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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是困扰当代社会的一个国际性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青少年犯罪也有日益增长的趋势。据香港警方公布的数字，仅2001年上半年，香港警方就拘捕近六千名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人［1］。 尽管如此，香港青少年罪犯在犯罪率却很低，实践证明在1995年至1998年3年中接受服务的犯罪青少年再犯率在828人中只有31人，占3.7%，成效颇为显著［2］。而在内地，也同样存在未成年犯罪严重的问题，但未成年罪犯的再犯率却居高不下。本文从香港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制度、相关理论、矫正机构工作方法和模式（以圆融工作坊为例）、国内矫正工作方式及缺陷等方面论述香港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对比国内未成年犯罪矫正工作并获得启示。
一、圆融综合服务中心用到的未成年犯罪矫正工作的相关理论
（一）在未成年犯罪动机方面
1、中立化理论——合理化技巧
根據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能够列举出在犯案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察觉到的风险及犯错之处，但却没有终止其犯罪活动，究其原因，是犯罪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打破其内在的约束，从而放心的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比如：1、否定个人责任，例如"我不是故意的"；2、否定伤害，例如"我没有真正的伤害到任何人；3、否定受害者的存在，例如"他们自找麻烦"；4、降罪于责难者，例如"每个人都在针对我；5、归咎于个人对团体的忠诚，例如"我不是为自己而做的，是为了’’义气’’才帮朋友犯罪等。［3］
2、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当前行为的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前导事件A导致行为B，行为B的目的是处理事件A，由于行为B，结果C产生，行为造成的后果会以增强或惩罚的方式来强化或弱化此行为，强化可以是奖赏、行动、后果或事件，从而可以提高过去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包括正面的强化和负面的强化，正面强化是在行为发生之后的行动、刺激或后果，它们导致满意度提高。负面强化是让人逃脱或回避难堪情景的后果，惩罚是一种导致减少行为的令人讨厌的或恶心的后果。［4］
（二）在矫正治疗的指导理论方面
恢复性公义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Mark Umbreit教授指出：恢复性公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即犯罪者对自己所犯的过错存有隐虑、感到不安，是十分普遍的事，虽然犯罪者已自我反省，但恐难找出道歉机会及修复与受害人的关系。现在，大部分国家把90%的资源投放在惩罚、监控等方面，但鲜有资源帮助犯罪人士改善他们与社区的关系及融入社会。犯罪者与受害者发生冲突后，犯罪受罚理所当然，但长此下去，只会使仇恨难以消解，只有受害人与犯事者和解后才能消除仇恨及芥蒂，冰释前嫌。恢复性公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使犯事者、受害人和社区恢复原本的状态。［5］
二、上述理论在实际矫正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
1、青少年自强计划
根据上述合理化技巧观点和认知行为治疗法的知道，圆融综合服务中心认为在辅导他们时可先评估该青少年是受哪种合理化的想法所影响，从而对症下药，正面处理其需要、拆解错误的想法，灌输正确的理念，协助青少年改过自新，循规蹈矩，由此，圆融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青少年自强计划（R.A.L）。
在该计划中，依照合理化技巧，中心特别注重协助犯事青少年与案件受害者及社区人士重建因犯事行为引起的伤害及关系的破坏，例如在偷窃罪行当中，社工先通过访谈了解犯罪青少年是如何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然后再根据其过错对其进行正确理念的灌输，从犯罪青少年的认知上做出根本性改变。在其社会关系重建方面，中心将犯罪青少年和受害者的关系分为两大种类：事前相识和事前不相识。如果犯罪青少年与受害者本身相识，甚至很熟悉，此时社工即会先考虑进行面对面直接的"和解会议"的可能性；如果双方原本不相识，中心则采用"恢复性道歉信"的方式，社工会透过面谈促使犯罪青少年回顾自己的行为，在认知行为治疗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其合理化技巧进行辅导，特别是引导犯罪青少年重视此行为对受害者及其自己的影响，促使双方正确的处理实践，解决问题，从而重建和谐关系。
2、"爱与梦飞翔"家变计划
此计划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为协助青年人开阔生活接触，发展个人潜能，确立前路方向，为追求梦想进发，远离以毒品麻醉自我的生活而开展的外展服务中的家长工作。该计划在社会网络理论和家庭治疗理论的指导下，认为家庭的接纳、支持和鼓励是推动青少年改过的重要社会资本。积极对这些青少年引入家庭及师友无私的"爱"，为其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同时带领家长反思及学习跟孩子沟通的方法，强调对孩子的感化和信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和师友对他的信任和爱，最终因不愿让最亲近的人失望而远离毒品，重新回归社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三、国内现行的未成年矫正模式及反思
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矫正以社区矫正为主，具体方式包括社区公益劳动、劳动技能培训、心理矫治、限制性管理、访谈制度化、推荐及鼓励就业等［6］，虽然这些工作较以前相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法律不配套、矫正人员不专业、矫正方法单一不得当等仍然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以南京市浦口检察院开展的社工介入未成年犯罪矫正为例，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对犯罪未成年进行家访和校访，了解和评估犯罪青少年的品格和再犯风险，与犯罪未成年做个案访谈和小组工作等。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由于社会对社工的概念很模糊也知之甚少，所以调查者只能以检察院的身份而不是"第三方"的身份与家长、学校和单位进行访谈；其次，在小组工作过程中，由于平时与组员很少接触，所以与组员的互动并不多，组员也没有积极主动参与小组的意识，与香港青年相比，头脑中少了一份对社工的概念，在小组中也不愿配合社工的工作，因此小组工作在开展中并不顺利，成效也并不理想；
第三，较香港比较，由于矫正工作在国内的专业化程度很低，没有充足的专业人员参与矫正，仅有的少数专业人员显得势单力薄，很难形成规模和体系，在矫正效果上也难以保证。
因此，对于国内矫正工作发展刚刚起步且形式单一、专业化程度低、理论基础薄弱、社会认可度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情况，学习和分析香港矫正工作的制度模式及工作方法，对于内地矫正工作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水平，多学习，多反思，多实践，认真思考香港矫正工作背后的理论基础，学习理论基础与实际工作的连接方法，结合内地国情和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积极参与矫正工作的实践，尝试着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不断改进。相信在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推动下和全社会和社工的探索和努力下，内地的矫正工作会突飞猛进。
参考文献
［1］冯卫国，香港青少年犯罪矫正制度略述，［J］，2004.
［2］陈立峰 高晓峰，香港社区矫正介绍及其对内地的借鉴，［J］，2006.
［3］竺永洪 刘玉如，合理化技巧与青少年犯罪，［J］2011.
［4］李法霞，行为主义理论，［M］，2010.
［5］黄恩，恢复性公义 助罪犯融入社会［J］，2008.
［6］管红明，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模式探讨，［J］，2006.
一、圆融综合服务中心用到的未成年犯罪矫正工作的相关理论
（一）在未成年犯罪动机方面
1、中立化理论——合理化技巧
根據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能够列举出在犯案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察觉到的风险及犯错之处，但却没有终止其犯罪活动，究其原因，是犯罪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打破其内在的约束，从而放心的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比如：1、否定个人责任，例如"我不是故意的"；2、否定伤害，例如"我没有真正的伤害到任何人；3、否定受害者的存在，例如"他们自找麻烦"；4、降罪于责难者，例如"每个人都在针对我；5、归咎于个人对团体的忠诚，例如"我不是为自己而做的，是为了’’义气’’才帮朋友犯罪等。［3］
2、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当前行为的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前导事件A导致行为B，行为B的目的是处理事件A，由于行为B，结果C产生，行为造成的后果会以增强或惩罚的方式来强化或弱化此行为，强化可以是奖赏、行动、后果或事件，从而可以提高过去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包括正面的强化和负面的强化，正面强化是在行为发生之后的行动、刺激或后果，它们导致满意度提高。负面强化是让人逃脱或回避难堪情景的后果，惩罚是一种导致减少行为的令人讨厌的或恶心的后果。［4］
（二）在矫正治疗的指导理论方面
恢复性公义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Mark Umbreit教授指出：恢复性公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即犯罪者对自己所犯的过错存有隐虑、感到不安，是十分普遍的事，虽然犯罪者已自我反省，但恐难找出道歉机会及修复与受害人的关系。现在，大部分国家把90%的资源投放在惩罚、监控等方面，但鲜有资源帮助犯罪人士改善他们与社区的关系及融入社会。犯罪者与受害者发生冲突后，犯罪受罚理所当然，但长此下去，只会使仇恨难以消解，只有受害人与犯事者和解后才能消除仇恨及芥蒂，冰释前嫌。恢复性公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使犯事者、受害人和社区恢复原本的状态。［5］
二、上述理论在实际矫正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
1、青少年自强计划
根据上述合理化技巧观点和认知行为治疗法的知道，圆融综合服务中心认为在辅导他们时可先评估该青少年是受哪种合理化的想法所影响，从而对症下药，正面处理其需要、拆解错误的想法，灌输正确的理念，协助青少年改过自新，循规蹈矩，由此，圆融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青少年自强计划（R.A.L）。
在该计划中，依照合理化技巧，中心特别注重协助犯事青少年与案件受害者及社区人士重建因犯事行为引起的伤害及关系的破坏，例如在偷窃罪行当中，社工先通过访谈了解犯罪青少年是如何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然后再根据其过错对其进行正确理念的灌输，从犯罪青少年的认知上做出根本性改变。在其社会关系重建方面，中心将犯罪青少年和受害者的关系分为两大种类：事前相识和事前不相识。如果犯罪青少年与受害者本身相识，甚至很熟悉，此时社工即会先考虑进行面对面直接的"和解会议"的可能性；如果双方原本不相识，中心则采用"恢复性道歉信"的方式，社工会透过面谈促使犯罪青少年回顾自己的行为，在认知行为治疗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其合理化技巧进行辅导，特别是引导犯罪青少年重视此行为对受害者及其自己的影响，促使双方正确的处理实践，解决问题，从而重建和谐关系。
2、"爱与梦飞翔"家变计划
此计划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为协助青年人开阔生活接触，发展个人潜能，确立前路方向，为追求梦想进发，远离以毒品麻醉自我的生活而开展的外展服务中的家长工作。该计划在社会网络理论和家庭治疗理论的指导下，认为家庭的接纳、支持和鼓励是推动青少年改过的重要社会资本。积极对这些青少年引入家庭及师友无私的"爱"，为其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同时带领家长反思及学习跟孩子沟通的方法，强调对孩子的感化和信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和师友对他的信任和爱，最终因不愿让最亲近的人失望而远离毒品，重新回归社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三、国内现行的未成年矫正模式及反思
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矫正以社区矫正为主，具体方式包括社区公益劳动、劳动技能培训、心理矫治、限制性管理、访谈制度化、推荐及鼓励就业等［6］，虽然这些工作较以前相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法律不配套、矫正人员不专业、矫正方法单一不得当等仍然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以南京市浦口检察院开展的社工介入未成年犯罪矫正为例，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对犯罪未成年进行家访和校访，了解和评估犯罪青少年的品格和再犯风险，与犯罪未成年做个案访谈和小组工作等。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由于社会对社工的概念很模糊也知之甚少，所以调查者只能以检察院的身份而不是"第三方"的身份与家长、学校和单位进行访谈；其次，在小组工作过程中，由于平时与组员很少接触，所以与组员的互动并不多，组员也没有积极主动参与小组的意识，与香港青年相比，头脑中少了一份对社工的概念，在小组中也不愿配合社工的工作，因此小组工作在开展中并不顺利，成效也并不理想；
第三，较香港比较，由于矫正工作在国内的专业化程度很低，没有充足的专业人员参与矫正，仅有的少数专业人员显得势单力薄，很难形成规模和体系，在矫正效果上也难以保证。
因此，对于国内矫正工作发展刚刚起步且形式单一、专业化程度低、理论基础薄弱、社会认可度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情况，学习和分析香港矫正工作的制度模式及工作方法，对于内地矫正工作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水平，多学习，多反思，多实践，认真思考香港矫正工作背后的理论基础，学习理论基础与实际工作的连接方法，结合内地国情和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积极参与矫正工作的实践，尝试着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不断改进。相信在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推动下和全社会和社工的探索和努力下，内地的矫正工作会突飞猛进。
参考文献
［1］冯卫国，香港青少年犯罪矫正制度略述，［J］，2004.
［2］陈立峰 高晓峰，香港社区矫正介绍及其对内地的借鉴，［J］，2006.
［3］竺永洪 刘玉如，合理化技巧与青少年犯罪，［J］2011.
［4］李法霞，行为主义理论，［M］，2010.
［5］黄恩，恢复性公义 助罪犯融入社会［J］，2008.
［6］管红明，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模式探讨，［J］，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