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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法论而言,治中国思想史独有的困难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性有关。
以往的思想史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触过这个问题,下面把他们的意见罗聚起来,作为我们讨论的依据。
冯友兰曾提到中国哲学的若干弱点:(1)论证不足;(2)不重知识;(3)逻辑不发达;(4)对宇宙论的研究甚简略。弱点之外,他认为因中国哲学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极为详尽,这方面中国实极有贡献。
重视内圣之道,乃中国哲学重要特征之一,上述诸弱点之形成,正与此特征密切相关,所以,弱点从另一方看也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劳思光也提到中国哲学中“既没有逻辑研究,也没有知识论”。
刘述先则谓“中国连印度因明的三支论式都没有发展出来,遑论西方形式逻辑的规条与现代符号逻辑的成就”。另一方面,刘先生也指出,“中国哲学的用心是在内圣外王,”内圣问题牵涉到内在的体验,“如果缺乏体验,根本就看不出这些东西的意义。”徐复观也有相似的看法:“中国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
这些见解,有相当的一致性,即中国哲学重体验,因而相对于西方的哲学传统而言,中国缺乏逻辑和知识论,因缺乏逻辑和知识论,使哲学的表现只有简单而粗陋的形式。这个形式,现代的哲学学者必须打破。
可是,创造新形式的能力,仅由自己的传统却学不到,这就必须借资于西方。一个习惯于中国传统思考习惯的人,想进入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我们学习西方的哲学至少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而成功的例子极为少见。少数有点西方哲学训练的人,一旦讲到中国的传统,仍然表现出传统思考习惯的例子,却比比皆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傅伟勋抱怨当今继承以及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论述或疏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何仍要使用两千多年来无甚变化的语言表达?为何永远脱离不了大量的引经据典?假如从这类著作去掉经典引句,剩下多少著者本人真正的观点或创见?为什么在这类著作很少看到一种具有锐利的批评精神?尤其在儒家系统,为何多半的现代学者只能做到伸论孔孟思想的伟大,而不愿平心静气地探讨所谓儒家圣人的思想功过之两面?”
一連串提出四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要中国的哲学语言有更大的变化,哲学学者必须熟习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尤其要纯熟另一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思考习惯。这种变化目前正在加广加深,假以时日可以不成问题。
第二个问题,基本上是关涉到理解、理论架构及独立思考等能力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这些能力的提高。
第三、第四是一个问题,即批判精神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培养合理的怀疑态度和同情的了解及客观研究的能力,还要具备中国哲学以外的广泛知识。有了合理的怀疑态度,才能发现问题;有了同情的了解的能力及客观研究的成果,才能提供批判的基础;具备广泛的知识,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内涵的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原有哲学的新的意义。
以上种种能力的培养,都需要从另一个传统中去吸取,这方面只能渐进,短期间很难解决。我们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的真正困难是在谨严的理论之中,如何仍能保存传统哲学的体验?谨严的理论可以使概念明晰,令人耳目一新,若不能保存体验,岂不丧失了传统哲学的精神?
徐复观所说“以思辨之力,推扩其体验之功,使二者能兼资互进”,确是今日治中国思想史者努力的一个目标。实际的情况是,愈有思辨能力的人,离体验愈远,在这个连人格都被定价的时代,又如何能唤起中国学者道德实践的愿望?缺乏这种愿望又如何去体验传统的内圣之道?
在西方,思辨与体验可以分道而行,在现代中国却要求二者融而为一,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性带来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个困难,是对中国哲人智慧的一大考验。■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韦政通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该书“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