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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英时的治学思路上看，他只是一个延续钱穆、杨联陞等历史学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余英时先生在2006年11月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克鲁格奖，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人学者。克鲁格奖被誉为人文社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公由是再次成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焦点人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近年经国内多家出版社之推介，其著作已广为国内学界所知，有学者甚至力捧其为海外华人学者第一人。于今观之，余英时的著作与治学方式，对国内治中国史者的影响匪浅。余英时虽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涉及，但更为国内学界关注的则是，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反思上，余英时着力良多。
从士到知识分子
余英时在汉学的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汉代思想史是其专攻领域，他在美国发表的少数几篇学术论文，均是早年他在汉代思想史上的研究。唐宋以前古典文学研究，海内外鲜有与之匹敌者。此外，余在明清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均有扛鼎之作。
余的研究，上继皖派学者(以戴震为宗)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言的“汉学”)渊源，下承錢穆、杨联陞的文化史观，识断精审，考据精当。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如《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都是在考据之上的义理阐发。如果要看他的考据功夫，《重寻胡适历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更为人称道者，则是《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此书中，余阐述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余先生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等同于“士”)即“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几千年的沉浮论荡。这些“以道自任”的士人，秉承“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千载良训，在与“势”抗衡的过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倘若以当今的“知识人”比照当年的“士”，可称为“士”者恐怕无几。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之中，无法超脱出来，以知识分子的使命，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余英时的论著中，阐述了中国的知识人如何才能从“士”进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对中国学界来说，应是一大幸事。
海外的中国人
余英时自谓，他读史、治史的“唯一指导原则”即是“知人论世”(见《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诚哉斯言。此话出白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诸余先生的著作，无一不先知人而后论世。余对中国文化、中国史的缜密观察，均是建立在对人的还原基础之上，给著作命名，多数也是以人为主语。
余英时是海外汉学界少有的坚持以中文写作的学者，他与许多老一辈华裔汉学家一样，是不被“主流”汉学界认可的，甚至评价也不甚高。一些华裔学者曾说过，这些老一辈华裔汉学家在西方(至少是北美)汉学家看来，根本就没进入“主流”。
从余英时的治学思路上看，他只是一个延续钱穆、杨联陞等历史学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以西方汉学家的标准考量之，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余并不是一个汉学家。余先生早年说过，“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他早年对韦伯的思想有所研究，因此在资本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上有所用力，而对西学，并无过多涉猎。
余英时的获奖，代表了不以英文写论文的中国学者，其实是真正获得了西方学界的认同。我无意认为这是对整个中国话语体系的认同，但是中国学术，不仅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要有发自内心的自信。
余英时先生在2006年11月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克鲁格奖，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人学者。克鲁格奖被誉为人文社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公由是再次成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焦点人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近年经国内多家出版社之推介，其著作已广为国内学界所知，有学者甚至力捧其为海外华人学者第一人。于今观之，余英时的著作与治学方式，对国内治中国史者的影响匪浅。余英时虽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涉及，但更为国内学界关注的则是，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反思上，余英时着力良多。
从士到知识分子
余英时在汉学的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汉代思想史是其专攻领域，他在美国发表的少数几篇学术论文，均是早年他在汉代思想史上的研究。唐宋以前古典文学研究，海内外鲜有与之匹敌者。此外，余在明清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均有扛鼎之作。
余的研究，上继皖派学者(以戴震为宗)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言的“汉学”)渊源，下承錢穆、杨联陞的文化史观，识断精审，考据精当。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如《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都是在考据之上的义理阐发。如果要看他的考据功夫，《重寻胡适历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更为人称道者，则是《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此书中，余阐述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余先生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等同于“士”)即“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几千年的沉浮论荡。这些“以道自任”的士人，秉承“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千载良训，在与“势”抗衡的过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倘若以当今的“知识人”比照当年的“士”，可称为“士”者恐怕无几。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之中，无法超脱出来，以知识分子的使命，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余英时的论著中，阐述了中国的知识人如何才能从“士”进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对中国学界来说，应是一大幸事。
海外的中国人
余英时自谓，他读史、治史的“唯一指导原则”即是“知人论世”(见《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诚哉斯言。此话出白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诸余先生的著作，无一不先知人而后论世。余对中国文化、中国史的缜密观察，均是建立在对人的还原基础之上，给著作命名，多数也是以人为主语。
余英时是海外汉学界少有的坚持以中文写作的学者，他与许多老一辈华裔汉学家一样，是不被“主流”汉学界认可的，甚至评价也不甚高。一些华裔学者曾说过，这些老一辈华裔汉学家在西方(至少是北美)汉学家看来，根本就没进入“主流”。
从余英时的治学思路上看，他只是一个延续钱穆、杨联陞等历史学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以西方汉学家的标准考量之，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余并不是一个汉学家。余先生早年说过，“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他早年对韦伯的思想有所研究，因此在资本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上有所用力，而对西学，并无过多涉猎。
余英时的获奖，代表了不以英文写论文的中国学者，其实是真正获得了西方学界的认同。我无意认为这是对整个中国话语体系的认同，但是中国学术，不仅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要有发自内心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