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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作家来说，观察能力是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这种观察有别于我们普通人的“官察”，仅仅停留在视觉上，艺术观察应该通过感官信息超越感官信息，还应善于在相异中发现相同和在相同中发现相异。
关键词：写作 头脑 观察
观察，无论对于从事文艺创作、或科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功力。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在艺术里，一切都取决于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家的观察力。”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教导青年科学工作者要“观察、观察、再观察。”
要成为文学的内行，就得成为观察的内行。雨果说，西方艺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其基本特征是：“从教条过渡到观察。”作家的观察，并不限于用视神经接受信息，其中还包含着人的—切感觉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因而观察事实上是一种“官察”，在人的感官接受生活信息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也不仅是感觉和知觉，其中还包含着感情、想象、思维。没有感情的活跃，理性的推导，和想象的跃迁，作家的观察只能陷于生活的表面现象。张承志在《黑骏马》中这样代替经过一番感情和生活的坎坷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重新观察他仍然爱着的索米娅：“我长久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自己似乎看见了她过去的日子，也看清了她未来还要继续度过的生活”。这里字面上是“看”，实际上主要是在感情诱导下的想象的跃迁，严格说来并不仅仅是观察。
一个作家的眼睛与普通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同样的生活场景或过程，作家为什么能比较容易地捕捉到意味深长的主要特征，而平常人却只能看到—堆杂乱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作家的头脑比平常人有准备，在杂多的现象中，他们对那处在潜在状态中的艺术的种子有高度的识别力和预测力。因而在平常人与机遇失之交臂之时，作家却常常成为机遇的宠儿。细菌的发现者巴斯德深有感慨地说：“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要使自己的头脑比常人更能接受生活的机遇的启示，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准备呢？最主要的是要掌握规律，在规律的向导下去迎接一切的机遇，使机遇成为必然。
这就要养成一种敏感性：善于在相同或相类的事与情中发现相异，或者在相异的事与情中发现相同。
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够比较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真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在相异之事与情中揭示出相同是构成形象的一种基本的、常见的、普遍运用的方法，通常我们为了使素材获得形象，常常用打比方的方法，如“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从本来是相异的两个事物（花和叶）中，揭示出极其相似的一点，都很红。此外，象征的方法，也是在本来相异的事情，人物思想、感情之间，找到一个相似之点，如海燕之不怕暴风雨用来象征革命者不怕革命的风险，白杨之傲然挺立之象征解放区农民在国民党日寇的威逼下威武不屈。在通常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之处，作家却发现了灵犀一点相通之处。这自然是观察比较深刻，表现力比较独创之处。
这自然是一种基本的艺术方法，但是在文学史上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发达，异中求同不象同中求异的方法那样在形象塑造上取得那么燦烂的成就，陪衬的方法、烘托的方法都包含着异中求同的成分，但它本身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只能起辅助作用。《红楼梦》中为了陪衬贾宝玉，作家还写了甄宝玉，但这个“真宝玉”与“假宝玉”的相同之处并不十分动人，不过为贾宝玉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孤立的背景，增添了一点神异色彩。幸亏曹雪芹草草了事，让这个“真宝玉”消失了，否则，写下去不是重复雷同就是把甄宝玉的性格深厚的社会内涵抽空变成纸人。
这是因为寻找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寻找事物之间的普通性，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文学是形象思维，当然不能完全排斥逻辑思维，但是逻辑思维方法必须受到形象思维方法的改造。当文学家寻求事物、人物之间共同点的时候，他并不将事物之间的不同点加以舍弃，他在作理性概括时，同时结合着直观、感性的特殊性。因此在作家观察生活时，寻求共同点，异中求同的方法是用得很谨慎的，异中求同一刻也离不开同中求异。它常常是在已经充分看到“异”的基础才去审察其中隐含着的同。忘记了寻求事物之间的差异就是忘记作家的观察要领。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写作 头脑 观察
观察，无论对于从事文艺创作、或科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功力。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在艺术里，一切都取决于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家的观察力。”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教导青年科学工作者要“观察、观察、再观察。”
要成为文学的内行，就得成为观察的内行。雨果说，西方艺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其基本特征是：“从教条过渡到观察。”作家的观察，并不限于用视神经接受信息，其中还包含着人的—切感觉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因而观察事实上是一种“官察”，在人的感官接受生活信息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也不仅是感觉和知觉，其中还包含着感情、想象、思维。没有感情的活跃，理性的推导，和想象的跃迁，作家的观察只能陷于生活的表面现象。张承志在《黑骏马》中这样代替经过一番感情和生活的坎坷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重新观察他仍然爱着的索米娅：“我长久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自己似乎看见了她过去的日子，也看清了她未来还要继续度过的生活”。这里字面上是“看”，实际上主要是在感情诱导下的想象的跃迁，严格说来并不仅仅是观察。
一个作家的眼睛与普通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同样的生活场景或过程，作家为什么能比较容易地捕捉到意味深长的主要特征，而平常人却只能看到—堆杂乱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作家的头脑比平常人有准备，在杂多的现象中，他们对那处在潜在状态中的艺术的种子有高度的识别力和预测力。因而在平常人与机遇失之交臂之时，作家却常常成为机遇的宠儿。细菌的发现者巴斯德深有感慨地说：“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要使自己的头脑比常人更能接受生活的机遇的启示，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准备呢？最主要的是要掌握规律，在规律的向导下去迎接一切的机遇，使机遇成为必然。
这就要养成一种敏感性：善于在相同或相类的事与情中发现相异，或者在相异的事与情中发现相同。
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够比较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真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在相异之事与情中揭示出相同是构成形象的一种基本的、常见的、普遍运用的方法，通常我们为了使素材获得形象，常常用打比方的方法，如“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从本来是相异的两个事物（花和叶）中，揭示出极其相似的一点，都很红。此外，象征的方法，也是在本来相异的事情，人物思想、感情之间，找到一个相似之点，如海燕之不怕暴风雨用来象征革命者不怕革命的风险，白杨之傲然挺立之象征解放区农民在国民党日寇的威逼下威武不屈。在通常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之处，作家却发现了灵犀一点相通之处。这自然是观察比较深刻，表现力比较独创之处。
这自然是一种基本的艺术方法，但是在文学史上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发达，异中求同不象同中求异的方法那样在形象塑造上取得那么燦烂的成就，陪衬的方法、烘托的方法都包含着异中求同的成分，但它本身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只能起辅助作用。《红楼梦》中为了陪衬贾宝玉，作家还写了甄宝玉，但这个“真宝玉”与“假宝玉”的相同之处并不十分动人，不过为贾宝玉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孤立的背景，增添了一点神异色彩。幸亏曹雪芹草草了事，让这个“真宝玉”消失了，否则，写下去不是重复雷同就是把甄宝玉的性格深厚的社会内涵抽空变成纸人。
这是因为寻找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寻找事物之间的普通性，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文学是形象思维，当然不能完全排斥逻辑思维，但是逻辑思维方法必须受到形象思维方法的改造。当文学家寻求事物、人物之间共同点的时候，他并不将事物之间的不同点加以舍弃，他在作理性概括时，同时结合着直观、感性的特殊性。因此在作家观察生活时，寻求共同点，异中求同的方法是用得很谨慎的，异中求同一刻也离不开同中求异。它常常是在已经充分看到“异”的基础才去审察其中隐含着的同。忘记了寻求事物之间的差异就是忘记作家的观察要领。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