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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德勒大楼的公寓，汉默斯坦的子女很喜欢，也很珍惜，所以当要搬离那里时，他们很是伤心难过。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后一个月——他们家在那里最后一次举办豪华的宴会。5天前，国会大厦着火，而此时，似乎这一切都预示着玛丽·露易丝要告别她的政治冒险。
那时，她要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莫恩斯·冯·哈布的人，而正好在这之前5天，她的前男友维尔纳·肖勒姆被捕。莫恩斯是汉默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总参谋部战友的儿子。他的父亲博多·冯·哈布就是那“三个少校”之一，这三个人在魏玛共和国早期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哈布1919年就告别政治舞台，进入了工业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很富有的总裁。
这次也有一张在班德勒街14号拍的婚礼照片非常值得关注。照片与1907年那张照片场景相差不多，只不过当时是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与玛丽亚·冯·吕德维兹结婚。就像那次一样，这次女士们也穿着浅色的盛装，男士们穿着晚礼服或者制服。除了佩戴着勋章的军队主教，其他客人都有贵族头衔：汉默斯坦家族11位，吕德维兹家族4位，还有新郎家的8位。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既是前总理，也是新娘的教父，与“一战”前那场婚礼一样，他当时也是客人之一。当然，在他妻子伊丽莎白的陪同下，他是最有名望的出席者。
然而，与威廉二世时期照片的相似，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一丝忧愁笼罩着现场，仿佛出席者感觉到他们的世界即将灭亡。唯独哈布，尽管已经完成了法学专业的学习，但看起来还很年轻的他似乎正在自得其乐，而新娘玛丽·露易丝则显得严肃和沉着，假如我们不用“黯然”来形容的话。她的母亲勇敢地微笑着，父亲漠然地坐在那里，用一支雪茄安慰自己。弟弟弗朗茨和康阿特看上去很无聊，还有早就转入地下的海尔格，望着地板，好像要避免被认出来。就在纵火案的当晚，为免遭被捕，她已经把后来当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的克劳斯·居西转移到安全地方。这秘密的行为已经深深进入了她的血与肉。宴会上最上乘的要数放在冰块上的鱼子酱了，这是极少有的奢侈，应该要感谢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部长伏罗希洛夫吧。在这同一张长桌上，不久前希特勒向将军们介绍了他的战争计划。
这桩刚刚缔结的婚姻并不幸运，它只持续了两年，尽管玛丽·露易丝很快就怀孕了。哈布对共产主义完全没有了解，而玛丽·露易丝呢，虽然她已经退出了党，但她无法隐瞒她的同情心。1934年初，盖世太保到家中搜查。玛丽·露易丝被审讯了好几天，此时，那次将军干预后压下去的1933的事件也重新被提起。这次审问不仅是关于希特勒1933年的臭名昭著的讲话，她还被问到是否与其他人谈及过这事。她非常成功地否决了，所以他们就放过了她。
但家里人都不相信这会成为导致“可悲的离婚事件”的因素。一定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吧。汉默斯坦的第一个孙子在他的父母离婚后跟了哈布，家史在后来转变成了一场悲剧：哈布1944年底自杀，儿子莫恩斯两年后也追随他而去。
玛丽·露易丝与哈布离婚后，于1937年第二次结婚，新郎是魏玛附近海恩哥赛尔特庄园的冯·慕尼豪森先生，她依照家族的传统，又有了三个孩子。那些年，政治上她很低调。
正如她的姐姐玛丽·露易丝，玛丽亚·泰蕾兹在魏玛共和国结束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在纽伦堡街的文理中学时，她就结识了很多犹太学生。1933年她爱上了一位名叫维纳·诺布勒的医学系年轻学生，大家叫他“那布塔”，他是一位拉比（是犹太人钟老师和智慧者的象征）的儿子。她怀孕了，但不想要这个孩子，“德国”，她说，“这种时期人们不应该在这儿生孩子。” 这之后不久，她的情人逃亡到了布拉格，在那里他们又一次见面，但因为当时的情况混乱，他们并没有结婚。那布塔经过斯特拉斯堡移民去了美国。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又重逢。
1933年10月，玛丽亚·泰蕾兹骑着她的摩托车，去参加年轻编辑和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曼内特在米格尔湖家中举行的派对。在那里她遇见了约阿西姆·帕歇，一位法学系学生，他被她“原始亚马逊风格的力量”深深吸引。“我不想在情感上对她有依赖”，据说他曾这样说过。“她很独特，如果我失去她，我可能会很受伤。所以还是这样比较好，根本不要与她有结合。”
不久却出现了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又在很久以后有了奇怪的结果。1934年1月，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主任赖歇瑙将军给玛丽亚·泰蕾兹提供了一个去巴黎德国领馆为军事官克伦塔尔当秘书的工作。她去了那里。
“然而，当我第二天早上在旅馆醒来，却接到一个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有一个新的规定，所有申请者在去国外工作前，都要通过盖世太保的审查。当我到火车站时，我的母亲和约阿西姆·帕歇正等着我，他直接在出租车上向我求了婚。第二天我被国防部的一个部门请去，就在我们家住的这一栋楼里。（这个部门是设在班德勒大楼的防御部。）人生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赤裸裸的仇恨气氛。”尽管只有祖父是犹太人，约阿西姆·帕歇却因为雅利安条款而被取消了法学系的学生资格。他感受到一种威胁在迫近，同时也担心玛丽亚·泰蕾兹。后来他说“这再好不过了”，因为他真正的爱好是日本文化，随后他在东亚系注册，学习语言和研究佛学。
约阿西姆和玛丽亚·泰蕾兹决定结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都希望对方通过这个决定能避免危险。在结婚登记处，玛丽亚·泰蕾兹拒绝行规定的纳粹礼，而帕约阿西姆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得不勉强做了。1934年3月，也就是在汉默斯坦离职之后，他们举行了“小范围”的婚礼，也是一场节俭的婚礼。他們在凯特路苏联移民的家中办了婚礼。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不仅没有请新娘的父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没有到场。克劳斯·曼内特是证婚人之一。新娘的母亲带来了饭菜：这次没有鱼子酱，而是被新郎说成是“好兆头”的一桶鳟鱼鱼胶冻。当被问到希望得到什么新婚礼物时，玛丽亚·泰蕾兹回答：“一个大箱子。”
卡尔·施密特律师是玛丽亚·泰蕾兹的熟人，因为他是施莱谢尔身边的人，他曾对她的这桩婚姻提出过警告。约阿西姆的父亲汉斯曾是半个犹太海军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了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5月，6名自由军团的人包围了他在纽马克的庄园瓦特法力登，当他还在湖中游泳时被谋杀了。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回房间，约阿西姆和他的姐姐听见他们唱：“钢盔上卍字，黑红条，我们是爱赫特军旅。”（杀人犯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当然，玛丽亚·泰蕾兹没有听从施密特的建议。她对她的公公一直很崇拜，也很敬仰。
经她学生时代的女友维拉·莱温的介绍，玛丽亚·泰蕾兹早就与来自巴勒斯坦的未婚夫认识了，他竭力为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年轻的学生，并帮助他们为艰苦的劳动做准备。“这给了我放弃学业而去当园艺学徒的想法。后来我又在食品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一片土豆地里用显微镜数着染色体。”但玛丽亚·泰蕾兹的父亲不喜欢这些，他迫切地建议她“精神上不可麻木”。
“我不能解释”，玛丽亚·泰蕾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说，“是什么把我的妈妈和她的妹妹海尔格吸引到犹太人那方的。也许是因为姑娘们着迷于在那里找到另一种高智商的社会。她们的很多朋友和教授是犹太人。冯·汉默斯坦家的贵族的自信，使得姑娘们并不追求好的条件等等。”
1933年后，玛丽亚·泰蕾兹的父亲利用他的职位保护受到盖世太保威胁的人。戈特弗里德·帕歇这样讲述他所知道的：汉默斯坦弄到秘密报告并从中找出谁可能会被拘捕。他让他的子女当通讯员，以提醒有危险的人。“早餐時，他习惯性地提到一些名字，对波西米亚人和学者圈子很熟悉的子女们都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玛丽亚·泰蕾兹用她的摩托车将其中的几位送到布拉格。有一次她提醒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布鲁诺·陶特，他被纳粹看作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他当晚离开了德国，先是到了瑞士，后来又在日本和土耳其工作。
这对新婚夫妇决定移民。他们觉得可以承受流亡的冒险生活。玛丽亚·泰蕾兹对她姐姐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再感兴趣。她的兴趣在犹太复国主义，她建议她的丈夫移民去巴勒斯坦。1934年10月他们到了以色列的吉瓦布伦纳社区，这个社区坐落在特拉维夫和港口城市阿什杜德之间。德国将军女儿的到来引起了这个地区的一些注意。玛丽亚·泰蕾兹喜欢这开创性的工作，她很想留下来。但是她的丈夫不欣赏那里的农业，还有就是他担心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委任政府之间的冲突。当时在社区设立了防止阿拉伯人进攻的岗楼。他们的朋友建议帕歇夫妇回家去，他们当然也是考虑到这对夫妇回到德国将有利于他们的事业。这当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判断。几个月后，这里发生了一次伤寒，他们只好回到柏林。告别女友维拉·莱温，使玛丽亚·泰蕾兹很伤心，她们直到1972年才再次相逢。
很快，怀着身孕的玛丽亚·泰蕾兹被盖司太保传讯。“我不能理解周围人的谨慎，他们总是试图欺骗和作弊，而不愿冒一丁点儿危险”，她说，“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在纳粹德国出生。”他们两人在1935年底逃到日本。与父亲告别时，她还期望着回归，但是她没能再见到他。
汉默斯坦给他的女婿一张名片，那是他的朋友尤金·奥特的，在希特勒上台后，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他们两人在“一战”时的参谋部就认识了。奥特在1932年时还协助亲密战友施莱谢尔完成政变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没能实施。“那个奥特，”汉默斯坦说，“我救了他，并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到东京去当军事官。”
在那里，这位退役的少将，尤其是在1938年他被任命为领事后，给玛丽亚·泰蕾兹夫妇撑开出了一双保护的手。这也是绝对有危险性的，毕竟日本是与纳粹德国联盟的。“两年后，我们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的感觉是永远无法理解日本人，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玛丽亚·泰蕾兹写道。日本人对所有他们遇到的外国人都有一种极大的怀疑，而对德国侨民，他们大多数倾向希特勒，也不愿与玛丽亚·泰蕾兹夫妇有什么来往。玛丽亚·泰蕾兹的家庭陷入贫穷的境地。玛丽亚·泰蕾兹有4个孩子要照顾。“我必须洗、烧和做清洁，像一个奴隶。”虽然她很欣赏日本文化，但还是很想离开这个国家。“为了我的孩子，我情愿马上去美国。他们那么多年在贫困潦倒中度过，我想给他们提供另一种生活。”而这个当然是在战争结束前不可实现的。
据露丝·冯·玛雅伯格说，1938年后出任领事的尤金·奥特——她是在汉默斯坦家认识他的——被迫成为理查·佐尔格博士的情报人员。这名优秀间谍与露丝·冯·玛雅伯格一样，为红军参谋部的第四部门工作。这位神采飞扬、老练的间谍很快便成为德国领事的朋友，家里人都叫他“理查叔叔”，他有办法进入使馆每个房间和住所。他甚至与奥特的妻子海尔曼有过恋情。人们知道他给他的莫斯科的上司提供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不仅是关于德国的军备，甚至有关准备对苏联发起的进攻。有一次，在奥特家的生日宴会上，玛丽亚·泰蕾兹夫妇坐在佐尔格边上，他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露丝·冯·玛雅伯格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尤金·奥特缺乏处理官方机密的必要谨慎的人。在柏林，人们也同样这样认为。他1942年离职后，直到战争结束，都以私人身份在北京生活。
无论如何，玛丽亚·泰蕾兹一家是在他的帮助下在日本度过了战争岁月。1948年，他们才得以离开这个国家。
——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军和他的子女们》
那时，她要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莫恩斯·冯·哈布的人，而正好在这之前5天，她的前男友维尔纳·肖勒姆被捕。莫恩斯是汉默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总参谋部战友的儿子。他的父亲博多·冯·哈布就是那“三个少校”之一，这三个人在魏玛共和国早期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哈布1919年就告别政治舞台，进入了工业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很富有的总裁。
这次也有一张在班德勒街14号拍的婚礼照片非常值得关注。照片与1907年那张照片场景相差不多，只不过当时是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与玛丽亚·冯·吕德维兹结婚。就像那次一样，这次女士们也穿着浅色的盛装，男士们穿着晚礼服或者制服。除了佩戴着勋章的军队主教，其他客人都有贵族头衔：汉默斯坦家族11位，吕德维兹家族4位，还有新郎家的8位。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既是前总理，也是新娘的教父，与“一战”前那场婚礼一样，他当时也是客人之一。当然，在他妻子伊丽莎白的陪同下，他是最有名望的出席者。
然而，与威廉二世时期照片的相似，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一丝忧愁笼罩着现场，仿佛出席者感觉到他们的世界即将灭亡。唯独哈布，尽管已经完成了法学专业的学习，但看起来还很年轻的他似乎正在自得其乐，而新娘玛丽·露易丝则显得严肃和沉着，假如我们不用“黯然”来形容的话。她的母亲勇敢地微笑着，父亲漠然地坐在那里，用一支雪茄安慰自己。弟弟弗朗茨和康阿特看上去很无聊，还有早就转入地下的海尔格，望着地板，好像要避免被认出来。就在纵火案的当晚，为免遭被捕，她已经把后来当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的克劳斯·居西转移到安全地方。这秘密的行为已经深深进入了她的血与肉。宴会上最上乘的要数放在冰块上的鱼子酱了，这是极少有的奢侈，应该要感谢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部长伏罗希洛夫吧。在这同一张长桌上，不久前希特勒向将军们介绍了他的战争计划。
这桩刚刚缔结的婚姻并不幸运，它只持续了两年，尽管玛丽·露易丝很快就怀孕了。哈布对共产主义完全没有了解，而玛丽·露易丝呢，虽然她已经退出了党，但她无法隐瞒她的同情心。1934年初，盖世太保到家中搜查。玛丽·露易丝被审讯了好几天，此时，那次将军干预后压下去的1933的事件也重新被提起。这次审问不仅是关于希特勒1933年的臭名昭著的讲话，她还被问到是否与其他人谈及过这事。她非常成功地否决了，所以他们就放过了她。
但家里人都不相信这会成为导致“可悲的离婚事件”的因素。一定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吧。汉默斯坦的第一个孙子在他的父母离婚后跟了哈布，家史在后来转变成了一场悲剧：哈布1944年底自杀，儿子莫恩斯两年后也追随他而去。
玛丽·露易丝与哈布离婚后，于1937年第二次结婚，新郎是魏玛附近海恩哥赛尔特庄园的冯·慕尼豪森先生，她依照家族的传统，又有了三个孩子。那些年，政治上她很低调。
正如她的姐姐玛丽·露易丝，玛丽亚·泰蕾兹在魏玛共和国结束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在纽伦堡街的文理中学时，她就结识了很多犹太学生。1933年她爱上了一位名叫维纳·诺布勒的医学系年轻学生，大家叫他“那布塔”，他是一位拉比（是犹太人钟老师和智慧者的象征）的儿子。她怀孕了，但不想要这个孩子，“德国”，她说，“这种时期人们不应该在这儿生孩子。” 这之后不久，她的情人逃亡到了布拉格，在那里他们又一次见面，但因为当时的情况混乱，他们并没有结婚。那布塔经过斯特拉斯堡移民去了美国。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又重逢。
1933年10月，玛丽亚·泰蕾兹骑着她的摩托车，去参加年轻编辑和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曼内特在米格尔湖家中举行的派对。在那里她遇见了约阿西姆·帕歇，一位法学系学生，他被她“原始亚马逊风格的力量”深深吸引。“我不想在情感上对她有依赖”，据说他曾这样说过。“她很独特，如果我失去她，我可能会很受伤。所以还是这样比较好，根本不要与她有结合。”
不久却出现了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又在很久以后有了奇怪的结果。1934年1月，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主任赖歇瑙将军给玛丽亚·泰蕾兹提供了一个去巴黎德国领馆为军事官克伦塔尔当秘书的工作。她去了那里。
“然而，当我第二天早上在旅馆醒来，却接到一个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有一个新的规定，所有申请者在去国外工作前，都要通过盖世太保的审查。当我到火车站时，我的母亲和约阿西姆·帕歇正等着我，他直接在出租车上向我求了婚。第二天我被国防部的一个部门请去，就在我们家住的这一栋楼里。（这个部门是设在班德勒大楼的防御部。）人生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赤裸裸的仇恨气氛。”尽管只有祖父是犹太人，约阿西姆·帕歇却因为雅利安条款而被取消了法学系的学生资格。他感受到一种威胁在迫近，同时也担心玛丽亚·泰蕾兹。后来他说“这再好不过了”，因为他真正的爱好是日本文化，随后他在东亚系注册，学习语言和研究佛学。
约阿西姆和玛丽亚·泰蕾兹决定结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都希望对方通过这个决定能避免危险。在结婚登记处，玛丽亚·泰蕾兹拒绝行规定的纳粹礼，而帕约阿西姆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得不勉强做了。1934年3月，也就是在汉默斯坦离职之后，他们举行了“小范围”的婚礼，也是一场节俭的婚礼。他們在凯特路苏联移民的家中办了婚礼。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不仅没有请新娘的父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没有到场。克劳斯·曼内特是证婚人之一。新娘的母亲带来了饭菜：这次没有鱼子酱，而是被新郎说成是“好兆头”的一桶鳟鱼鱼胶冻。当被问到希望得到什么新婚礼物时，玛丽亚·泰蕾兹回答：“一个大箱子。”
卡尔·施密特律师是玛丽亚·泰蕾兹的熟人，因为他是施莱谢尔身边的人，他曾对她的这桩婚姻提出过警告。约阿西姆的父亲汉斯曾是半个犹太海军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了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5月，6名自由军团的人包围了他在纽马克的庄园瓦特法力登，当他还在湖中游泳时被谋杀了。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回房间，约阿西姆和他的姐姐听见他们唱：“钢盔上卍字，黑红条，我们是爱赫特军旅。”（杀人犯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当然，玛丽亚·泰蕾兹没有听从施密特的建议。她对她的公公一直很崇拜，也很敬仰。
经她学生时代的女友维拉·莱温的介绍，玛丽亚·泰蕾兹早就与来自巴勒斯坦的未婚夫认识了，他竭力为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年轻的学生，并帮助他们为艰苦的劳动做准备。“这给了我放弃学业而去当园艺学徒的想法。后来我又在食品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一片土豆地里用显微镜数着染色体。”但玛丽亚·泰蕾兹的父亲不喜欢这些，他迫切地建议她“精神上不可麻木”。
“我不能解释”，玛丽亚·泰蕾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说，“是什么把我的妈妈和她的妹妹海尔格吸引到犹太人那方的。也许是因为姑娘们着迷于在那里找到另一种高智商的社会。她们的很多朋友和教授是犹太人。冯·汉默斯坦家的贵族的自信，使得姑娘们并不追求好的条件等等。”
1933年后，玛丽亚·泰蕾兹的父亲利用他的职位保护受到盖世太保威胁的人。戈特弗里德·帕歇这样讲述他所知道的：汉默斯坦弄到秘密报告并从中找出谁可能会被拘捕。他让他的子女当通讯员，以提醒有危险的人。“早餐時，他习惯性地提到一些名字，对波西米亚人和学者圈子很熟悉的子女们都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玛丽亚·泰蕾兹用她的摩托车将其中的几位送到布拉格。有一次她提醒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布鲁诺·陶特，他被纳粹看作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他当晚离开了德国，先是到了瑞士，后来又在日本和土耳其工作。
这对新婚夫妇决定移民。他们觉得可以承受流亡的冒险生活。玛丽亚·泰蕾兹对她姐姐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再感兴趣。她的兴趣在犹太复国主义，她建议她的丈夫移民去巴勒斯坦。1934年10月他们到了以色列的吉瓦布伦纳社区，这个社区坐落在特拉维夫和港口城市阿什杜德之间。德国将军女儿的到来引起了这个地区的一些注意。玛丽亚·泰蕾兹喜欢这开创性的工作，她很想留下来。但是她的丈夫不欣赏那里的农业，还有就是他担心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委任政府之间的冲突。当时在社区设立了防止阿拉伯人进攻的岗楼。他们的朋友建议帕歇夫妇回家去，他们当然也是考虑到这对夫妇回到德国将有利于他们的事业。这当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判断。几个月后，这里发生了一次伤寒，他们只好回到柏林。告别女友维拉·莱温，使玛丽亚·泰蕾兹很伤心，她们直到1972年才再次相逢。
很快，怀着身孕的玛丽亚·泰蕾兹被盖司太保传讯。“我不能理解周围人的谨慎，他们总是试图欺骗和作弊，而不愿冒一丁点儿危险”，她说，“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在纳粹德国出生。”他们两人在1935年底逃到日本。与父亲告别时，她还期望着回归，但是她没能再见到他。
汉默斯坦给他的女婿一张名片，那是他的朋友尤金·奥特的，在希特勒上台后，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他们两人在“一战”时的参谋部就认识了。奥特在1932年时还协助亲密战友施莱谢尔完成政变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没能实施。“那个奥特，”汉默斯坦说，“我救了他，并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到东京去当军事官。”
在那里，这位退役的少将，尤其是在1938年他被任命为领事后，给玛丽亚·泰蕾兹夫妇撑开出了一双保护的手。这也是绝对有危险性的，毕竟日本是与纳粹德国联盟的。“两年后，我们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的感觉是永远无法理解日本人，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玛丽亚·泰蕾兹写道。日本人对所有他们遇到的外国人都有一种极大的怀疑，而对德国侨民，他们大多数倾向希特勒，也不愿与玛丽亚·泰蕾兹夫妇有什么来往。玛丽亚·泰蕾兹的家庭陷入贫穷的境地。玛丽亚·泰蕾兹有4个孩子要照顾。“我必须洗、烧和做清洁，像一个奴隶。”虽然她很欣赏日本文化，但还是很想离开这个国家。“为了我的孩子，我情愿马上去美国。他们那么多年在贫困潦倒中度过，我想给他们提供另一种生活。”而这个当然是在战争结束前不可实现的。
据露丝·冯·玛雅伯格说，1938年后出任领事的尤金·奥特——她是在汉默斯坦家认识他的——被迫成为理查·佐尔格博士的情报人员。这名优秀间谍与露丝·冯·玛雅伯格一样，为红军参谋部的第四部门工作。这位神采飞扬、老练的间谍很快便成为德国领事的朋友，家里人都叫他“理查叔叔”，他有办法进入使馆每个房间和住所。他甚至与奥特的妻子海尔曼有过恋情。人们知道他给他的莫斯科的上司提供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不仅是关于德国的军备，甚至有关准备对苏联发起的进攻。有一次，在奥特家的生日宴会上，玛丽亚·泰蕾兹夫妇坐在佐尔格边上，他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露丝·冯·玛雅伯格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尤金·奥特缺乏处理官方机密的必要谨慎的人。在柏林，人们也同样这样认为。他1942年离职后，直到战争结束，都以私人身份在北京生活。
无论如何，玛丽亚·泰蕾兹一家是在他的帮助下在日本度过了战争岁月。1948年，他们才得以离开这个国家。
——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军和他的子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