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父亲头部数次开刀瘫痪在床，凌厉的病魔抽空了他的精气神，黯然的双眼偶尔星光闪过，如剑划开时空，让我看见他的峥嵘岁月，连参军都那么富有戏剧性。
那是1950年冬，解放军第18军54师文训队在宜宾招收文艺青年（文训队即后来的文工队），17岁的父亲因错过了报名，在新兵出发点名时，一刘姓新兵未来，他即冒名顶替参了军。
根据18军进藏路线部署，54师从宜宾出发，奉命到川西支援剿匪，肃清进军途中的匪患，并配合进军西藏做好负重行军训练。他们沿江出发，过了乐山、眉山、大邑，最后驻营在邛崃，剿匪和进军西藏是当前的政治任务，文工队紧密结合形势，排演了一些大戏，如《白毛女》《战斗里成长》《钢骨铁筋》《团结立功》《刘胡兰》等节目，还将沿途所见所闻的好人好事编成秧歌、舞剧和藏族舞蹈表演，为沿线部队、藏族僧俗、各族群众进行宣传鼓动、解惑释疑等工作。顶着别人名字的父亲行军演出、吹笛子、当客串，积极性空前高涨，从乐山至甘孜，每临演出前搭戏台，他抢着爬上十多米高的地方“倒挂金钩”拴拉帷幕的绳子，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高原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眼睛充血，以致他的脑部受到很大损害。徒步到了西藏，在任何一個宿营地，他争着拾牛粪柴火、烧开水，尽量把方便让给后续来的同志;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得先走几十里去买粮，再背粮食回来做饭。
我想，他当时积极表现，恐怕是冒名顶替底气不足，怕被部队发现退回去无颜回家乡吧！
部队每到一驻地，晚上，指导员张均都要开生活检讨会，总结一天执行纪律的情况，互查有无掉队、畏难消极情绪，父亲几经犹豫，主动坦白了顶替参军的由来，组织考虑到父亲的初衷和表现，情有可原，就不再追究恢复了他的原名。
父亲第一次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时，领略了高原恶劣的气候，那真是苦不堪言。山上气候恶劣，寸草不生，雪粒狂飞，打得脸生痛，眼也睁不开，走一步喘几下，胸口憋闷得像压着大山，头晕眼花、口干身麻，顾不得高原反应，他和战友们即刻搭起帐篷，在雪峰垭口迎着刀削似的寒风，舞动红旗、敲起锣鼓、唱军歌、打快板、喊口号，此起彼伏地接力歌舞，为过往的官兵宣传演出，鼓劲加油，竖起师宣传科长魏克题写的：“丹达山高六千三/进军西藏第一关/英雄踏破三尽雪/浩气惊碎美帝胆”的宣传牌，文工队的同志们高喊：“向英雄的战斗部队学习！”“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上！”“坚定不移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不少同志迎着山下上来的部队，一边跟着部队走，一边唱着自编的快板书、顺口溜，还不时进行小型演出。当在第一个山头的鼓动完成后，再赶到第二个山头、第三个山头接着鼓动宣传。高寒缺氧，剧烈运动使父亲和战友们气喘吁吁，身体几近瘫软，他的二哥吴光达、战友黄崇德在山顶演唱《藏胞歌唱解放军》时，嘴唇乌紫，脸色铁青，精神不济，当唱完之后，因体力不支昏倒了。而父亲坚强地支撑着，看见奋力攀顶的官兵们，受到鼓舞以高昂的气势翻过雪山，并对文工队的演出给予支持鼓掌、感动得流泪时，他非常振奋自豪，觉得再累再苦也是值得的。
1951年11月初，文工队到达太昭非常疲惫，因为过了昌都，部队的口粮出现短缺，每天只能吃到四两代食粉，一天三顿平均吃一两多，将代食粉煮成稀糊糊喝，还要坚持背着干粮、蛋黄粉、代食粉、帐篷、彩旗，演出的道具服装等，总体有70多斤的行李，饿得不得了，有时候吃一些沿途倒毙的牲口，有的士兵饿极了，因为吃得过饱过多，一喝水胀死了。到了太昭兵站修整，粮食供不应求，很影响士气，在这种严峻情形下，父亲的文工队接到任务，到阿沛庄园去背粮，来回背了好几天，暂时缓解了粮荒。
11月6日，文工队接受军部命令，跟随52师阴法唐副政委、陈子植副师长带领的访问报告团，转道雅鲁藏布江以南的中游、尼洋河沿岸的工布江达、塔布地区和米林沿途九个宗，进行慰问宣示活动，父亲承受着高原缺氧、心慌胸闷、双脚无力等高原反应，一天走近一百里，演出两场，不放过一个村庄一个观众，给部队、驻军和老百姓演出。有时夜晚演出，没有油灯照明，团员们捡来燃木点起篝火，迎着刺骨寒风进行表演;父亲吹笛子，常常手指冻得发僵，在火上烤一烤继续吹。有次为了赶演出，连续行军48小时，走了90公里翻了一座大雪山，连演三场未睡觉，非常疲累，但一上台他就精神抖擞，演出结束后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1952年元月，父亲他们因为去了雅鲁藏布江沿线搞宣传，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一千多公里才走到拉萨，接着又响应“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顶着早春二月的凛冽寒风，早起晚归，披荆斩棘，在拉萨河边开垦出了50多亩地。在那艰苦的岁月，父亲始终勤奋积极，总结会上被记了四等功，评为模范共青团员。此时，其他部队的文工队合并到军直文工团，住在拉萨过去的汉兵营。1952年3月，根据进藏部队的总体任务和建设方面的决策，经中央批准成立了西藏工委，54师文工六队便将拔尖的演员，比如赵邦玲、黄崇德、吴光达和我父亲等骨干，与西北来的文工队合并到西藏工委文工队;另有一些人分到藏干校学藏文。
父親热爱学习，成了一生的常态和自觉。随着西藏工委工作的日渐增多，父亲也被选派到藏干校学习了一年多，1952年被调到藏干校新成立的社会教育班，他的学生大都是西藏上层贵族子女及各界进步人士和他的同事，有的年龄比较偏大，学习的宗旨是统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授文化知识，课程一半是主课一半是文体课，寓教于乐。父亲为了教好学员，努力学习藏文藏语，虽然会说一般的藏话，但基础还比较差，就经常到藏文高级班旁听，找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抽空到图书馆查找学习资料，很快就能写能读能译藏文，有时他发急一出口说的竟是藏话;他还翻译西藏古老的谚语，这是个学术上的难关，但被他攻克了。后来他与我母亲收集来一些西藏的寓言、典故和民间故事等，可以轻松完成翻译，并写成浅显的儿童文学，向北京的一些报社投稿。由于成绩突出，就留在藏干校当教员，大伙喜欢这个聪明风趣又热情、精神始终处于巅峰状态、待人亲如兄弟的老师，给他取名“左左”（藏语意为积极主动）。
1952年5月4日，西藏团工委成立了，父亲又调来团工委宣传部当副科长，也将他在社教班的基本功能转移到团工委的青年联谊会，在各大节日时，组织宣传、联欢活动，还组织了大车宣传队，到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蔡公堂、塔公到太昭公路沿线举行宣讲和歌舞晚会。
说起父亲的恋爱，走的是婉转线路。那时驻藏部队发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号召，解禁了部队将士不准谈恋爱，彼时追求母亲的人不少，父亲对母亲心生恋慕却不说出口，趁着母亲回内地休假悄悄给她汇去500大洋，并发电报说进军西藏这么几年辛苦了，拿这些钱去买些吃的或孝敬二老。母亲觉得父亲心细能为他人着想，又被他的勤奋好学，待人真诚热情，乐于助人所感染，心中就此认定了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遂和他喜结连理。用她的话说：父亲击败了众多的追求者，赢得了恋爱的胜利！
1956年秋冬，由于四川藏区叛乱，涉及西藏的江达、巴塘、理塘和宁静等地区，西藏工委按照中央指示着手实行对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但因执行政策时机不成熟，中央已宣布了六年不搞民改，而已从相关机关、部队抽调一批来拉萨候命参加民改的人员，因遇到物资给养等困难，不能长驻拉萨，便先调回内地，等到用人时再回来。那时，父母刚结婚，也申请内调。父亲被四川省分配到西南民院当教师，但在西藏审核内调人员时，发现父亲调走了，立即又发函将他追回来，母亲想留在内地不走，父亲和她大吵大闹，扬言要离婚，最后母亲妥协了。1957年9月，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正式成立，西藏团工委也就与之合并，父母就分去西藏公学当教员。来公学之前，父亲因在拉萨收集西藏民间文学发过作品，笔杆子出了名，到了西藏公学自动承担编办校刊《天福》;学校分了4个部，父亲因为藏文好学习努力，分在二部当教育干事，经常被评为年度先进。
当时学校的任教老师大都是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水平，为了跟得上学校的要求，每天恶补文化。那时我和哥哥已牙牙学语，母亲要备课，还要带我们，实在很辛苦。而父亲赶着恶补知识也让母亲共学，不管不顾我们，母亲对他颇有微词，他却依然乐此不疲。1957年，张国华将军到西藏公学院来视察，讲话现场需要一个藏文翻译，学校推举父亲当现场翻译，虽然父亲已两三年没有说藏话了，但现场翻译效果出奇的好;还常常为公学的常务校长王敬之、公学党委书记白云峰以及西藏军区和工委来校视察的领导当翻译。
1959年平叛斗争基本结束后，西藏公学的汉族学生，好些还未毕业，就回西藏参加民主改革，还有储存在公学的干部，也陆续调回西藏，我父母也于1962年初夏，把我和哥哥送到成都洗面桥的西藏工委子弟校幼儿园后，从青藏公路回拉萨支援民改。路上，父亲从五道梁就开始出现强烈的高反，呕吐不止，头晕眼花，胸闷心慌，呼吸不畅，几天不能睡觉吃饭，一直吐到黑河，那个样子好像快不行了，母亲坚持让他休息了几天，待身体稍有恢复才到拉萨报到，自治区宣传部点名要我父亲编纂西藏民间文学，父亲又投身于文化建设上来，去到北京完成了《西藏谚语》编校出版工作。之后父母就分到西藏日报社当机动记者，母亲分到摄影组。
父亲每天到外面采访写报道，因高反病情未彻底治愈，累了就出现剧烈的头痛、呕吐，眼前发黑，反应也迟钝了，这对一个要求高度敏感、快速即时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件自己不能容忍而羞愧的事。父亲向组织说明了病情，因为考虑他是藏文藏语专才，组织就调他去了海拔相对低一点的昌都地区工作，分到昌都地区行署文教局当干事，母亲分到地委妇联。
父亲在昌都工作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写作，又爱上了书法，用脚踩着铺在地上的大纸，拿个烂扫帚蘸墨酣畅淋漓地书写，气韵富含唐风汉韵，曾经昌都地委大门影壁上，用隶书写的毛主席语录、行署大门上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都是他的杰作;又迷上了国画，在包装的书皮上，信手画些山水花草，再配上自己的诗，十分的典雅致远……如此不息地各式学习，直至陪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