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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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是主流的信息媒介,但是近年来用户对其产生倦怠心理.已有研究将倦怠原因归结为信息量过大(感知过载),本文则认为除了“量”的原因之外,还应存在“质”的原因,故提出感知价值这一影响因素.本文以微信和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发现中国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因受到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因素影响而产生倦怠.认知成本对用户倦怠心理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和社会价值.认知成本和信息质量是本研究发现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新维度,前者表明中国用户花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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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是主流的信息媒介,但是近年来用户对其产生倦怠心理.已有研究将倦怠原因归结为信息量过大(感知过载),本文则认为除了“量”的原因之外,还应存在“质”的原因,故提出感知价值这一影响因素.本文以微信和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发现中国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因受到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因素影响而产生倦怠.认知成本对用户倦怠心理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和社会价值.认知成本和信息质量是本研究发现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新维度,前者表明中国用户花费较多时间精力猜测解读他人发布的信息并深以为苦,反映出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后者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亟待改善,需要提高信息可信度.
其他文献
《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1927年间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历年来,学界对《朝花夕拾》的文风、文体、“诗”与“真实”、怀乡或批判等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笔者认为在主题问题上,仍然存在商榷的空间.自王瑶的经典论断——“主要是作者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回味、咀嚼和总结”,也联系现实批判①,到后来学界的多方阐释,大体上来说可归纳为追忆和批判两大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呐喊·自序》中也有大量篇幅是对于往事的追忆.在这些追忆中,也有庸医、有生病的父亲、有辗转中的“走异路”、有弃医从文.
web2.0技术更新了媒介交往的形式与内容,新媒介的公共性问题受到重视,已有文献多诉诸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未受到认真对待.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对“手段一目的 ”范畴的根本超越,它带来了对“复数性”行动本身的强调;“复数性”意味着人的“自我彰显”,“人”从而与“世界”遭遇并赋予其意义.面对今天的技术情境,阿伦特启发我们提出以下问题:新媒介在技术上允许“多元和差异”存在,是否由此等同于“复数的”人的行动?本研究以阿伦特对“社会”和“公共”的定界考察了网络空间中“公”与“私”的复杂缠绕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库中保存着一张类似32开书本大小的宣纸(见右图),上面贴着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文物存档标签:流通兑换券.在这张宣纸的中间偏左的位置有鲁迅用毛笔书写的如下文字:rn新兑换券rn0030761rn至rn0030780rn共二十张rn六月廿七日换二张rn尚存十八张rn共计票款一百九十三元rn从墨迹来看,上述文字很可能是鲁迅分两次或分三次书写的,其中“新兑换券0030761至0030780共二十张”,这部分的文字书写的墨迹比较浓,字形也相对较大,应当是第一次书写的;“六月廿七日换二张尚存十八张”
我国农村地区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逐步向城镇化方向迈进,这也促使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但是伴随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环境污染问题也更加突出,尤其是由于生活用水肆意排放导致的水体污染问题.因此要确保农村居民的用水安全,需从综合治理角度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切实解决现存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其次基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角度从几个方面提出生活污水处理对策,以供参考.
借文艺以启蒙、改造国民性以救国乃鲁迅弃医从文之根本动因.在文艺诸形式之中,小说当是受众最广、感人最切的类别,然细察之,即便是借小说以启蒙,鲁迅立人救国之宏愿也是美梦成空.因为,鲁迅小说启蒙的缘起与结果南辕北辙,使得其所谓的启蒙神话,在当年的民间,犹如枯井投石,不起半点涟漪,与之相反,在知识精英的圈子里,倒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影响深远.
最近,笔者在阅读民国期刊时,发现一篇署名梁实秋的文章《话剧的新趋向》,该文发表在1942年8月13日出版的《中央周刊》第5卷第1期.这篇文章从署名和内容看,显然是现代作家、批评家梁实秋所作,但此文未被收入《梁实秋文集》(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在研究梁实秋戏剧批评的各类文章中,也未见对此文的引用①,这表明学术界并未关注此文,此文应是梁实秋的一篇佚文.
鲁迅创作过四十多位女性人物,大致可分为“旧女性”和“新女性”两类.其中“旧女性”形象较多,主要指旧社会中的农村劳动妇女,比如以祥林嫂等为典型.这些农村底层女性角色朴实无华,基本没有文化,勇于吃苦耐劳,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具有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劳动女性的基本特征.但其大都逃不过悲惨的命运,为封建礼教所捆绑,人生逐步被吞噬殆尽.“新女性”形象较少,亦不同,主要指生活在城市之中,有一定文化基础,并有机会接触新思想的女性.纵观鲁迅的人物创作,无论是“旧女性”还是“新女性”,无论是妥协亦或是反抗,在封建社会的最终结
一rn《铸剑》往往被认为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连历来对自己作品十分谦虚的作者本人也在晚年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①而在许多作家口中,这部作品亦被反复提及,例如莫言就曾提到:“许多年后,还难忘记这篇奇特作品对于一个\'文学少年\'的心灵产生的巨大震撼”,并直截地说:“鲁迅是复仇者”,“这是鲁迅精神的典型化.”②小说家的观感到底敏锐,的确,在讨论《铸剑》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复仇者“宴之敖”这一人物形象及其象征含义.对此,诸多方家众说纷纭.
国际知名学者,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戴维·莫利教授深耕媒介与传播领域四十余年,其个人学术研究脉络也可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议题和范式转迁的重要参照:即四十年来科技、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与媒介和传播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莫利教授以贯穿始终的批判立场、跨学科的研究活力,超越狭隘的“以媒体研究为中心”的范式,对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物质性、流动性、虚实空间接合、具身等问题予以回答,并始终保持问题思考的历史主义和语境化.莫利教授认为,新媒介技术并不会消除差异和不平等,“新”的物质地理图谱标识出虚拟和现实交流的特权,因此需
在互联网技术及其时间逻辑的影响下,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保持连接成为当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通过考察网络圈子参与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讨论保持连接这一集体性的媒介习惯所具有的意涵.本文发现,网络圈子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其影响在不同人群之间有所差异,并突出地表现在由工作单位的“体制”属性分隔的群体之间.尽管本研究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对此提供解释,但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结果保持敏感.本文进一步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关注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