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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是有道德的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不同于儒家政治道德的等级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虚伪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以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民主、公平、正义、和谐为目标，以高效、诚信、廉洁的政治运作为取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建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以及实现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关键词] 政治道德；有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宗教家、政治思想家无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论证；在政治发展史上，无论是圣王还是暴君，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政客，不论是既定秩序的捍卫者还是颠覆者，无不为自身披上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可见，政治道德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统治者合法性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下中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与之相适宜的政治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性善恶为出发点，形成的以性善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道德论和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无道德论。一类是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依据，划分为“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不能并存”的政治无道德论和“手段与目的都应善”的政治有道德论。
(一)以人性善恶为基点的政治道德观
以性善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道德论认为，人性是善的。如孟子曾经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主张行德教和仁政。柏拉图依据德性高下把人区分为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主张“哲学王”统治。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在这里，“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既然从政者是道德人，那么政治必受伦理制约，所以政治具有道德性。
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无道德论则认为，人性是恶的，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只要掌握了“聪明之势”与“威严之势”，君主不必是圣贤，只要中人之才便可治天下。并且，他还认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难三》)。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因而君主首先应是一头狐狸，能够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能震慑豺狼，当遵守信义对自己有害时，或当初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状况现在不复存在，那么作为一位明君就决不能够，也没有必要遵守信义。在政治上，君主只需考量有效与否，无需考量正当与否，政治是非道德的，为了维持政治的生存和安全，可以牺牲道德。
(二)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依据的政治道德观
“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不能并存”的政治无道德论通常表现为“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论。它认为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工具性的，为达到至善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上面提到的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等。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事情，而道德则是个人的事情。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去看个人的道德，而不是相反。政治斗争不能受道德的束缚，在必要时可以抛弃道德；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他说：“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而介意”。
“手段与目的都应善”的政治有道德论则认为，目的善虽然是第一位的，但是达到至善目的的手段之选择必须是道德的，如果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道德的，那么这个目的就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可欲的。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孔子、马克思、施密特等。如儒家就认为，必须将一切思想和行为纳入“礼”的轨道，那些狡诈欺骗的行为和手段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学而》)。政治必须是道德的，政治行为要受道德的约束。“缺乏基本价值的政治必然是没有良知的政治，是在道德方面无所顾忌的政治，并且会趋向犯罪”。
(三)政治的道德属性
那么，政治是否一定具有道德性呢?从政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上看，政治是人的政治，政治制度也是由人来制定的政治制度；人有德则政有德，一定的政治制度承载着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特定民族和人民的政治理念与政治道德，它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意义体系，如果说政治制度是政治的物质基础，那么政治道德就是政治的灵魂。没有道德的政治，是不正义的，也就没有合法性可言，因而有政治必有政治道德。从政治的起源上来看，政治是公共事务管理要求的结果，是众人集体合作并理性选择的产物。政治代表着公意、公正，它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讲是道德培育的结果。人类最初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是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领，国家建立以后，无论是中国上古的禅让政治、封建社会的王道仁政，还是古希腊的美德政治，都说明政治初始来源的道德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也正是由于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道德理念的确立，近代民主国家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繁荣。因此，无论从政治的起源还是发展上看，政治和道德无疑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的价值观念、标准、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它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及其约束，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道德属性，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以及如何使道德理念、原则合理地运用到现实政治运作等问题。政治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表现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
(一)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道德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的正统，是历代统治者必须遵守的道统。孔子云：“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在仕学一体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志于道的士大夫们无疑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坚定维护者。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孟子·尽心上》)，以儒学教化天下，“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然而，士大夫政治道德的卫道士角色并不总是有效的，若遇到独夫暴君，在士大夫“道统合法性”话语权权威与独夫暴君“政统合法性”话语权威权的斗争中，士大夫往往成为政治道德的牺牲品。尽管士大夫们抱持着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不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是以 人君为主体来实现民本思想的，这种一元化的解决方式将政治作为唯一的出路，缺乏社会的立足点。“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虽然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但士大夫们难以承担起维护封建社会政治道德的作用。显然，我们倡导的政治道德绝不是这种道德。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
资本主义政治道德渊源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人文主义思潮以及科学理性主义，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向度，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在批判封建等级伦理政治、保障人权以及推进公平、正义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然而，它的两面性及其内在的矛盾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基督教文化传统来说，它的博爱精神在消除资本主义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种族、性别歧视方面成效显著，但它的“消灭异端、建立人间的上帝之城”的信念也在不时激发着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冲动，19世纪的殖民主义、20世纪的帝国主义以及21世纪的后殖民主义都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虚伪性。就人文主义思潮来说，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会演化为个人、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当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动辄打着人权的幌子践踏国际正义，就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有限性。就科学理性主义来说，一方面，它倡导尊重科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道德霸权，培养了人的支配欲，人被异化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政治道德是有限的、虚伪的，它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隐蔽工具，因此，我们要建设的政治道德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政治道德只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巩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的价值观念、标准、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理念，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它是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道德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政治权力的行使偏离了这一宗旨，就会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政治制度是其道德目标。民主政治是众人之政，是有道德的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广泛性与真实性，人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国家的决策。一方面，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国家公职人员的任免；另一方面，又可以参政议政、监督政府行为，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的行使都能充分代表和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意志。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从而实现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与义务、各种机会的获得等方面的真正合理，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高效、诚信、廉洁的政治运作是其道德取向。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高效、诚信、廉洁的政治运作在中国如今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下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政治运作的高效意味着政府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公共服务，有能力及时有效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意味着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消除。当然，政治运作的高效是建立在政府诚信基础上的，政府的诚信不仅表现在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人民承诺的遵守上，也表现在杜绝与惩治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更落实在政府公职人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上。惟有如此，和谐有序、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以繁荣稳定。
民主政治制度是刚性的，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政治道德是柔性的，能内化到人的心灵深处，效力持久。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有利于调节和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合理、合法的进行，增强人们政治心理的耐受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也规范着政党、政府、政治团体、政府官员的涉政行为，使其在运用政治权力时不仅受到现有政治道德的约束，而且在内在道德自律机制的约束下，能够廉洁高效地完成任务。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不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自动生成的，而是必须加强建设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新。但令人忧心的是，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健全，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国民心理机制，在狂热的拜金潮的冲击下，政治道德虚无化，政治道德建设的乏力及其严重危害凸显出来。尤其是当前，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诸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危害极大、影响极坏的恶性事件。政治道德腐败的危害不仅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深层次上看，恶化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环境，最终危害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必须从以下途径加快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的构建。
第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被中国革命斗争历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的政治理论，而且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道德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尊重政治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其战胜一切困难、夺取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要尊重政治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坚决反对运动式的、疾风骤雨式的政治道德教化方式，提倡渗透式、累积性政治道德教育，要注重实效。
第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 督与制约。目前，中国政治道德建设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腐败与特权现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道德建设三者没有协同发展。对此，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目前中国出现的政治道德失序现象，制度不健全是根本原因。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旦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必然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因此，为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大力提倡和宣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理念，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修养。政治是以道德理念作为支撑点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诚信等成为其重要构成部分，政治道德决不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条文，而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各国人民的不懈斗争，自由、公平、正义等政治理念原则已深入人心，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而且构建了有效的制度实现机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象征。政治权力的行使者的道德修养往往关系着社会建设的成败，当领导干部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时，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当领导干部贪腐堕落、滥用权力时，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因此，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用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武装他们的头脑至为重要。
第四，实现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一方面，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的实现，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念恰是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政治参与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来说，政治参与的现状极其复杂，既存在政治参与率低，需要激励的问题，又存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政治参与“过度”的风险。再加上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健全，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还不畅通，因此，只有实现公民广泛有序地政治参与，才能避免因政治参与失序而引发的政治道德滑坡，也才能让公民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真切地体会到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理念的真谛，有助于其成长为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合格公民。
[关键词] 政治道德；有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宗教家、政治思想家无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论证；在政治发展史上，无论是圣王还是暴君，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政客，不论是既定秩序的捍卫者还是颠覆者，无不为自身披上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可见，政治道德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统治者合法性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下中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与之相适宜的政治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性善恶为出发点，形成的以性善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道德论和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无道德论。一类是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依据，划分为“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不能并存”的政治无道德论和“手段与目的都应善”的政治有道德论。
(一)以人性善恶为基点的政治道德观
以性善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道德论认为，人性是善的。如孟子曾经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主张行德教和仁政。柏拉图依据德性高下把人区分为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主张“哲学王”统治。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在这里，“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既然从政者是道德人，那么政治必受伦理制约，所以政治具有道德性。
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政治无道德论则认为，人性是恶的，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只要掌握了“聪明之势”与“威严之势”，君主不必是圣贤，只要中人之才便可治天下。并且，他还认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难三》)。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因而君主首先应是一头狐狸，能够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能震慑豺狼，当遵守信义对自己有害时，或当初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状况现在不复存在，那么作为一位明君就决不能够，也没有必要遵守信义。在政治上，君主只需考量有效与否，无需考量正当与否，政治是非道德的，为了维持政治的生存和安全，可以牺牲道德。
(二)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依据的政治道德观
“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不能并存”的政治无道德论通常表现为“目的证明手段合理”论。它认为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工具性的，为达到至善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上面提到的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等。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事情，而道德则是个人的事情。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去看个人的道德，而不是相反。政治斗争不能受道德的束缚，在必要时可以抛弃道德；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他说：“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而介意”。
“手段与目的都应善”的政治有道德论则认为，目的善虽然是第一位的，但是达到至善目的的手段之选择必须是道德的，如果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道德的，那么这个目的就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可欲的。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孔子、马克思、施密特等。如儒家就认为，必须将一切思想和行为纳入“礼”的轨道，那些狡诈欺骗的行为和手段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学而》)。政治必须是道德的，政治行为要受道德的约束。“缺乏基本价值的政治必然是没有良知的政治，是在道德方面无所顾忌的政治，并且会趋向犯罪”。
(三)政治的道德属性
那么，政治是否一定具有道德性呢?从政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上看，政治是人的政治，政治制度也是由人来制定的政治制度；人有德则政有德，一定的政治制度承载着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特定民族和人民的政治理念与政治道德，它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意义体系，如果说政治制度是政治的物质基础，那么政治道德就是政治的灵魂。没有道德的政治，是不正义的，也就没有合法性可言，因而有政治必有政治道德。从政治的起源上来看，政治是公共事务管理要求的结果，是众人集体合作并理性选择的产物。政治代表着公意、公正，它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讲是道德培育的结果。人类最初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是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领，国家建立以后，无论是中国上古的禅让政治、封建社会的王道仁政，还是古希腊的美德政治，都说明政治初始来源的道德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也正是由于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道德理念的确立，近代民主国家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繁荣。因此，无论从政治的起源还是发展上看，政治和道德无疑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的价值观念、标准、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它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及其约束，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道德属性，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以及如何使道德理念、原则合理地运用到现实政治运作等问题。政治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表现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
(一)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道德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的正统，是历代统治者必须遵守的道统。孔子云：“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在仕学一体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志于道的士大夫们无疑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坚定维护者。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孟子·尽心上》)，以儒学教化天下，“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然而，士大夫政治道德的卫道士角色并不总是有效的，若遇到独夫暴君，在士大夫“道统合法性”话语权权威与独夫暴君“政统合法性”话语权威权的斗争中，士大夫往往成为政治道德的牺牲品。尽管士大夫们抱持着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不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是以 人君为主体来实现民本思想的，这种一元化的解决方式将政治作为唯一的出路，缺乏社会的立足点。“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虽然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但士大夫们难以承担起维护封建社会政治道德的作用。显然，我们倡导的政治道德绝不是这种道德。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
资本主义政治道德渊源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人文主义思潮以及科学理性主义，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向度，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在批判封建等级伦理政治、保障人权以及推进公平、正义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然而，它的两面性及其内在的矛盾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基督教文化传统来说，它的博爱精神在消除资本主义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种族、性别歧视方面成效显著，但它的“消灭异端、建立人间的上帝之城”的信念也在不时激发着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冲动，19世纪的殖民主义、20世纪的帝国主义以及21世纪的后殖民主义都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虚伪性。就人文主义思潮来说，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会演化为个人、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当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动辄打着人权的幌子践踏国际正义，就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有限性。就科学理性主义来说，一方面，它倡导尊重科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道德霸权，培养了人的支配欲，人被异化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政治道德是有限的、虚伪的，它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隐蔽工具，因此，我们要建设的政治道德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政治道德只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巩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的价值观念、标准、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理念，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它是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道德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政治权力的行使偏离了这一宗旨，就会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政治制度是其道德目标。民主政治是众人之政，是有道德的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广泛性与真实性，人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国家的决策。一方面，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国家公职人员的任免；另一方面，又可以参政议政、监督政府行为，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的行使都能充分代表和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意志。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从而实现人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与义务、各种机会的获得等方面的真正合理，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高效、诚信、廉洁的政治运作是其道德取向。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高效、诚信、廉洁的政治运作在中国如今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下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政治运作的高效意味着政府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公共服务，有能力及时有效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意味着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消除。当然，政治运作的高效是建立在政府诚信基础上的，政府的诚信不仅表现在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人民承诺的遵守上，也表现在杜绝与惩治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更落实在政府公职人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上。惟有如此，和谐有序、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以繁荣稳定。
民主政治制度是刚性的，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政治道德是柔性的，能内化到人的心灵深处，效力持久。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有利于调节和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合理、合法的进行，增强人们政治心理的耐受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也规范着政党、政府、政治团体、政府官员的涉政行为，使其在运用政治权力时不仅受到现有政治道德的约束，而且在内在道德自律机制的约束下，能够廉洁高效地完成任务。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不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自动生成的，而是必须加强建设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新。但令人忧心的是，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健全，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国民心理机制，在狂热的拜金潮的冲击下，政治道德虚无化，政治道德建设的乏力及其严重危害凸显出来。尤其是当前，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诸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危害极大、影响极坏的恶性事件。政治道德腐败的危害不仅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深层次上看，恶化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环境，最终危害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必须从以下途径加快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道德的构建。
第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被中国革命斗争历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的政治理论，而且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道德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尊重政治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其战胜一切困难、夺取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要尊重政治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坚决反对运动式的、疾风骤雨式的政治道德教化方式，提倡渗透式、累积性政治道德教育，要注重实效。
第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 督与制约。目前，中国政治道德建设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腐败与特权现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道德建设三者没有协同发展。对此，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目前中国出现的政治道德失序现象，制度不健全是根本原因。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旦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必然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因此，为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大力提倡和宣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理念，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修养。政治是以道德理念作为支撑点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诚信等成为其重要构成部分，政治道德决不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条文，而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各国人民的不懈斗争，自由、公平、正义等政治理念原则已深入人心，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而且构建了有效的制度实现机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象征。政治权力的行使者的道德修养往往关系着社会建设的成败，当领导干部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时，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当领导干部贪腐堕落、滥用权力时，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因此，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用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武装他们的头脑至为重要。
第四，实现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一方面，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的实现，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念恰是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政治参与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来说，政治参与的现状极其复杂，既存在政治参与率低，需要激励的问题，又存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政治参与“过度”的风险。再加上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健全，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还不畅通，因此，只有实现公民广泛有序地政治参与，才能避免因政治参与失序而引发的政治道德滑坡，也才能让公民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真切地体会到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理念的真谛，有助于其成长为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道德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