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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探望母亲时，已是深秋。
到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城市办事，很想再去看看母亲，办完事情之后就迅速回到老家，直接上了望儿山。母亲的墓地就在山腰上。从公路上下了车，顺着山路往上走。
从京城来这里扫墓不知多少次了，开始时有些伤感，后来慢慢地舒缓下来。今天的心情尤为平静，仔细观察着望儿山和周围的景色，觉得过去为什么没有用心来发现这块土地自身的美呢？来去匆匆，除了母亲，这块土地也本该倾注感情的。
秋阳总是很柔和，当暖暖的阳光轻抚面颊时，我感到了老家特有的温馨。老家，就是那个你一旦离开就让你留恋的地方，既熟悉又感觉神秘并总在你心里徘徊着的那个影子，那份养育你的血缘和地脉被一份浓重的情感包裹起来实实地放在心底，当你走遍所有的地方，发现这里才是最不可替代的心灵归宿。我出生在京城，在老家生活了几年，之后又有40多年没有回来过，到现在村子里也没有我一寸容身之地，为什么在我的心中总是给老家留着心祭的位置？走在这条山路上，我的脚和我的心稳实地落到眼前的这个空间时才明白了：这块土地属于我的父母和祖辈，也属于我。
此刻，偌大的一片山地悄无人迹。
天似穹庐，笼盖着这片丘陵山地。天不蓝，空中没有云影。浅绛的山色，显得异常直白。在山路上向北远眺，望儿山南向的两个山峰并排伫立，阳光把岩石的赭色染得很清亮，山岩的阴影中折射出天空的群青色浓重而透明。山凹中还飘浮着一片微微的岚气，把山和天空虚接在一起。山上散植的一些油松，犹如绘画中的绿色苔点，渲染出一派清峻生气。脚下这条路像是我小时候经常走过的，只是现在宽了许多，成了拖拉机上山的通道。路面坑洼不平，在秋天，道路不再频繁使用也就不去平整它了，只有路边被上山的人踏出的小路还比较好走一些。随着山坡逐渐抬高，路渐曲折，不太好走了。路旁有一人多高的沟崖，野草茂盛得让人惊奇，秋季染透的枯黄丝毫没有减弱它们的生命力，野芦苇的白穗在微风中频频摇摆，掉光了叶子的酸枣棵上红红的果实在阳光下特别鲜亮，不时有山雀从草丛中突然飞出，鸣叫声与翅膀扑打声将这里激荡出一股山野灵性。从公路旁直到墓地，在这片山地缓坡上都开辟为苹果园了，果树已进入冬休，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诱人之处。据说老家的红富士苹果在全国评比中得过很好的名次。过去原本是些不毛之地，连庄稼都长不好，怎么会生长出了这么好的苹果呢？我很有些惊奇。
在传说时代，这里当属于“东夷”之地，似是蚩尤统辖过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是齐地。古代人，是不是曾经过着蛮荒的日子？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多少有关这片土地上所发生过的古老的事情。2500多年前，孔夫子落难时常常到齐国来走走，齐国给他一点不成敬意的照顾，不知孔老夫子是不是到过这片也曾辉煌一时的土地？
这里的记载，我能看到的也就是清代两本县志。道光本记载的东西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找到了有关望儿山的记载，写得也极简单：“望儿山在县西六十里。世有子从戎，父此山望之，卒，葬山麓。”就这么几句话。既然县志记载无名无姓，则是记述传说而已。顺治本县志中有一篇咏望儿山的诗，读来很有些神伤：
朝望儿，晓露唏，
暮望儿，夕阳微。
三春花又发，
九月雁初飞，
儿兮归不归？
春忽秋，朝复暮，
儿不归，竟何处？
海云黄，海波绿，
搔首问天天不语！
最让我悟痛和唏嘘的是那句“儿兮归不归”。从望儿山下远走他乡的人，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哪里。家中的老人不能外出去看望自己的骨肉，连信息都没有，也许只有登上望儿山，向四处瞭望一下，心中叨念一下：“儿啊，回不回来呀？”可是，四野静静，没有人回答。最终带着无限的伤感之后“葬山麓”了。世世代代的出走者没有被呼唤回来，反而又有世世代代的不堪贫穷的人继续离开了望儿山。望儿山的石头上，不知浸透过多少家人思念的泪水。
到了父母的墓地，墓碑上的字依然清晰。
陪同我来的乡友，用家乡的习俗，帮助我做了一番祭奠。
这里的乡俗，墓碑上看不出过世者的生卒年月，都是“先考先妣某某”的字样。
母亲万芮卿生于1898年，故于1947年。她去世时49岁，我9岁。我的伤感就在于她死得不算年长，而我尚年幼，失去母亲时是我已经懂得母爱是多么可贵的年龄。在离开母亲以后漫长岁月中，我很少为她流过泪，在墓碑前也没有泪。因为泪水不能改变这个现实。心里也自己安慰着自己：也许所有的母亲最不愿看到的是孩子们的泪水吧。
母亲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的出现，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法虽然失败，但一些维新措施还是陆续得到实行，特别是教育方面，数年之后，清廷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地都要建立小学和蒙养学堂，1909年清廷又继续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那时父亲6岁，母亲8岁，不知这股维新的风，是否吹到了这个贫苦的村落，我总是想，青少年时期的母亲和父亲应当是那次维新的受益者，可是母亲没有逃脱农村妇女的命运。外祖父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但他的封建思想很重，给我的母亲起的小名叫“犬”（母亲属狗），像一只小狗豢养在家里，包了小脚，不让学文化，从小就学做女红还要下地干活，所以母亲不识字。后来母亲嫁到了望儿山下。父亲呢，倒是从中得到了维新思想，青年时期就远离家乡四处闯荡，离开了望儿山。
母亲的墓碑，后倚着望儿山的山峰。
说是山峰，细看倒像是两三个隆起的石头堆。望儿山海拔176米，而地面高度也就几十米，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爬到峰顶。在山顶上，视野开阔，向东向南看，远处有金华山、灵山，向西向北看就是胶州湾和岸边的平原了。我最喜欢向西北方向看，因为母亲的老家就在海边的一个叫万家的小村子。小时候在望儿山拾草，太阳下山时坐在山顶上，向西看太阳落入大海中的景象，太阳离水面有几米高的时候，阳光映在海面上，金光烁亮。回家时常常问母亲，水上为什么会有金色，母亲说，因为望儿山上的金子太多了，撒到大海去了。现在很有些后悔，怎么没有问过母亲小时候在海边的事情呢。 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从掖县万家来到望儿山下。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是中国最传统的典型的家长包办婚姻。听家里的人说，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在做小生意中认识的，很是投缘，彼此指腹为婚，为子女订下终身。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比父亲大两岁。
母亲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大眼，弯眉，直鼻，小嘴，发际齐整，是两姊妹中最美的一个。母亲在北京时期照过不少相片，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农家女子。当时，在农村里母亲的婆家和娘家都算比较富裕的人家，日子过得殷实。母亲的手很巧，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她缝制的。我小时候记事不多，但母亲在过节时做的事还依稀记得。农村有过七夕节的习俗，母亲做的七巧饼，尤其好吃好看。用高粱乌穗粉染黑面团，用红苋菜汁染红面团，她染的红色、绿色、黄色、黑色等等都很鲜明，蒸熟了以后也不变色。要提前做好，等干了的时候恰好七夕，到傍晚时，每家每户都要把自家做的七巧饼拿到大街上去抛撒，村里少女和孩子们便去争抢。每年母亲做的七巧饼要抛撒时，我们家门前来的人总是很多的。逢到过年时，她也会大显身手，做各种面食，她蒸的大馒头有一尺大，要一层层地蒸，蒸好以后还要在上面画出各种花纹，逢到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围着她，看她像变魔术一样做各种形状的面点，如十二生肖，各种花形，等等。她会把家里的门窗上贴上大大小小的剪纸。母亲的剪纸也是出众的，她有许多剪刀，剪锋部位长短不一，剪口相当锋利，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剪得又快又好。母亲剪纸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她允许我在她身边看她如何铰花纹，她铰出的细细的花纹，至今让我难以忘记，我后来画中国画白描时，总是喜欢很细的线，心仪着母亲那时的功夫。也许是母亲把她的素养传给了我，使我走上了美术的道路。如果母亲仍能生活在我身边，一定会从她身上挖掘出胶东民间许多让人惊讶的东西。母亲的聪慧也是得益于家庭的熏陶，我的外祖父虽是个小行商者，由于家境富裕，他也喜欢收藏，据说他手上藏有唐伯虎的画，按我现在的常识来估计，那不可能是张真画，即使不是真的，也说明了那样一个家庭在文化上的一点品位吧。
我们家孩子多。孩子们小时候很少能够得到母亲足够的温情。不是她不想给，而是有九个子女都在抢夺她的爱，她无奈地把爱分成九份，每个子女得到的只能是那一小部分，想多得一份也是奢望。何况，父亲远在京城的日子里，母亲还要肩负田里、家里的操劳，哪里顾得上对每一个孩子温存。要知道，她能够给孩子们的爱是先要保证他们的温饱。不种粮，不缝衣，不做饭，孩子们怎么能够健康成长，这是一个农家女子作为人母最起码的自我道德准则。而做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她只有在忙完了一天的活计之后，才能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讲望儿山的那些故事。
母亲具有一个农家女的私有观念，她一生都认为只有靠节省来积攒手中的财富而不是靠创造获得发展，她有四个儿子，她也许时时在谋划着他们将来的生活，平时省吃俭用，梦想着积蓄下一份让人感到荣耀也可以留给子女的家业。这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把她逼到了生活的死角。母亲以及与母亲境遇相似的那一代人，就在无法品味生活的幸福中离开了人世，也许母亲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人生是怎么回事就结束了本可以灿烂的生命旅程。
站在望儿山上，看着阳坡上的果园，记得家里就在这山坡西侧有几亩旱地，母亲管那一带叫“西北顷”，这种坡地没有水源，全靠雨天恩赐，种些耐旱的谷子和高粱之类的作物，生长好的时候产量也很低。帮母亲到这里干活时，我们多是从田地中往外面拣石头。
脚下的这座山是一座大金矿。很早很早的时候，这里就在开采金子。可是这里的金子留给我的记忆总有些血腥色彩。在老家的那几年，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到这里拾草，看到这里挖掘出的矿坑、矿道，有的正在红红火火地开采，有的已然废弃。山顶上就有废弃的竖井，井里面积着很深的水，有拾草的小孩不慎掉下去被淹死。山腰中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可能是为运矿石所修的路，两边是田地，夏日里，青高粱像两堵大墙沿路而起，就在这条路上，曾发生过开矿者为了金钱互相残杀的事情。我在8岁那年就看见过谋杀者在李格庄村北被“就地正法”的情景。母亲常常嘱咐我们不要到那条大路以上去拾草，可是山坡下边的草连草根都被孩子们刨光了，只好上山，回家以后也不敢跟母亲说上过望儿山了。
望儿山在两个县的交界处，后来把望儿山的金矿开采权划归邻县了，这里就成为一座很大的现代金矿，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到现在，原本不足几平方公里的望儿山，后坡已经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尾矿，翠绿色的积水在发白的矿砂围堰中微微露出了一种让人寒栗的冷光。不知为什么，金子留给人间的美好总是被一丝邪恶缠绕着呢？
从山顶看我们的村子，依然是一片古旧的农家村舍。这里的富有是很扭曲的，地下有金子，而地表贫瘠。村子虽然邻近金矿，可是普通农民手里并没有金子，世世代代都过着惯常、平静而本分的农家生活。我看到村子里升起一片炊烟，还在无声无息地守着固有的寂静。
村子所在地原是汉代一座古城遗址，那时就在这里设县，这个村子大致就是县城所在地，当时的繁华是可想而知的。在村子里走，随时都可以见到家家户户的墙上或砖堆上有一些泛着青色的汉砖。在村南，原来我家还有几亩地，位于通向南山土道的西侧。在土道的东侧就有一处古城废墟遗迹，地面上已经没有十分明显的痕迹，除了散埋在土壤中的一些汉代砖瓦碎片，就是有几处汉代房屋的地基。多年前，县里几位文友曾带我来这里瞻仰，看到这里立了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其实，真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了，汉代的辉煌早已逝去，后来就是一千多年的荒芜。站在这个遗址上，心中难免有禾黍之伤。到了明代一个杨姓的农民从浙江迁徙到这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他的孙辈在村东另起门户，经过几百年的生存繁衍，就成为了现在我的老家了。县里文化部门的朋友给我找到了一些有花纹的瓦当和完整的汉砖，这倒让我记起母亲曾经用过汉代陶罐盛装一些小杂物。村里的人过去都会在自家地里耕作时挖到一些这类东西，在农家人看来这不过是些古代生活用具，放在家里依然把它们还原为生活用具，从来没人把它们当作“文物”。站在望儿山上，面对这块富有历史感的土地，今天才明白孟子说的“父母之邦”的涵义。 下山时，等候我的车子在阳光下反射出的高光，有些刺眼。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回过头来再看望儿山时，不知为什么，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与这朴实的山地总是觉得有种排斥感。
不知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如何带着一些孩子到北京去找父亲的。坐车？坐船？
母亲大约是30多岁时，全家北上了。
我和一个姐姐、妹妹生在了北京。
由于父亲在北京参与经营祖辈的买卖，全家很快就融入了老北京的生活，母亲也已经是一个城市女性形象。有一幅母亲与我们几个子女的合影，一袭当时城市时尚打扮。只是城市生活没有改变她作为家庭主妇的命运，承担着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的责任。同时她也要和丈夫共同承担家庭可能出现的风险。母亲身上受到的无形压力实在是超过了她所能够承载的负荷。
果然，在日伪时期，因商业区的失火而使家族的小生意彻底破产。1945年春，北京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决定，父亲与几个大的孩子留在京城继续谋生，母亲带上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老家。从京城回到乡村，意味着母亲的一切美好的努力面临着毁灭。
回到老家后，日本占领军还在。我们又经历了日伪军到乡村骚扰的日月。每到鬼子进村时，母亲就立即把我们藏在北房屋后那个狭长的天井院中，她自己去应对来要东西的日伪军人。日本人投降了，对我们回乡不久的人家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和改变，生活依旧。作为孩童，虽然经历了那场战争，我却并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两年后的秋天，母亲患上了重病。因家中没有成年人，她只好到一个亲戚家去治疗，病中的母亲放心不下只有4岁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带着她走了。我和姐姐被暂时寄养在别人家。可是，不久母亲又被人抬着送回村里残破的小院中，得到伯父的通知，姐姐和我在那里见了她最后一面。
见到母亲时，她已经不会说话了，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们，脸上布满了绝望和痛楚，我们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毕竟11岁的姐姐已经有些懂事了，她让我和她把母亲架到了屋里的破炕上，炕上没有席子没有被子。姐姐马上在一口柴锅里放上水，一边烧火一边哭，水烧开后，姐姐舀了一碗热水，叫我给母亲送去，我把水送到母亲嘴边，说：
“妈，你喝水……”
母亲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用颤巍巍的手握着我端碗的手，说不出话来，她并没有喝水，只是握着我的手不放开，眼里的泪珠一串串沉沉地掉下来……
没有粮食，没有饭吃。
夜里，把母亲安顿在破炕上，三个孩子和衣依偎在她身边饥饿而疲惫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就听姐姐大声地哭喊：“妈！妈！……四丁，快起来，妈妈死了……”
母亲走了。
母亲在永远不能抚养三个年幼子女的悲伤中离开了人世。
我哭着去把伯父找来，伯父又叫了几个人，在地上铺了一些高粱秸杆，把僵硬的母亲原封不动地放上去，上面也加盖了一些秸杆，用绳子一捆，抬上向西北顷走去。
天空阴沉灰暗，阵阵北风从望儿山吹下来，撩拨着我们单薄的衣衫，格外寒冷。几个大人无言地抬着母亲艰难地向望儿山坡上缓慢地移动着，三个小孩子痛不欲生地跟在后面。姐姐手拉着小妹妹，我们的胸襟都被泪水湿透了。
地上的衰草被风吹得匍伏在地面上，望儿山的山峰庄严地俯视我们。
大人们抬着的扁担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好似悲伤的叹息。
到我们家原来在西北顷的地边，草草地挖了一个坑，把母亲放进去，埋上了土，土中有一些大石头，我们上去把它们抢着拣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机会了，便哭着央告伯父再等一会，伯父面无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继续往母亲的身上埋土……
没有棺木，没有换衣服，没有仪式，没有家里的大人。
伯父和埋葬的人都走了。
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在寒风中继续哭叫着，手中不断地往坟堆上添土。
想到这里，难免悲伤。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曾上演一部外国电影，其中有主人公母亲过世的镜头，在埋葬母亲的段落出现时，我想起了童年发生的事情，似乎我们的事被搬上了银幕，不同的是，电影中还有乡亲在抚慰主人公失去母亲的痛苦，而我们在望儿山上，却没有一个大人来安慰我们……黑暗中我止不住地饮泣，出了影院依然泪水满面。周围的人不明白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何竟然走不出剧情，他们哪里知道我不是为情节所感动，而是被回忆所折磨。
后来，三个孩子陆续回到父亲的身边。
从望儿山下来的时候，路过西北顷。我想去当初埋葬母亲的那个地方看看。
如今那里都种上了果树，地形已经无法辨认，不可能准确地找到当年三个小孩子用手捧土埋葬母亲的那个位置了。不过那里的一片果树生长得非常好。生生不息的土地啊，总是那样自然宁静，岁月把血迹和土壤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成为新生物的养分。
同样的秋阳，同样清寂而古老的望儿山，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同。望儿山，它是唯一可以让我的心在这里驰骋的空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像它这样在我的心里铸成了如铁的记忆。
是啊，这就是生活。生活会发生一切，生活决定了一切，生活又凝铸了一切。
回到公路边，回过头来再远远地看望儿山，临近晌午的阳光已经直射在母亲的墓地上了，那山峰就像母亲一样望着我。我知道，望儿山是母亲的象征，她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着。
离开时，一片云影轻轻地遮住了望儿山。
写于戊寅年寒露，修改于丙申年清明
杨悦浦，画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昆嵛》文艺艺术顾问。
近几年，转向非虚构散文写作，相继在《当代散文》《昆嵛》《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等发表了《台灯》《小龚》《青草地》《山丹丹》《寻常日子》《我和养马岛的故事》等非虚构散文随笔20余篇，以“介入现实、观照当下、主张在场”的非虚构散文写作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
到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城市办事，很想再去看看母亲，办完事情之后就迅速回到老家，直接上了望儿山。母亲的墓地就在山腰上。从公路上下了车，顺着山路往上走。
从京城来这里扫墓不知多少次了，开始时有些伤感，后来慢慢地舒缓下来。今天的心情尤为平静，仔细观察着望儿山和周围的景色，觉得过去为什么没有用心来发现这块土地自身的美呢？来去匆匆，除了母亲，这块土地也本该倾注感情的。
秋阳总是很柔和，当暖暖的阳光轻抚面颊时，我感到了老家特有的温馨。老家，就是那个你一旦离开就让你留恋的地方，既熟悉又感觉神秘并总在你心里徘徊着的那个影子，那份养育你的血缘和地脉被一份浓重的情感包裹起来实实地放在心底，当你走遍所有的地方，发现这里才是最不可替代的心灵归宿。我出生在京城，在老家生活了几年，之后又有40多年没有回来过，到现在村子里也没有我一寸容身之地，为什么在我的心中总是给老家留着心祭的位置？走在这条山路上，我的脚和我的心稳实地落到眼前的这个空间时才明白了：这块土地属于我的父母和祖辈，也属于我。
此刻，偌大的一片山地悄无人迹。
天似穹庐，笼盖着这片丘陵山地。天不蓝，空中没有云影。浅绛的山色，显得异常直白。在山路上向北远眺，望儿山南向的两个山峰并排伫立，阳光把岩石的赭色染得很清亮，山岩的阴影中折射出天空的群青色浓重而透明。山凹中还飘浮着一片微微的岚气，把山和天空虚接在一起。山上散植的一些油松，犹如绘画中的绿色苔点，渲染出一派清峻生气。脚下这条路像是我小时候经常走过的，只是现在宽了许多，成了拖拉机上山的通道。路面坑洼不平，在秋天，道路不再频繁使用也就不去平整它了，只有路边被上山的人踏出的小路还比较好走一些。随着山坡逐渐抬高，路渐曲折，不太好走了。路旁有一人多高的沟崖，野草茂盛得让人惊奇，秋季染透的枯黄丝毫没有减弱它们的生命力，野芦苇的白穗在微风中频频摇摆，掉光了叶子的酸枣棵上红红的果实在阳光下特别鲜亮，不时有山雀从草丛中突然飞出，鸣叫声与翅膀扑打声将这里激荡出一股山野灵性。从公路旁直到墓地，在这片山地缓坡上都开辟为苹果园了，果树已进入冬休，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诱人之处。据说老家的红富士苹果在全国评比中得过很好的名次。过去原本是些不毛之地，连庄稼都长不好，怎么会生长出了这么好的苹果呢？我很有些惊奇。
在传说时代，这里当属于“东夷”之地，似是蚩尤统辖过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是齐地。古代人，是不是曾经过着蛮荒的日子？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多少有关这片土地上所发生过的古老的事情。2500多年前，孔夫子落难时常常到齐国来走走，齐国给他一点不成敬意的照顾，不知孔老夫子是不是到过这片也曾辉煌一时的土地？
这里的记载，我能看到的也就是清代两本县志。道光本记载的东西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找到了有关望儿山的记载，写得也极简单：“望儿山在县西六十里。世有子从戎，父此山望之，卒，葬山麓。”就这么几句话。既然县志记载无名无姓，则是记述传说而已。顺治本县志中有一篇咏望儿山的诗，读来很有些神伤：
朝望儿，晓露唏，
暮望儿，夕阳微。
三春花又发，
九月雁初飞，
儿兮归不归？
春忽秋，朝复暮，
儿不归，竟何处？
海云黄，海波绿，
搔首问天天不语！
最让我悟痛和唏嘘的是那句“儿兮归不归”。从望儿山下远走他乡的人，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哪里。家中的老人不能外出去看望自己的骨肉，连信息都没有，也许只有登上望儿山，向四处瞭望一下，心中叨念一下：“儿啊，回不回来呀？”可是，四野静静，没有人回答。最终带着无限的伤感之后“葬山麓”了。世世代代的出走者没有被呼唤回来，反而又有世世代代的不堪贫穷的人继续离开了望儿山。望儿山的石头上，不知浸透过多少家人思念的泪水。
到了父母的墓地，墓碑上的字依然清晰。
陪同我来的乡友，用家乡的习俗，帮助我做了一番祭奠。
这里的乡俗，墓碑上看不出过世者的生卒年月，都是“先考先妣某某”的字样。
母亲万芮卿生于1898年，故于1947年。她去世时49岁，我9岁。我的伤感就在于她死得不算年长，而我尚年幼，失去母亲时是我已经懂得母爱是多么可贵的年龄。在离开母亲以后漫长岁月中，我很少为她流过泪，在墓碑前也没有泪。因为泪水不能改变这个现实。心里也自己安慰着自己：也许所有的母亲最不愿看到的是孩子们的泪水吧。
母亲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的出现，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法虽然失败，但一些维新措施还是陆续得到实行，特别是教育方面，数年之后，清廷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地都要建立小学和蒙养学堂，1909年清廷又继续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那时父亲6岁，母亲8岁，不知这股维新的风，是否吹到了这个贫苦的村落，我总是想，青少年时期的母亲和父亲应当是那次维新的受益者，可是母亲没有逃脱农村妇女的命运。外祖父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但他的封建思想很重，给我的母亲起的小名叫“犬”（母亲属狗），像一只小狗豢养在家里，包了小脚，不让学文化，从小就学做女红还要下地干活，所以母亲不识字。后来母亲嫁到了望儿山下。父亲呢，倒是从中得到了维新思想，青年时期就远离家乡四处闯荡，离开了望儿山。
母亲的墓碑，后倚着望儿山的山峰。
说是山峰，细看倒像是两三个隆起的石头堆。望儿山海拔176米，而地面高度也就几十米，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爬到峰顶。在山顶上，视野开阔，向东向南看，远处有金华山、灵山，向西向北看就是胶州湾和岸边的平原了。我最喜欢向西北方向看，因为母亲的老家就在海边的一个叫万家的小村子。小时候在望儿山拾草，太阳下山时坐在山顶上，向西看太阳落入大海中的景象，太阳离水面有几米高的时候，阳光映在海面上，金光烁亮。回家时常常问母亲，水上为什么会有金色，母亲说，因为望儿山上的金子太多了，撒到大海去了。现在很有些后悔，怎么没有问过母亲小时候在海边的事情呢。 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从掖县万家来到望儿山下。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是中国最传统的典型的家长包办婚姻。听家里的人说，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在做小生意中认识的，很是投缘，彼此指腹为婚，为子女订下终身。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比父亲大两岁。
母亲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大眼，弯眉，直鼻，小嘴，发际齐整，是两姊妹中最美的一个。母亲在北京时期照过不少相片，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农家女子。当时，在农村里母亲的婆家和娘家都算比较富裕的人家，日子过得殷实。母亲的手很巧，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她缝制的。我小时候记事不多，但母亲在过节时做的事还依稀记得。农村有过七夕节的习俗，母亲做的七巧饼，尤其好吃好看。用高粱乌穗粉染黑面团，用红苋菜汁染红面团，她染的红色、绿色、黄色、黑色等等都很鲜明，蒸熟了以后也不变色。要提前做好，等干了的时候恰好七夕，到傍晚时，每家每户都要把自家做的七巧饼拿到大街上去抛撒，村里少女和孩子们便去争抢。每年母亲做的七巧饼要抛撒时，我们家门前来的人总是很多的。逢到过年时，她也会大显身手，做各种面食，她蒸的大馒头有一尺大，要一层层地蒸，蒸好以后还要在上面画出各种花纹，逢到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围着她，看她像变魔术一样做各种形状的面点，如十二生肖，各种花形，等等。她会把家里的门窗上贴上大大小小的剪纸。母亲的剪纸也是出众的，她有许多剪刀，剪锋部位长短不一，剪口相当锋利，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剪得又快又好。母亲剪纸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她允许我在她身边看她如何铰花纹，她铰出的细细的花纹，至今让我难以忘记，我后来画中国画白描时，总是喜欢很细的线，心仪着母亲那时的功夫。也许是母亲把她的素养传给了我，使我走上了美术的道路。如果母亲仍能生活在我身边，一定会从她身上挖掘出胶东民间许多让人惊讶的东西。母亲的聪慧也是得益于家庭的熏陶，我的外祖父虽是个小行商者，由于家境富裕，他也喜欢收藏，据说他手上藏有唐伯虎的画，按我现在的常识来估计，那不可能是张真画，即使不是真的，也说明了那样一个家庭在文化上的一点品位吧。
我们家孩子多。孩子们小时候很少能够得到母亲足够的温情。不是她不想给，而是有九个子女都在抢夺她的爱，她无奈地把爱分成九份，每个子女得到的只能是那一小部分，想多得一份也是奢望。何况，父亲远在京城的日子里，母亲还要肩负田里、家里的操劳，哪里顾得上对每一个孩子温存。要知道，她能够给孩子们的爱是先要保证他们的温饱。不种粮，不缝衣，不做饭，孩子们怎么能够健康成长，这是一个农家女子作为人母最起码的自我道德准则。而做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她只有在忙完了一天的活计之后，才能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讲望儿山的那些故事。
母亲具有一个农家女的私有观念，她一生都认为只有靠节省来积攒手中的财富而不是靠创造获得发展，她有四个儿子，她也许时时在谋划着他们将来的生活，平时省吃俭用，梦想着积蓄下一份让人感到荣耀也可以留给子女的家业。这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把她逼到了生活的死角。母亲以及与母亲境遇相似的那一代人，就在无法品味生活的幸福中离开了人世，也许母亲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人生是怎么回事就结束了本可以灿烂的生命旅程。
站在望儿山上，看着阳坡上的果园，记得家里就在这山坡西侧有几亩旱地，母亲管那一带叫“西北顷”，这种坡地没有水源，全靠雨天恩赐，种些耐旱的谷子和高粱之类的作物，生长好的时候产量也很低。帮母亲到这里干活时，我们多是从田地中往外面拣石头。
脚下的这座山是一座大金矿。很早很早的时候，这里就在开采金子。可是这里的金子留给我的记忆总有些血腥色彩。在老家的那几年，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到这里拾草，看到这里挖掘出的矿坑、矿道，有的正在红红火火地开采，有的已然废弃。山顶上就有废弃的竖井，井里面积着很深的水，有拾草的小孩不慎掉下去被淹死。山腰中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可能是为运矿石所修的路，两边是田地，夏日里，青高粱像两堵大墙沿路而起，就在这条路上，曾发生过开矿者为了金钱互相残杀的事情。我在8岁那年就看见过谋杀者在李格庄村北被“就地正法”的情景。母亲常常嘱咐我们不要到那条大路以上去拾草，可是山坡下边的草连草根都被孩子们刨光了，只好上山，回家以后也不敢跟母亲说上过望儿山了。
望儿山在两个县的交界处，后来把望儿山的金矿开采权划归邻县了，这里就成为一座很大的现代金矿，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到现在，原本不足几平方公里的望儿山，后坡已经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尾矿，翠绿色的积水在发白的矿砂围堰中微微露出了一种让人寒栗的冷光。不知为什么，金子留给人间的美好总是被一丝邪恶缠绕着呢？
从山顶看我们的村子，依然是一片古旧的农家村舍。这里的富有是很扭曲的，地下有金子，而地表贫瘠。村子虽然邻近金矿，可是普通农民手里并没有金子，世世代代都过着惯常、平静而本分的农家生活。我看到村子里升起一片炊烟，还在无声无息地守着固有的寂静。
村子所在地原是汉代一座古城遗址，那时就在这里设县，这个村子大致就是县城所在地，当时的繁华是可想而知的。在村子里走，随时都可以见到家家户户的墙上或砖堆上有一些泛着青色的汉砖。在村南，原来我家还有几亩地，位于通向南山土道的西侧。在土道的东侧就有一处古城废墟遗迹，地面上已经没有十分明显的痕迹，除了散埋在土壤中的一些汉代砖瓦碎片，就是有几处汉代房屋的地基。多年前，县里几位文友曾带我来这里瞻仰，看到这里立了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其实，真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了，汉代的辉煌早已逝去，后来就是一千多年的荒芜。站在这个遗址上，心中难免有禾黍之伤。到了明代一个杨姓的农民从浙江迁徙到这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他的孙辈在村东另起门户，经过几百年的生存繁衍，就成为了现在我的老家了。县里文化部门的朋友给我找到了一些有花纹的瓦当和完整的汉砖，这倒让我记起母亲曾经用过汉代陶罐盛装一些小杂物。村里的人过去都会在自家地里耕作时挖到一些这类东西，在农家人看来这不过是些古代生活用具，放在家里依然把它们还原为生活用具，从来没人把它们当作“文物”。站在望儿山上，面对这块富有历史感的土地，今天才明白孟子说的“父母之邦”的涵义。 下山时，等候我的车子在阳光下反射出的高光，有些刺眼。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回过头来再看望儿山时，不知为什么，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与这朴实的山地总是觉得有种排斥感。
不知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如何带着一些孩子到北京去找父亲的。坐车？坐船？
母亲大约是30多岁时，全家北上了。
我和一个姐姐、妹妹生在了北京。
由于父亲在北京参与经营祖辈的买卖，全家很快就融入了老北京的生活，母亲也已经是一个城市女性形象。有一幅母亲与我们几个子女的合影，一袭当时城市时尚打扮。只是城市生活没有改变她作为家庭主妇的命运，承担着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的责任。同时她也要和丈夫共同承担家庭可能出现的风险。母亲身上受到的无形压力实在是超过了她所能够承载的负荷。
果然，在日伪时期，因商业区的失火而使家族的小生意彻底破产。1945年春，北京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决定，父亲与几个大的孩子留在京城继续谋生，母亲带上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老家。从京城回到乡村，意味着母亲的一切美好的努力面临着毁灭。
回到老家后，日本占领军还在。我们又经历了日伪军到乡村骚扰的日月。每到鬼子进村时，母亲就立即把我们藏在北房屋后那个狭长的天井院中，她自己去应对来要东西的日伪军人。日本人投降了，对我们回乡不久的人家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和改变，生活依旧。作为孩童，虽然经历了那场战争，我却并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两年后的秋天，母亲患上了重病。因家中没有成年人，她只好到一个亲戚家去治疗，病中的母亲放心不下只有4岁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带着她走了。我和姐姐被暂时寄养在别人家。可是，不久母亲又被人抬着送回村里残破的小院中，得到伯父的通知，姐姐和我在那里见了她最后一面。
见到母亲时，她已经不会说话了，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们，脸上布满了绝望和痛楚，我们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毕竟11岁的姐姐已经有些懂事了，她让我和她把母亲架到了屋里的破炕上，炕上没有席子没有被子。姐姐马上在一口柴锅里放上水，一边烧火一边哭，水烧开后，姐姐舀了一碗热水，叫我给母亲送去，我把水送到母亲嘴边，说：
“妈，你喝水……”
母亲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用颤巍巍的手握着我端碗的手，说不出话来，她并没有喝水，只是握着我的手不放开，眼里的泪珠一串串沉沉地掉下来……
没有粮食，没有饭吃。
夜里，把母亲安顿在破炕上，三个孩子和衣依偎在她身边饥饿而疲惫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就听姐姐大声地哭喊：“妈！妈！……四丁，快起来，妈妈死了……”
母亲走了。
母亲在永远不能抚养三个年幼子女的悲伤中离开了人世。
我哭着去把伯父找来，伯父又叫了几个人，在地上铺了一些高粱秸杆，把僵硬的母亲原封不动地放上去，上面也加盖了一些秸杆，用绳子一捆，抬上向西北顷走去。
天空阴沉灰暗，阵阵北风从望儿山吹下来，撩拨着我们单薄的衣衫，格外寒冷。几个大人无言地抬着母亲艰难地向望儿山坡上缓慢地移动着，三个小孩子痛不欲生地跟在后面。姐姐手拉着小妹妹，我们的胸襟都被泪水湿透了。
地上的衰草被风吹得匍伏在地面上，望儿山的山峰庄严地俯视我们。
大人们抬着的扁担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好似悲伤的叹息。
到我们家原来在西北顷的地边，草草地挖了一个坑，把母亲放进去，埋上了土，土中有一些大石头，我们上去把它们抢着拣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机会了，便哭着央告伯父再等一会，伯父面无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继续往母亲的身上埋土……
没有棺木，没有换衣服，没有仪式，没有家里的大人。
伯父和埋葬的人都走了。
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在寒风中继续哭叫着，手中不断地往坟堆上添土。
想到这里，难免悲伤。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曾上演一部外国电影，其中有主人公母亲过世的镜头，在埋葬母亲的段落出现时，我想起了童年发生的事情，似乎我们的事被搬上了银幕，不同的是，电影中还有乡亲在抚慰主人公失去母亲的痛苦，而我们在望儿山上，却没有一个大人来安慰我们……黑暗中我止不住地饮泣，出了影院依然泪水满面。周围的人不明白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何竟然走不出剧情，他们哪里知道我不是为情节所感动，而是被回忆所折磨。
后来，三个孩子陆续回到父亲的身边。
从望儿山下来的时候，路过西北顷。我想去当初埋葬母亲的那个地方看看。
如今那里都种上了果树，地形已经无法辨认，不可能准确地找到当年三个小孩子用手捧土埋葬母亲的那个位置了。不过那里的一片果树生长得非常好。生生不息的土地啊，总是那样自然宁静，岁月把血迹和土壤又均匀地搅拌在一起，成为新生物的养分。
同样的秋阳，同样清寂而古老的望儿山，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同。望儿山，它是唯一可以让我的心在这里驰骋的空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像它这样在我的心里铸成了如铁的记忆。
是啊，这就是生活。生活会发生一切，生活决定了一切，生活又凝铸了一切。
回到公路边，回过头来再远远地看望儿山，临近晌午的阳光已经直射在母亲的墓地上了，那山峰就像母亲一样望着我。我知道，望儿山是母亲的象征，她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着。
离开时，一片云影轻轻地遮住了望儿山。
写于戊寅年寒露，修改于丙申年清明
杨悦浦，画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昆嵛》文艺艺术顾问。
近几年，转向非虚构散文写作，相继在《当代散文》《昆嵛》《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等发表了《台灯》《小龚》《青草地》《山丹丹》《寻常日子》《我和养马岛的故事》等非虚构散文随笔20余篇，以“介入现实、观照当下、主张在场”的非虚构散文写作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