识时代与社会的真相。在《促织》一文中虽反应现实的黑暗，但并未过于颓丧，依旧给人以希望。而当读者去尝试解读文本时，也应该思考文中笔者所传达的現实与理想，并从中汲取美好的力量，以更好地改造自身的精神世界，实现人格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德瑞.人生的困境与《聊斋》的幻境[J].蒲松龄研究，1999（03）：73-75.
[2]程蔷.民间叙事模式与古代戏剧[J].文学遗产，2000（05）：98-103.
[3]蔡朔冰.论《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蕴[J].芒种，2014（10期）：71-72.
[4]林海霞.妖鬼面具后的现实丑剧——由《促织》谈蒲松龄的讽刺鞭挞艺术[J].读写月报：高中版，2013（3）：42-43.
一、生存抑或死亡的困局
在黑暗腐朽的官僚统治之下，百姓不仅要看天牧田，还会受到统治阶级所带来的压榨与剥削。这种统治是自上而下的，从皇帝到官僚，从土豪到乡霸，底层平民的财产与人身安全皆受他们的控制，百姓陷入了苦难之中。在蒲松龄的笔下，皇权富贵的小兴致，民间百姓的大痛苦，两相比较荒唐至极。在《促织》中，人命如草芥，是比不上一只“促织”的，有人因“促织”得道，鸡犬升仙，有人因“促织”死亡，弃之如履。
开篇“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交代了时间、地点、事件。并为“促织”所带来的弊端做了阐述，即“上进制”：以献上“促织”一事形成层层剥削的统治关系。同时，也是主角“成名”的困局所在。百姓成名老实木衲于是成了被欺诈的对象，被充当捕抓“促织”的人。而身心良善的成名有着与其他人所不同的地方——不敢敛户口，这便是作者所要写的“违规者”。当狡猾奸诈成了社会中的主流突然出现一个有品格有同情心的人，那么其势必走向灭亡，因此需要以“神话”来打救，如此才能破局。作者先写成名安分守己“早出暮归，提竹笼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讫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这说明以常规的手段根本不能满足上级所颁发的命令，因此需要“敛户口”，走压榨之事。而成名的良善天性又逼迫成名不行欺诈行为，因此成名下场“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于是两难的情境之下，妻子只好求助“驼背巫”，在其帮助之下，终得一只能征善战的“促织”。但好景不长正得意之时，由于儿子的犯错，“促织”被儿子弄死，一时间又陷入困局之中，而儿子又害怕父亲发怒责备，不幸落井，可谓是祸不单行。作者蒲松龄便是在“求——得——失”三者之中，一步一步将故事推向高潮。最终奇迹发生：儿子苏醒，身化“促织”，为成名征战四方，得所赏识，得以大团圆结局。
二、不断“破局”的叙事建构
中国古典小说考究对故事的情节、结构，重视故事的首尾呼应。这是由通俗小说的可读性所决定。可读性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情节推进，环环相扣，而是要引起读者的认可，让读者在故事中能够认同作者的观点，即通过小说的叙事建构引起读者对文中主题的认可。那么首先在设计情节上便应该赋予普遍性的人生经历，如科举、税政、婚姻、官场等。其次，在将这些人生经历赋予不同的戏剧画面如欺、压、凌、辱等。最后，再加以期待性的普遍存在的圆满结局如状元及第、国泰民安等。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满足作者的寄托情操，反映现实的需要，也能够满足读者的内心渴望。
在《促织》中，从小说的情节而言，可谓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一直在困局与破局中互相缠绕。先是成名上供不足，惨被惩戒，然后剑走偏锋，与神婆问路，再到历经艰苦，按图索骥，随后困局再生，蟋蟀横死，儿子寻死，紧接诡异发生，儿子化身，终是破局。而作者也是在不断的“造局”与“破局”之中，寻找着自身对昏暗社会“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思考，并在最后发出“天将以酬长厚者”的人生感悟。
从上文中分析可知，《促织》主人公成名的困局是由层层剥削下的封建官僚制度与自身道德修养不合所产生的。作者通过设计一个“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宏大的困局，来引出主角的生死困境，再通过不断的跌宕的困境勾连，来实现情节的推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为了达到成名惨遭逼迫的目的。宫中流行斗“促织”，而底下士人争相模仿，层层进交。如此一来，高压之下底层人民自然民不聊生，荒芜田事。但主角成名并没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便满足了上级的需求，反而生活愈加窘迫“薄产累尽”。于是为寻破局，成名只能自己动手去寻“促织”但是却没能够找到好的品相。而后寻到神婆破局，按图索骥。在“得虫”的描写中，也可谓是困局横生，先是“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找不到动静，然后蛤蟆破局引路，成名“急逐趁之”方找到综迹，随后又用尽方法，才得到了“促织”。如果故事到此截止，那么成名的故事便是以“欺诈”开始，以完成任务而结束，那么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枯燥，不被大众所喜爱的，因此要让成名的“促织”变得更加神秘化，让成名有真正的成名契机。之后，儿子“窃发盆”导致困局再生，结果儿子“化虫”归来，重新破局。作者紧接着再造困局，写成名的“促织”木讷，不巧又与人相争，结果大胜而归，之后豁然开朗。蒲松龄在安排细节的时候，也是细致入微，利用各种机缘巧合，让“破局”变得合乎情理。蛤蟆寻“促织”是找食，儿子苏醒无神是“化虫”，“促织”能征善战是因为儿子所化，于是在各种巧合之下，成名自然步步高进，“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在蒲松龄的苦心造诣之下，在困局的设计之中不断反映现实，表现自身对社会的想法，让恶意的社会重新回归善意，在由此及彼的相互递进之中，实现作者的叙事主题。
三、《促织》中劝善的济世情怀
文学作品离不开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作品往往围绕着善、恶的对立所推进。蒲松龄作为传统的儒家弟子，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有着经世济民的远大目标，对平民有着仁爱的关怀。这一份情怀被他付诸于文中，成为了小说中的痛心疾首与超越现实的纯粹理想，而贯彻于始终的依旧是劝善的济世情怀。
在《促织》一文中，蒲松龄将“善”作为主人公成名突破困境的品质要求。在昏官当道，腐朽破落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而主人公却能一直诺守本心，即便生命危在旦夕也不以侵犯更底层的平民，最后得到上天眷顾，实现大富大贵的人生理想。这传达出作者希望人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个良善的心，能够做到“仁者爱人”。蒲松龄作为底层百姓中的一员生活清贫，时常被苛捐杂税、自然灾害等威胁到生活，能够深刻感受到封建官吏的暴虐不仁。在《促织》中，仅是因为天子的一时兴起，结果导致官场上大量的官员巧立名目，以此趁机敛财，而普通百姓为一只“促织”弄得家破人亡，将“苛政猛于虎”表现的淋漓尽致。面对这样昏暗社会，蒲松龄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并未止步于“解决生存困境”，其更渴望让底层民众摆脱困厄。于是他创造了种种超凡的奇迹、性格怪异的能人来帮助主角摆脱困境，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提供绝对的力量依靠，如神婆指路、儿子化虫等，最终帮助成名在与“蟹壳青”和宰相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作者蒲松龄也在后面的评语中表达了自身的观点：“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观点。由此观之，作者在小说的书写中寄予了一种善恶分明的观念，以“善”为准绳贯彻于底层人民的困境超越之中，而所有在现实中难以超越的桎梏，都在想象的天地中迎刃而解，体现了蒲松龄的济世之心。
文学是人性的学问。读者在阅读小说之时所看到的不仅是丰富的故事情节，还是作者从各自独特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的经验探索。蒲松龄作为科举制下失意的文人，看尽世间的凉薄与辛酸，认识时代与社会的真相。在《促织》一文中虽反应现实的黑暗，但并未过于颓丧，依旧给人以希望。而当读者去尝试解读文本时，也应该思考文中笔者所传达的現实与理想，并从中汲取美好的力量，以更好地改造自身的精神世界，实现人格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德瑞.人生的困境与《聊斋》的幻境[J].蒲松龄研究，1999（03）：73-75.
[2]程蔷.民间叙事模式与古代戏剧[J].文学遗产，2000（05）：98-103.
[3]蔡朔冰.论《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蕴[J].芒种，2014（10期）：71-72.
[4]林海霞.妖鬼面具后的现实丑剧——由《促织》谈蒲松龄的讽刺鞭挞艺术[J].读写月报：高中版，2013（3）：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