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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对话”，让“青年经济学家”这个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打开了青年人进入改革决策核心的大门。通过对话，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
我是1978年考入社科院，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注，在官方改革正式开始之前，以我们研究生院学生为中心的一批年轻学子，就已经开始讨论起中国的方向和未来了。
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
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的，后来我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只是大家相约在星期天聚会。那一天，我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一些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我们这个讨论会其实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我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的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嘛”（笑），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于是有人自告奋勇，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会议开始的时候，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但我们也怕事情搞得太大控制不了，弄个非法集会什么的，因而就此罢手。
在这之后，一个由金观涛主编的《中青年论坛》出版了，内容从经济学到社会学甚至美学什么都有，这是年轻人第一次在公开出版中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简单，但那是在1980年，年轻人完全靠自己出版、印刷研究刊物，在当时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大家就想着怎么成立个机构，把研究从个体变为集体。大家一合计，由陈一谘牵头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由于机构需要经费和编制，我们经过努力将发展组挂靠到社科院经济所。再后来国家都来收编这些游击队，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吸收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组织了体改所，挂靠在国务院下面，这样就完成了从民间组织到国家研究机构的蜕变。
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最早都是一批年轻人在民间做这些事情，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我们社科院的学生确实在里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第一次“老青对话”
1979年，当时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多少个“大钢厂”……，摆出了“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我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系统分析，我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当时，李银河听完我的分析后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四个人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我们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预测，认为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报告最后转到赵紫阳那里，他看了后，把我们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我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老青对话”，时间是1979年底，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笑）。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我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我就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生的规律，并且指出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对话完了，翁永曦做了八句总结，“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这个方针后来也被中央采用了。
这个会开创了很多第一次。赵紫阳总理在见面一开始就对我们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198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从那以后，我们四人——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我就经常一块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等等，联名发表文章，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那时，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讨论，讨论完之后，大家一起动手写，最后一起署名。所以，一开始人家叫我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又给改成“四君子”，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笑）。 在第一次“老青对话”之后，我们有了一点影响力，也就有能力组织一些更大的活动，所以，就和朋友们一起发起了“莫干山会议”，从而催生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彻底让“青年经济学家”这个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打开了青年人进入改革决策核心的大门。
第二次“老青对话”
至于“莫干山会议”，也是机缘凑巧。在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的火车上，我、朱嘉明、张钢谈到北京青年研究之潮已经涌起，但怎样让外地的有为青年也能参加，同时也让北京各种青年研究机构有一个交叉交流的机会？于是，我们酝酿组织一个会议。当时《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和《经济学周报》等，不但积极报道我们的活动与研究成果，我们举办各种活动，这些报刊一般都会给几百元的赞助。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是开中国赞助之先河吧。应当说，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那时，报纸的老领导和年轻编辑的思想很超前，支持我们这样思想活跃的非官方活动，在当时还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我们这一代学人能做得有声有色，真是感谢他们。
我们初步决定将这个全国性的活动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然后开始筹划具体事务，包括寻求赞助、寻找开会的场地、举行征文评选活动、挑选与会人员等等。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负责组织评选论文，张钢则负责联络新闻单位提供赞助，解决经费问题。当时，担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同志主动提供杭州莫干山作为会议地点。
“莫干山会议”组织工作的重点是论文评选。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从后来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论文被选上，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的人生肯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张维迎就是通过论文评选来到莫干山的，像他这样从外地论文入选，从而有机会接触政策研究圈子，后来到北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在少数。
“莫干山会议”开得也别开生面。第一天不开会，代表们自由认识、讨论交流。第二天正式开会，但不是代表介绍自己的论文，而是大会分七个专业组织，提出国民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原因，拿出对策。一时间唇枪舌剑，讨论空前热烈，研究非常实际。
现在回过头看，“莫干山会议”的意义是开创性的。
第一，原来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讨论局限在北京，全国各地比较少，通过“莫干山会议”，带动、活跃了全国各地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氛围。通过会议，各地的研究者互相取得了联系，彼此沟通，不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我们的话说，是让大伙找到组织。
第二，这次会议发掘出了一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知道，一个人虽然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如果缺乏合适的机会，还是做不成大事；一个人能力再强，他的意见不能传到决策者耳中，不为其采纳，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大可能有所作为。
第三，会后七个专业组将会议成果编写成七篇政策报告，送到中央。不久中央领导就邀请了一些与会者见面，共商国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老青对话”。通过对话，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这一次就要比第一次“老青对话”影响更为深远。
（本文由魏志强根据喻建欢对黄江南的专访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三十人》一书编辑而成，标题为编者后加。黄江南，1950年1月出生，1978-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读硕士研究生。曾任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现为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并任查顿中国南方并购公司董事会主席）
我是1978年考入社科院，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注，在官方改革正式开始之前，以我们研究生院学生为中心的一批年轻学子，就已经开始讨论起中国的方向和未来了。
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
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的，后来我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只是大家相约在星期天聚会。那一天，我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一些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我们这个讨论会其实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我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的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嘛”（笑），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于是有人自告奋勇，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会议开始的时候，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但我们也怕事情搞得太大控制不了，弄个非法集会什么的，因而就此罢手。
在这之后，一个由金观涛主编的《中青年论坛》出版了，内容从经济学到社会学甚至美学什么都有，这是年轻人第一次在公开出版中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简单，但那是在1980年，年轻人完全靠自己出版、印刷研究刊物，在当时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大家就想着怎么成立个机构，把研究从个体变为集体。大家一合计，由陈一谘牵头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由于机构需要经费和编制，我们经过努力将发展组挂靠到社科院经济所。再后来国家都来收编这些游击队，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吸收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组织了体改所，挂靠在国务院下面，这样就完成了从民间组织到国家研究机构的蜕变。
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最早都是一批年轻人在民间做这些事情，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我们社科院的学生确实在里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第一次“老青对话”
1979年，当时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多少个“大钢厂”……，摆出了“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我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系统分析，我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当时，李银河听完我的分析后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四个人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我们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预测，认为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报告最后转到赵紫阳那里，他看了后，把我们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我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老青对话”，时间是1979年底，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笑）。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我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我就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生的规律，并且指出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对话完了，翁永曦做了八句总结，“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这个方针后来也被中央采用了。
这个会开创了很多第一次。赵紫阳总理在见面一开始就对我们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198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从那以后，我们四人——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我就经常一块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等等，联名发表文章，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那时，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讨论，讨论完之后，大家一起动手写，最后一起署名。所以，一开始人家叫我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又给改成“四君子”，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笑）。 在第一次“老青对话”之后，我们有了一点影响力，也就有能力组织一些更大的活动，所以，就和朋友们一起发起了“莫干山会议”，从而催生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彻底让“青年经济学家”这个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打开了青年人进入改革决策核心的大门。
第二次“老青对话”
至于“莫干山会议”，也是机缘凑巧。在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的火车上，我、朱嘉明、张钢谈到北京青年研究之潮已经涌起，但怎样让外地的有为青年也能参加，同时也让北京各种青年研究机构有一个交叉交流的机会？于是，我们酝酿组织一个会议。当时《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和《经济学周报》等，不但积极报道我们的活动与研究成果，我们举办各种活动，这些报刊一般都会给几百元的赞助。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是开中国赞助之先河吧。应当说，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那时，报纸的老领导和年轻编辑的思想很超前，支持我们这样思想活跃的非官方活动，在当时还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我们这一代学人能做得有声有色，真是感谢他们。
我们初步决定将这个全国性的活动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然后开始筹划具体事务，包括寻求赞助、寻找开会的场地、举行征文评选活动、挑选与会人员等等。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负责组织评选论文，张钢则负责联络新闻单位提供赞助，解决经费问题。当时，担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同志主动提供杭州莫干山作为会议地点。
“莫干山会议”组织工作的重点是论文评选。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从后来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论文被选上，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的人生肯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张维迎就是通过论文评选来到莫干山的，像他这样从外地论文入选，从而有机会接触政策研究圈子，后来到北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在少数。
“莫干山会议”开得也别开生面。第一天不开会，代表们自由认识、讨论交流。第二天正式开会，但不是代表介绍自己的论文，而是大会分七个专业组织，提出国民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原因，拿出对策。一时间唇枪舌剑，讨论空前热烈，研究非常实际。
现在回过头看，“莫干山会议”的意义是开创性的。
第一，原来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讨论局限在北京，全国各地比较少，通过“莫干山会议”，带动、活跃了全国各地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氛围。通过会议，各地的研究者互相取得了联系，彼此沟通，不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我们的话说，是让大伙找到组织。
第二，这次会议发掘出了一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知道，一个人虽然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如果缺乏合适的机会，还是做不成大事；一个人能力再强，他的意见不能传到决策者耳中，不为其采纳，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大可能有所作为。
第三，会后七个专业组将会议成果编写成七篇政策报告，送到中央。不久中央领导就邀请了一些与会者见面，共商国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老青对话”。通过对话，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这一次就要比第一次“老青对话”影响更为深远。
（本文由魏志强根据喻建欢对黄江南的专访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三十人》一书编辑而成，标题为编者后加。黄江南，1950年1月出生，1978-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读硕士研究生。曾任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现为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并任查顿中国南方并购公司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