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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年的3月26日，我们重庆市十四中学原来五连二排的一帮人，邀约到一起，准备去铁山坪搞同学聚会，这是我们初中的同学在分别四十年重逢后举行的又一次聚会。
十四中学地址在溉澜溪的头塘，近几年新拓宽的海尔路在学校的大门口磅礴而来又磅礴而去，迫使我们的母校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缩小规模，偏安于公路的一侧，当年的学校大门已经不在，自然也没有了我们当年读书时的万般气象。
我和当年我们班上的劳动委员李志全取得了联系。
在预定等待地点时，出现新的状况。他说的地方我不熟悉，我说的地方他又找不到。后来我灵机一动，冲口而出：要不我们就在原来的畜牧场那个路口等吧，这就如同当年的地下党交通员接上了暗号，心情豁然开朗。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在畜牧场所在地早已经变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交和纵横交错的路道口，但那个熟悉的地界和那个醒目的方位我们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里都是通向溉澜溪和连接嘉陵江、长江大桥的必经路口，而且还始终承载着我们曾经的岁月情怀。因此，不管它的面貌咋变，但这个具体的方位我们彼此都是了然于胸的。
参加完同学会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江北区作协安排的这次“人文风尚江北行”走进五里店的写作任务，而且恰巧我心目中最难以释怀的畜牧场，也在这次的“走进”之列。
人们都说世间真的会有一些那样这样的巧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这里我们就不去深究它。但是这次我如约参加完同学会引发出来的阵阵思绪，怎么就和区作协的“走进五里店”活动呼应起来了呢？难道是我对这处地方的思绪游走，刚好与作协的活动互动了？！
于是，我在电脑上敲下了《远去的畜牧场》的第一行……
二
江北区文联和作协，近年来多次组织作家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人文风尚江北行”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原本2016年首先安排的是“走进”该区最为偏远的五宝镇，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改日，只能先期安排我们“走进”五里店了。我们今天所“走进”的五里店，肯定与曾经在我内心留下的“五里店”有了千差万别，而对于我想具体落笔的畜牧场来说，更是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留在我童年脑海里，且横亘已久情之所系的畜牧场，现在已经了无踪影，先前畜牧场所在方位的那个小山头，早就被现代化削平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就是一二十年吧，这个“小地方”的变化，足以让人有换了人间的遐思。
那天，我独自站在沸腾的五里店时，就特别想寻找到我们当年生活的一些印记，但现实让我很失望，我的内心依然有这么一份执拗残存。好在当年生活里留在我们骨子里的那种方位感却非常清晰，这就让我对五里店多了一些质朴的情愫。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汽车在海尔路上一发力，我还没有回过神，就到了新建的江北区政府所在地虾子蝙了，我的家乡溉澜溪和母校就在我们这样的漫不经心中一闪而过。
交通的便捷加速了生活的巨大变化，我和李同学一路的话题最为关键的词语就是：变化。而且是摧枯拉朽的变化。
三
说起我们一帮初中同学，分别了四十年后的起起落落，说起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抑或是孙子孙女们的家长里短，曾经青春无限的岁月悠忽间远去，面前的青山和脚下的江河却固执、坚定地一如既往。
我们感叹得最多的，就是城乡结构的惊人变化，而这个变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嬗变也不可小觑。
我问李同学，你还记得我刚才上车的那个地方吗？他朗声回答道，怎么不记得，那里不就是当年最负盛名的畜牧场所在地吗？而且我们的童年，都与那块地方有着无奈却有趣的往事可以回味。
记得原来五里店的这个畜牧场，归属于中苏人民友好公社。我听人说起过，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前苏联还曾经援助过我国一批奶牛，幸运的五里店畜牧场也分到了一杯羹，所以当年位于五里店的人民公社就骄傲地取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公社，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有点僵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公社的名字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体现出它的革命性，遂改名为东方红人民公社，按这样推算起来，当年的“东方红”应该就是后来观音桥乡的前身。
孩提时，五里店畜牧场既然有了“中苏友好”历史渊源，自然在我们心中，也就多了一些值得去神往的色彩。对于我们这帮屁事不懂的小孩来说，这个畜牧场存在的全部意义，恐怕就是我们可以在夏季割牛草去那里卖钱。
我们的孩提时代，生活肯定比现在的孩子贫困，但绝对不能说就没有现在的孩子好玩。我们那个年代，女孩玩耍的主要项目就是跳橡筋绳和踢鸡毛毽，而男孩的玩耍项目就要多很多，像跳躬、滚铁环、打皇帝、逮丁丁猫、游泳等等。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几乎是男孩女孩都共同具备的，那就是我们都非常想拥有自己的私房钱。那个时候，家家都不富裕，父母对小孩的零用钱管得特别紧，怎么办呢，只能是自己动手找钱了，很多小孩还有自己专属的存钱罐，废旧报纸、破铜烂铁、牙膏皮都可以卖钱，一分一分攒起来，也是一种成就。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孩子，有一点是市区孩子羡慕不已的，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挣到一些分分钱，比如，我们可以给五里店畜牧场割牛草卖钱。
溉澜溪距离五里店畜牧场不算远，但也不近，而且一路走来是爬坡上坎。儿时的我，一直都以为人们口中所叫的五里店，就是因为那里距离我们的住家地刚好就是五里路，所以才把它叫做五里店，后来长大了，我经常会通过五里店去别的地方，但还是没有弄清楚五里店这个地名的由来。
地名的来历对儿时的我没有吸引力，我唯一晓得的，就是我们可以背着牛草到这里去卖钱。那时我们一到放学或者是暑假，我们最乐意（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是最乐意，应该是最渴望）干的事情，就是背一个背篼，走向溉澜溪周边的山坡和田野去割青草，割完一片坡，就地将青青的草摊放在漫坡的石梁上晒干。大约要四斤多青草才能晒成一斤干牛草，而一斤干牛草的价格是两分钱。 畜牧场是不会收青草的，估计是因为不能存放吧，而畜牧场收来的干牛草一般都是为奶牛过冬储备的食物。说起要晒干这个草，其实也并非易事，如果遇到阴雨天，割来的草要晒几天才能晒干，经常弄得小伙伴为堆放青草的地方而怄气。只有等到草晒干了，才能背去畜牧场卖。
畜牧场的人在我印象中牛逼得很，他们是绝对不会收青草和没有完全晒干的草，种种苛刻的要求让我们胆战心惊。畜牧场收草的程序也相当繁琐，检验得特别细致，大门口是一个称重量的磅秤，连背篼过完秤后，自己把草背进一间大房子，沿着搭在草堆上木跳板蹒跚而上，在草山顶端把背篼里的草倒进草堆，再回头把背篼拿去过秤除皮，这样剩下的重量才会作为结算的依据，过秤员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几个字，我们就呼天抢地地拿着这张纸条去楼上的财务室领钱，一通忙碌，顺利的也要大半个小时，等那饱含着我们期冀和汗水分分钱落进我们的腰包，我们回溉澜溪的路才会“日落西山红霞飞”。
一遇到不顺时，那就是谁也没有谱了，很多孩子背来的草，都因为晒得不干，或者割的草入不了验草员的法眼，只能哭哭啼啼地黯然离开，算是这天白忙活了。我和李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那时我们虽然读小学还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对畜牧场的记忆却是相通的。
有一次我记忆最深。我在文具店看上了一个盒面上是王杰叔叔的文具盒，存钱罐里的分分钱怎么数，也要差一毛钱。那天早上吃了饭我就出门了，背背篼时还带了一个馒头，从我们居住的胡家湾出来，穿过重庆船厂的球场坝，涉水渡过溉澜溪，在利华橡胶厂的围墙后面的背弯里，好不容易割满了一背篼青草，兴致勃勃地晒在了厂区外的石板上。
那天太阳真好，很给力，火辣辣阳光的直愣愣暴晒，我心里期盼着太阳能够早一点把草晒干，我明天就能够去文具店买回那个心仪已久的文具盒了。
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草终于晒干了。兴冲冲地把一地的干草扒拉进背篼，以小跑的速度往五里店畜牧场走去，检验过秤一气呵成。过称员大喊一句“八斤”，随即甩了一下头颅，意思是叫我把草倒进大房间里就完事了。
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手的一毛六分钱，一边满头大汗地把干草倒进草堆，当我回头再去找过秤员拿结算的纸条时，那个被香烟熏得满口黄牙的叔叔却告诉我，刚才不是你把八斤草的纸条拿走了吗？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怎么会呢，我委屈地叫过秤员出来作证，三人对六面，大家都说确有其事，而黄牙也的确已经开出了八斤草的纸条，据楼上管钱的人说，那一毛六分钱刚才已经被人领走了。整个流程看上去都没有问题，而问题是我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我记得当时非常愤怒，但却不知道最后怎么收场。
偌大的畜牧场内外，依然是一片忙碌，来卖草的大人小孩络绎不绝，验草，过秤，开条，结算的人等各司其职，没有一个人会在意我这个小不点的感受，我能够干什么呢？实际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怏怏而归，欲哭无泪。
我暗暗发誓，绝不再去割牛草卖了。
四
在我们这次聚会的初中同学中，没有人不知道五里店畜牧场的，也很少有人没有去畜牧场卖过牛草，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来，五里店畜牧场对于我们这拨来说，就是一个承载着我们欢愉和汗水的所在。
当然，畜牧场有这样的存在意义，那就远远比我们心中的那份可以割牛草卖分分钱，要广博和深远了多，也重大多了。后来是一系列的供销体制改革和时代的快速发展，供应城市居民牛奶需求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五里店畜牧场这样集体所有性质的奶牛场也面临着一次非常艰难的生死抉择。
再到后来，公路交通的骤然激变，五里店立马成为了我们生活网格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二十年里，我们匆匆忙忙地奔走于大江两岸，“五里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广泛地同呼吸共命运了。我每一次路过这里时，都会隐隐约约地发现它变了，但具体变了一些什么，似乎又一时半会说不具体。而在我们记忆中最为深刻难忘的畜牧场，仿佛就是在我的一次偶然路过间不见了。畜牧场已经悄然远去，而今伫立在这块地方上的是一座庞然绚烂到伟岸的立交匝道群。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每次我路过这里，依然会想起当年的畜牧场，想起我那一背篼蓬松的干牛草，想起那段我们永远也无法释怀的年少岁月。
周其伦，重庆市作协会员。在国内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小说、评论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多家报刊。在《新华书目报》开设“文坛素描”专栏，出版小说评点专集《安于悦读》。2015年，被评为重庆市“十佳”读书人，近几年一直对《昆嵛》杂志的成长关注和点评。现居重庆。
2016年的3月26日，我们重庆市十四中学原来五连二排的一帮人，邀约到一起，准备去铁山坪搞同学聚会，这是我们初中的同学在分别四十年重逢后举行的又一次聚会。
十四中学地址在溉澜溪的头塘，近几年新拓宽的海尔路在学校的大门口磅礴而来又磅礴而去，迫使我们的母校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缩小规模，偏安于公路的一侧，当年的学校大门已经不在，自然也没有了我们当年读书时的万般气象。
我和当年我们班上的劳动委员李志全取得了联系。
在预定等待地点时，出现新的状况。他说的地方我不熟悉，我说的地方他又找不到。后来我灵机一动，冲口而出：要不我们就在原来的畜牧场那个路口等吧，这就如同当年的地下党交通员接上了暗号，心情豁然开朗。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在畜牧场所在地早已经变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交和纵横交错的路道口，但那个熟悉的地界和那个醒目的方位我们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里都是通向溉澜溪和连接嘉陵江、长江大桥的必经路口，而且还始终承载着我们曾经的岁月情怀。因此，不管它的面貌咋变，但这个具体的方位我们彼此都是了然于胸的。
参加完同学会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江北区作协安排的这次“人文风尚江北行”走进五里店的写作任务，而且恰巧我心目中最难以释怀的畜牧场，也在这次的“走进”之列。
人们都说世间真的会有一些那样这样的巧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这里我们就不去深究它。但是这次我如约参加完同学会引发出来的阵阵思绪，怎么就和区作协的“走进五里店”活动呼应起来了呢？难道是我对这处地方的思绪游走，刚好与作协的活动互动了？！
于是，我在电脑上敲下了《远去的畜牧场》的第一行……
二
江北区文联和作协，近年来多次组织作家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人文风尚江北行”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原本2016年首先安排的是“走进”该区最为偏远的五宝镇，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改日，只能先期安排我们“走进”五里店了。我们今天所“走进”的五里店，肯定与曾经在我内心留下的“五里店”有了千差万别，而对于我想具体落笔的畜牧场来说，更是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留在我童年脑海里，且横亘已久情之所系的畜牧场，现在已经了无踪影，先前畜牧场所在方位的那个小山头，早就被现代化削平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就是一二十年吧，这个“小地方”的变化，足以让人有换了人间的遐思。
那天，我独自站在沸腾的五里店时，就特别想寻找到我们当年生活的一些印记，但现实让我很失望，我的内心依然有这么一份执拗残存。好在当年生活里留在我们骨子里的那种方位感却非常清晰，这就让我对五里店多了一些质朴的情愫。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汽车在海尔路上一发力，我还没有回过神，就到了新建的江北区政府所在地虾子蝙了，我的家乡溉澜溪和母校就在我们这样的漫不经心中一闪而过。
交通的便捷加速了生活的巨大变化，我和李同学一路的话题最为关键的词语就是：变化。而且是摧枯拉朽的变化。
三
说起我们一帮初中同学，分别了四十年后的起起落落，说起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抑或是孙子孙女们的家长里短，曾经青春无限的岁月悠忽间远去，面前的青山和脚下的江河却固执、坚定地一如既往。
我们感叹得最多的，就是城乡结构的惊人变化，而这个变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嬗变也不可小觑。
我问李同学，你还记得我刚才上车的那个地方吗？他朗声回答道，怎么不记得，那里不就是当年最负盛名的畜牧场所在地吗？而且我们的童年，都与那块地方有着无奈却有趣的往事可以回味。
记得原来五里店的这个畜牧场，归属于中苏人民友好公社。我听人说起过，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前苏联还曾经援助过我国一批奶牛，幸运的五里店畜牧场也分到了一杯羹，所以当年位于五里店的人民公社就骄傲地取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公社，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有点僵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公社的名字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体现出它的革命性，遂改名为东方红人民公社，按这样推算起来，当年的“东方红”应该就是后来观音桥乡的前身。
孩提时，五里店畜牧场既然有了“中苏友好”历史渊源，自然在我们心中，也就多了一些值得去神往的色彩。对于我们这帮屁事不懂的小孩来说，这个畜牧场存在的全部意义，恐怕就是我们可以在夏季割牛草去那里卖钱。
我们的孩提时代，生活肯定比现在的孩子贫困，但绝对不能说就没有现在的孩子好玩。我们那个年代，女孩玩耍的主要项目就是跳橡筋绳和踢鸡毛毽，而男孩的玩耍项目就要多很多，像跳躬、滚铁环、打皇帝、逮丁丁猫、游泳等等。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几乎是男孩女孩都共同具备的，那就是我们都非常想拥有自己的私房钱。那个时候，家家都不富裕，父母对小孩的零用钱管得特别紧，怎么办呢，只能是自己动手找钱了，很多小孩还有自己专属的存钱罐，废旧报纸、破铜烂铁、牙膏皮都可以卖钱，一分一分攒起来，也是一种成就。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孩子，有一点是市区孩子羡慕不已的，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挣到一些分分钱，比如，我们可以给五里店畜牧场割牛草卖钱。
溉澜溪距离五里店畜牧场不算远，但也不近，而且一路走来是爬坡上坎。儿时的我，一直都以为人们口中所叫的五里店，就是因为那里距离我们的住家地刚好就是五里路，所以才把它叫做五里店，后来长大了，我经常会通过五里店去别的地方，但还是没有弄清楚五里店这个地名的由来。
地名的来历对儿时的我没有吸引力，我唯一晓得的，就是我们可以背着牛草到这里去卖钱。那时我们一到放学或者是暑假，我们最乐意（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是最乐意，应该是最渴望）干的事情，就是背一个背篼，走向溉澜溪周边的山坡和田野去割青草，割完一片坡，就地将青青的草摊放在漫坡的石梁上晒干。大约要四斤多青草才能晒成一斤干牛草，而一斤干牛草的价格是两分钱。 畜牧场是不会收青草的，估计是因为不能存放吧，而畜牧场收来的干牛草一般都是为奶牛过冬储备的食物。说起要晒干这个草，其实也并非易事，如果遇到阴雨天，割来的草要晒几天才能晒干，经常弄得小伙伴为堆放青草的地方而怄气。只有等到草晒干了，才能背去畜牧场卖。
畜牧场的人在我印象中牛逼得很，他们是绝对不会收青草和没有完全晒干的草，种种苛刻的要求让我们胆战心惊。畜牧场收草的程序也相当繁琐，检验得特别细致，大门口是一个称重量的磅秤，连背篼过完秤后，自己把草背进一间大房子，沿着搭在草堆上木跳板蹒跚而上，在草山顶端把背篼里的草倒进草堆，再回头把背篼拿去过秤除皮，这样剩下的重量才会作为结算的依据，过秤员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几个字，我们就呼天抢地地拿着这张纸条去楼上的财务室领钱，一通忙碌，顺利的也要大半个小时，等那饱含着我们期冀和汗水分分钱落进我们的腰包，我们回溉澜溪的路才会“日落西山红霞飞”。
一遇到不顺时，那就是谁也没有谱了，很多孩子背来的草，都因为晒得不干，或者割的草入不了验草员的法眼，只能哭哭啼啼地黯然离开，算是这天白忙活了。我和李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那时我们虽然读小学还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对畜牧场的记忆却是相通的。
有一次我记忆最深。我在文具店看上了一个盒面上是王杰叔叔的文具盒，存钱罐里的分分钱怎么数，也要差一毛钱。那天早上吃了饭我就出门了，背背篼时还带了一个馒头，从我们居住的胡家湾出来，穿过重庆船厂的球场坝，涉水渡过溉澜溪，在利华橡胶厂的围墙后面的背弯里，好不容易割满了一背篼青草，兴致勃勃地晒在了厂区外的石板上。
那天太阳真好，很给力，火辣辣阳光的直愣愣暴晒，我心里期盼着太阳能够早一点把草晒干，我明天就能够去文具店买回那个心仪已久的文具盒了。
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草终于晒干了。兴冲冲地把一地的干草扒拉进背篼，以小跑的速度往五里店畜牧场走去，检验过秤一气呵成。过称员大喊一句“八斤”，随即甩了一下头颅，意思是叫我把草倒进大房间里就完事了。
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手的一毛六分钱，一边满头大汗地把干草倒进草堆，当我回头再去找过秤员拿结算的纸条时，那个被香烟熏得满口黄牙的叔叔却告诉我，刚才不是你把八斤草的纸条拿走了吗？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怎么会呢，我委屈地叫过秤员出来作证，三人对六面，大家都说确有其事，而黄牙也的确已经开出了八斤草的纸条，据楼上管钱的人说，那一毛六分钱刚才已经被人领走了。整个流程看上去都没有问题，而问题是我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我记得当时非常愤怒，但却不知道最后怎么收场。
偌大的畜牧场内外，依然是一片忙碌，来卖草的大人小孩络绎不绝，验草，过秤，开条，结算的人等各司其职，没有一个人会在意我这个小不点的感受，我能够干什么呢？实际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怏怏而归，欲哭无泪。
我暗暗发誓，绝不再去割牛草卖了。
四
在我们这次聚会的初中同学中，没有人不知道五里店畜牧场的，也很少有人没有去畜牧场卖过牛草，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来，五里店畜牧场对于我们这拨来说，就是一个承载着我们欢愉和汗水的所在。
当然，畜牧场有这样的存在意义，那就远远比我们心中的那份可以割牛草卖分分钱，要广博和深远了多，也重大多了。后来是一系列的供销体制改革和时代的快速发展，供应城市居民牛奶需求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五里店畜牧场这样集体所有性质的奶牛场也面临着一次非常艰难的生死抉择。
再到后来，公路交通的骤然激变，五里店立马成为了我们生活网格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二十年里，我们匆匆忙忙地奔走于大江两岸，“五里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广泛地同呼吸共命运了。我每一次路过这里时，都会隐隐约约地发现它变了，但具体变了一些什么，似乎又一时半会说不具体。而在我们记忆中最为深刻难忘的畜牧场，仿佛就是在我的一次偶然路过间不见了。畜牧场已经悄然远去，而今伫立在这块地方上的是一座庞然绚烂到伟岸的立交匝道群。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每次我路过这里，依然会想起当年的畜牧场，想起我那一背篼蓬松的干牛草，想起那段我们永远也无法释怀的年少岁月。
周其伦，重庆市作协会员。在国内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小说、评论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多家报刊。在《新华书目报》开设“文坛素描”专栏，出版小说评点专集《安于悦读》。2015年，被评为重庆市“十佳”读书人，近几年一直对《昆嵛》杂志的成长关注和点评。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