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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中国希望到本世纪中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能够达到西方标准。据估计，目前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即31个省级行政区平均每个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爱尔兰、意大利及其他西方经济体的七分之一。在新兴产业蔚然兴起的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左右。有理由认为，通过教育和人口迁移方面的努力，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将逐步向沿海水平靠近。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能够采取什么办法，确保（或是加速）沿海地区的生产率增长，使之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要确保本国劳动生产率赶上西方，中国政府或许不必做什么。老一辈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则更进一步，他们会说，私人企业也不是实现“完全赶上”所必需的。在本质上属于古典流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足以担此大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就是这样认为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这位出身麻省理工大学（MIT）的经济学家本质上也是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提出，在理论上，当一个新兴经济体进入全球市场，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该经济体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最终将与成熟、发达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趋同”。
我最早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中提出，当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工人的工资将立即上涨。然而，中国工人起初的财富水平很低，在许多年内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时激增。受此影响，中国出口价格将相应处于较低水平，从而阻碍工资快速上涨，追赶国外的高水平。当然，追平西方工资需要积累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一过程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过，随着中国人不断积累财富，一周总工时—或许还有劳动参与率—将趋于下降，从而推动中国工资水平上涨。中国人的财富和工资水平将持续增长，直到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回归原本的国际水平。到那时，中国工资水平将真正与国外的最高水平接轨。以上推论的前提是假设，除了起初在财富和资本水平上的差异，中国和西方从根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古典派观点忽略了一点：迄今为止，中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并没有充分采纳西方国家使用的技术。中国若想有朝一日能够与最顶尖的西方经济体并驾齐驱，除了进行必要的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外，还需要掌握与西方水平相当、甚至更加优良的技术。
许多隶属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思想流派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该流派在经济学界仍有很大影响—会说，“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能够在中国发挥这样的作用。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如他出生的小国奥地利）看到海外出现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或者一项具有商业应用前景的科学发现，一位“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一位有进取心、有判断力、有见识的商人—有能力创办一家公司，发展基于这种发现（或进步）的新技术。与此同时，一位“熊彼特式的银行家”将敏锐地判断出，该项目的盈利性是否值得资金投入。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中国拥有所需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和“熊彼特式的银行家”，中国的技术水平就将逐步接近西方顶尖水平。
中国的情形有些复杂。在国有企业领域，我们不清楚那些管理者在遴选过程中，是否依据的是以往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商业判断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清楚在不同国企间的资金分配，是否流向能够最大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项目。所幸，那些往年利润最为丰厚的国企，一般来说最容易为其技术发展项目和采购海外技术的项目融资。但我们无法对国企应用海外技术的效率寄予厚望。
在民营企业领域反而存在一点优势：许多、或者说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总都通过成功创业，证明了自己是有能耐的人。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小型企业的老总）在技术上不够精通，无法获得新技术。因此，民企的问题是往往技术程度不够，而国企的问题则在于商业眼光。
当然，教育始终存在着深造和提高的空间，但这对增强中国“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或增加中国“熊彼特式企业家”储备并无多大助益，而且教育显然也不能代替这种企业家精神。此外，关于把资源配置的重点是否转向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应用于提高技术水平，以及是否让中国企业能够自由地为自己的新产品找到市场，这种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德国一直没有停止出口导向策略，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就应把重心转向国内消费支出。有些人激情澎湃地呼吁中国应朝着消费型社会的方向发展，该呼声背后究竟有何论据呢？这令人感到疑惑。
上述方法的效益可能逐渐减弱。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实质上是产出增长率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加以解释的那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处于很高水平，随后一段时期有所下降；在2005年至2010年再度处于很高水平，但如今似乎比前两段高水平时期略低。最新数据来自2011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估算，仅为2.2%。我记得自己看过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 Mirrlees）曾经提到的另一组数据也呈现放缓的趋势。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低估了国内价格涨势，因而高估了按实际值计算的人均营收水平。
不过，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与最佳年份时相比尚未开始稍稍放缓，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中国在采购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海外技术方面将越来越困难。如果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约为美国的14%，而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那么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美国的70%。这两点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会停止，而只能说明这个追赶过程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而速度也可能越来越慢。
出于这些原因，中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自主改进技术，或许比从国外引进技术更容易实现目标。策略之一是把重点更多放在提高内陆地区、而非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上，因为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已经相当可观，有些公司甚至堪与西方媲美。在内陆地区推行城市化，或许将有助于创建一种商业文化，最终也将促进在内陆地区经营的公司从海外引进技术。
在我看来，中国要完成追赶西方的进程，在自主创新方面加倍努力才是上策。在任何国家，要想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家精神都是必备的要素之一，但不能代替“创新者精神”。如果中国企业开始部署一部分人力从事以发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为目标的活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有裨益。
假如中国企业逐渐转型为以生产和创新为导向的组织，中国国内的许多工作将变得鼓舞人心、更具挑战性，也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工作的变革”将丰富中国人的生活，同时也将证明继续施行带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体制是合理的。在中国，该体制曾大放异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要想得以存续，就必须证明：它能够做到的，不仅仅是生产商品。
值得指出的是，要确保本国劳动生产率赶上西方，中国政府或许不必做什么。老一辈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则更进一步，他们会说，私人企业也不是实现“完全赶上”所必需的。在本质上属于古典流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足以担此大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就是这样认为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这位出身麻省理工大学（MIT）的经济学家本质上也是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提出，在理论上，当一个新兴经济体进入全球市场，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该经济体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最终将与成熟、发达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趋同”。
我最早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中提出，当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工人的工资将立即上涨。然而，中国工人起初的财富水平很低，在许多年内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时激增。受此影响，中国出口价格将相应处于较低水平，从而阻碍工资快速上涨，追赶国外的高水平。当然，追平西方工资需要积累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一过程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过，随着中国人不断积累财富，一周总工时—或许还有劳动参与率—将趋于下降，从而推动中国工资水平上涨。中国人的财富和工资水平将持续增长，直到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回归原本的国际水平。到那时，中国工资水平将真正与国外的最高水平接轨。以上推论的前提是假设，除了起初在财富和资本水平上的差异，中国和西方从根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古典派观点忽略了一点：迄今为止，中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并没有充分采纳西方国家使用的技术。中国若想有朝一日能够与最顶尖的西方经济体并驾齐驱，除了进行必要的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外，还需要掌握与西方水平相当、甚至更加优良的技术。
许多隶属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思想流派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该流派在经济学界仍有很大影响—会说，“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能够在中国发挥这样的作用。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如他出生的小国奥地利）看到海外出现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或者一项具有商业应用前景的科学发现，一位“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一位有进取心、有判断力、有见识的商人—有能力创办一家公司，发展基于这种发现（或进步）的新技术。与此同时，一位“熊彼特式的银行家”将敏锐地判断出，该项目的盈利性是否值得资金投入。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中国拥有所需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和“熊彼特式的银行家”，中国的技术水平就将逐步接近西方顶尖水平。
中国的情形有些复杂。在国有企业领域，我们不清楚那些管理者在遴选过程中，是否依据的是以往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商业判断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清楚在不同国企间的资金分配，是否流向能够最大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项目。所幸，那些往年利润最为丰厚的国企，一般来说最容易为其技术发展项目和采购海外技术的项目融资。但我们无法对国企应用海外技术的效率寄予厚望。
在民营企业领域反而存在一点优势：许多、或者说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总都通过成功创业，证明了自己是有能耐的人。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小型企业的老总）在技术上不够精通，无法获得新技术。因此，民企的问题是往往技术程度不够，而国企的问题则在于商业眼光。
当然，教育始终存在着深造和提高的空间，但这对增强中国“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或增加中国“熊彼特式企业家”储备并无多大助益，而且教育显然也不能代替这种企业家精神。此外，关于把资源配置的重点是否转向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应用于提高技术水平，以及是否让中国企业能够自由地为自己的新产品找到市场，这种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德国一直没有停止出口导向策略，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就应把重心转向国内消费支出。有些人激情澎湃地呼吁中国应朝着消费型社会的方向发展，该呼声背后究竟有何论据呢？这令人感到疑惑。
上述方法的效益可能逐渐减弱。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实质上是产出增长率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加以解释的那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处于很高水平，随后一段时期有所下降；在2005年至2010年再度处于很高水平，但如今似乎比前两段高水平时期略低。最新数据来自2011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估算，仅为2.2%。我记得自己看过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 Mirrlees）曾经提到的另一组数据也呈现放缓的趋势。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低估了国内价格涨势，因而高估了按实际值计算的人均营收水平。
不过，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与最佳年份时相比尚未开始稍稍放缓，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中国在采购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海外技术方面将越来越困难。如果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约为美国的14%，而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那么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美国的70%。这两点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会停止，而只能说明这个追赶过程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而速度也可能越来越慢。
出于这些原因，中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自主改进技术，或许比从国外引进技术更容易实现目标。策略之一是把重点更多放在提高内陆地区、而非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上，因为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已经相当可观，有些公司甚至堪与西方媲美。在内陆地区推行城市化，或许将有助于创建一种商业文化，最终也将促进在内陆地区经营的公司从海外引进技术。
在我看来，中国要完成追赶西方的进程，在自主创新方面加倍努力才是上策。在任何国家，要想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家精神都是必备的要素之一，但不能代替“创新者精神”。如果中国企业开始部署一部分人力从事以发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为目标的活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有裨益。
假如中国企业逐渐转型为以生产和创新为导向的组织，中国国内的许多工作将变得鼓舞人心、更具挑战性，也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工作的变革”将丰富中国人的生活，同时也将证明继续施行带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体制是合理的。在中国，该体制曾大放异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要想得以存续，就必须证明：它能够做到的，不仅仅是生产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