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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五讲四美”的文化共同体、建立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有多么艰难。它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地深入每个公民的骨髓。
1982年2月28日，春风吹暖了整个北京城。
北海公园，一大早，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挽着袖子，和年轻人一起清理路边的乱砖烂瓦；与此同时，金水桥上，数百名师生细心擦拭着汉白玉栏杆；北京火车站，站务员们甚至把车站大厅里的12盏大吊灯也擦洗得焕然一新……
这一天，在北京的每条大街上，都忙碌着打扫卫生的人们——新中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由此启幕。当天，北京共有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清除垃圾，维持交通秩序。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盛况：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一齐动手治理“脏乱差”。而这一幕随后同样出现在上海、广州、武汉、青岛等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十年浩劫后的精神文明建设，正是从整治环境开始，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活动。充满激情的人们似乎希望，大扫除也能扫去“文革”留在精神和道德上的阴霾。
“要美”与“不要美”的激烈辩论
1981年，动乱过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萌发，物质文明开始破土。然而遭受重创的精神文明领域，坚冰尚未融尽。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诗中的一句浩问，激起无数共鸣。
高占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和思想道德教育。对如何抓青年的德育工作，他事后回忆，自己“蒙了”。
他决定去清教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向他说出自己的苦恼。
胡耀邦建议：“从调查研究中着手，抓出个名堂来!”高占祥深受鼓舞，决定迅速兵分几路，去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调查研究。
调查情况让人心寒：抢座、骂人、虐待老人、打架、破坏公物等行为在青年中泛滥，有顺口溜说：“职工上班心在跳，担心家里门被撬；职工下班心在跳，担心路上被劫道；上班下班都在跳，担心孩子走邪道。”
为了建立一种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回到北京的高占祥和同事们研究，提出了在青年中开展“五讲五美”活动的建议，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和仪表美。
但在听取意见中，一场“要美”与“不要美”的激烈辩论发生了。
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再提倡仪表美，会引导他们追求“奇装异服、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不是把青年人引向邪路吗?
高占祥辩解说爱美是人的天性，“鸟爱青山鱼爱水，哪有青年不爱美?”但这个辩解在反对声中显得无力。为了使整个方案得以通过，仪表美最终被放弃。
1981年2月，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妇联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
商业社会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198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正式进入高潮。但在最初，并没有专门机构负责此事。
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从整治“脏乱差”开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
在文明礼貌月中，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有几百万人上街对城乡的“脏乱差”进行全面治理。学雷锋小组、文明班级、文明商店、大街上相邻单位七户一岗维护卫生……种种文明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1982年2月12日《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在南京路上出现了三位“万人夸”的营业员：长风皮鞋店的王月英、镇江饮食店的王健康和又一邨点心店的乔国梁，他们在一年中获得顾客的书面表扬信都在12300件以上。
一位顾客来买一双价格6.15元的廉价皮鞋，王月英帮他挑选了6双，当挑到第七双时，她告诉顾客：“这双很好，再也选不出更好的了。”顾客临走时脸上掠过的一丝不满，让她感到不安。她借来录音机，每天把自己与顾客的对话录下来，回家反复琢磨，体会怎样的服务才能让顾客满意。“顾客就是上帝”的商业社会理念，在那时开始进入人心。
活动开展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指出“五讲四美”活动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本身，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年底通过的新宪法中，正式以法律形式肯定了精神文明建设。
这种常态活动在高占祥看来，“吹开了青年心中灿烂的道德之花”。各地不断上报的资料中讲述着：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打架大王，现在是突击大王；从前是害群之马，现在是四化建设的千里马；武汉的9949名青年，交出了14312件凶器……
那时，一本叫《礼貌语言手册》的书总共印了118万册，瞬间售罄。1986年，关于文明礼貌的用语，具体到了“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10个字。
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公共道德教育似乎有些可笑。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澳大利亚作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感到十分奇怪：一些很正常的礼貌用语，在中国竟然需要书面材料进行倡导。
强推现代都市文明
如火如荼的“五讲四美”和“文明礼貌月”活动，在随后的两三年里依旧风行。高占祥记得，甚至在港澳台地区也“反响不错”。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五讲四美”是当时走出思想禁锢、迈向自由社会的最初心声。“它表达了人们对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诗人、文化评论人叶匡政说。
不久后，这项活动和“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相结合，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加强，中央和各地也纷纷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五讲网美和文明礼貌月”趋于形式化，小说也开始拿“五讲四美”开涮。
“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国加大了对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力度。
今天，在上海南京路的诸多老字号，当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标杆，谈及1982年收到顾客雪片般表扬信的往事，一些商店的负责人面露迷惘，营业员们更把陈年往事当作笑谈。不过，面对顾客，他们早就能娴熟地笑脸相迎。
即便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活动不再出现，但在现代化的急切心情之下，符合现代规则的行为规范，仍是政府力推的重点，尽管过程艰难。
2006年5月，全国媒体竞相报道一则新闻：1900万上海人学习过马路。那年4月中旬，上海启动了“强化交通整治、践行交通文明”行动。有关部门派出交通协管员，抓拍乱穿马路、乱闯红灯的行为，在电视上公开曝光，一些顶风闯红灯且拒不接受处罚的行人甚至被行政拘留。“过马路，当心犯法”，一时间成为当地流行语。
今年，强推现代都市文明的做法再现上海。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市政府要求居民不穿睡衣裤上街，提出口号：“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一批由街道工作人员和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在节假日蹲守在热闹的景点和商业街周围，对着睡衣者“发现一个，劝退一个”。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在2006年曾主持过“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3年后的今天，“阿拉的小碎花”(花布睡衣)依然是上海街头一道特殊“风景”。
或许直到今天，人们才明白，建立一个“五讲四美”的文化共同体、建立一套符台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有多么艰难。它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地深入每个公民的骨髓。
1982年2月28日，春风吹暖了整个北京城。
北海公园，一大早，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挽着袖子，和年轻人一起清理路边的乱砖烂瓦；与此同时，金水桥上，数百名师生细心擦拭着汉白玉栏杆；北京火车站，站务员们甚至把车站大厅里的12盏大吊灯也擦洗得焕然一新……
这一天，在北京的每条大街上，都忙碌着打扫卫生的人们——新中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由此启幕。当天，北京共有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清除垃圾，维持交通秩序。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盛况：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一齐动手治理“脏乱差”。而这一幕随后同样出现在上海、广州、武汉、青岛等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十年浩劫后的精神文明建设，正是从整治环境开始，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活动。充满激情的人们似乎希望，大扫除也能扫去“文革”留在精神和道德上的阴霾。
“要美”与“不要美”的激烈辩论
1981年，动乱过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萌发，物质文明开始破土。然而遭受重创的精神文明领域，坚冰尚未融尽。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诗中的一句浩问，激起无数共鸣。
高占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和思想道德教育。对如何抓青年的德育工作，他事后回忆，自己“蒙了”。
他决定去清教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向他说出自己的苦恼。
胡耀邦建议：“从调查研究中着手，抓出个名堂来!”高占祥深受鼓舞，决定迅速兵分几路，去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调查研究。
调查情况让人心寒：抢座、骂人、虐待老人、打架、破坏公物等行为在青年中泛滥，有顺口溜说：“职工上班心在跳，担心家里门被撬；职工下班心在跳，担心路上被劫道；上班下班都在跳，担心孩子走邪道。”
为了建立一种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回到北京的高占祥和同事们研究，提出了在青年中开展“五讲五美”活动的建议，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和仪表美。
但在听取意见中，一场“要美”与“不要美”的激烈辩论发生了。
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再提倡仪表美，会引导他们追求“奇装异服、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不是把青年人引向邪路吗?
高占祥辩解说爱美是人的天性，“鸟爱青山鱼爱水，哪有青年不爱美?”但这个辩解在反对声中显得无力。为了使整个方案得以通过，仪表美最终被放弃。
1981年2月，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妇联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
商业社会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198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正式进入高潮。但在最初，并没有专门机构负责此事。
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从整治“脏乱差”开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
在文明礼貌月中，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有几百万人上街对城乡的“脏乱差”进行全面治理。学雷锋小组、文明班级、文明商店、大街上相邻单位七户一岗维护卫生……种种文明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1982年2月12日《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在南京路上出现了三位“万人夸”的营业员：长风皮鞋店的王月英、镇江饮食店的王健康和又一邨点心店的乔国梁，他们在一年中获得顾客的书面表扬信都在12300件以上。
一位顾客来买一双价格6.15元的廉价皮鞋，王月英帮他挑选了6双，当挑到第七双时，她告诉顾客：“这双很好，再也选不出更好的了。”顾客临走时脸上掠过的一丝不满，让她感到不安。她借来录音机，每天把自己与顾客的对话录下来，回家反复琢磨，体会怎样的服务才能让顾客满意。“顾客就是上帝”的商业社会理念，在那时开始进入人心。
活动开展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指出“五讲四美”活动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本身，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年底通过的新宪法中，正式以法律形式肯定了精神文明建设。
这种常态活动在高占祥看来，“吹开了青年心中灿烂的道德之花”。各地不断上报的资料中讲述着：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打架大王，现在是突击大王；从前是害群之马，现在是四化建设的千里马；武汉的9949名青年，交出了14312件凶器……
那时，一本叫《礼貌语言手册》的书总共印了118万册，瞬间售罄。1986年，关于文明礼貌的用语，具体到了“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10个字。
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公共道德教育似乎有些可笑。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澳大利亚作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感到十分奇怪：一些很正常的礼貌用语，在中国竟然需要书面材料进行倡导。
强推现代都市文明
如火如荼的“五讲四美”和“文明礼貌月”活动，在随后的两三年里依旧风行。高占祥记得，甚至在港澳台地区也“反响不错”。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五讲四美”是当时走出思想禁锢、迈向自由社会的最初心声。“它表达了人们对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诗人、文化评论人叶匡政说。
不久后，这项活动和“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相结合，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加强，中央和各地也纷纷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五讲网美和文明礼貌月”趋于形式化，小说也开始拿“五讲四美”开涮。
“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国加大了对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力度。
今天，在上海南京路的诸多老字号，当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标杆，谈及1982年收到顾客雪片般表扬信的往事，一些商店的负责人面露迷惘，营业员们更把陈年往事当作笑谈。不过，面对顾客，他们早就能娴熟地笑脸相迎。
即便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活动不再出现，但在现代化的急切心情之下，符合现代规则的行为规范，仍是政府力推的重点，尽管过程艰难。
2006年5月，全国媒体竞相报道一则新闻：1900万上海人学习过马路。那年4月中旬，上海启动了“强化交通整治、践行交通文明”行动。有关部门派出交通协管员，抓拍乱穿马路、乱闯红灯的行为，在电视上公开曝光，一些顶风闯红灯且拒不接受处罚的行人甚至被行政拘留。“过马路，当心犯法”，一时间成为当地流行语。
今年，强推现代都市文明的做法再现上海。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市政府要求居民不穿睡衣裤上街，提出口号：“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一批由街道工作人员和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在节假日蹲守在热闹的景点和商业街周围，对着睡衣者“发现一个，劝退一个”。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在2006年曾主持过“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3年后的今天，“阿拉的小碎花”(花布睡衣)依然是上海街头一道特殊“风景”。
或许直到今天，人们才明白，建立一个“五讲四美”的文化共同体、建立一套符台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有多么艰难。它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地深入每个公民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