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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沈尹默26岁那年，他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课，一天他在寓所看书，有一穿竹布长衫的年轻人来访，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陈独秀。陈独秀比沈尹默略长几岁，当时他在杭州陆军学校教文史。他对沈尹默说，昨天我在刘季平那里见到你写的一首诗，诗写得很好，但字则俗在骨。陈独秀快人快语，沈尹默一时被他说得羞愧不已。然而沈尹默继而细细思考，觉得陈独秀的话一语中的，振聋发聩。从此改弦易辙，研习碑帖，临池苦练，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当下，各方面都在研究如何改善文艺评论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第一，文艺批评贵在说真话。陈独秀对沈尹默书法的批评，态度真率，实话实说，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给人深刻印象。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又指出：“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他还专门把郑板桥的一副对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送给准备撰写《鲁迅传》的日本学者增田涉。这些论述都是要求批评家说真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陈独秀做到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希望批评者比较公正、客观，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陈独秀不仅说了真话，而且批评得很有道理。这与陈独秀的深厚学养和敏锐见解是分不开的。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家学渊源。他17岁就中了秀才，后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语、日语和造船学，并四次去日本。后来他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其实他又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学者。他早期著有《扬子江形势记略》的军事地理著作，后发表过许多思想评论和文艺评论文章。陈独秀虽然不是专门搞书法的，然而他从小就临池习字，对书法不仅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而且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监狱里。当时南京有个经营中药的商人，名叫龚怀甫，非常仰慕陈独秀的书法。他得讯陈独秀关在南京狱中，而他正好认识监狱的狱卒，于是通过狱卒提供的方便，带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给他写一幅字。陈独秀答应了，给他写了杜甫的《秋兴八首》中的一首：“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他是分写在四张长六尺、宽一尺五寸的屏条上的，每个字大的有八寸见方，小的也有五六寸见方。上款书怀甫先生，下款为独秀，并盖有“陈独秀印”的白文朱印。陈独秀用草书书写，气势雄浑，笔法圆熟，发挥得淋漓酣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很可能因为诗的内容正好与他自己的身世感慨有相通之处。从这幅书法的章法、布局、笔意看，颇得张旭、颜真卿的神韵。同张旭的《古诗四帖》相比，此作虽不如张旭那样恣肆狂放，但也很显得血肉丰满，刚柔相济，堪称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草书佳作。陈独秀的批评能够切中肯綮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文艺批评要有风骨，批评家要有深厚的学养和职业道德。
第二，作家、艺术家面对批评，要有雅量。文学艺术作品当然有对与错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不好，好，更好的问题，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文艺需要切磋和琢磨。能听到不同意见，是好事，有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批评家和读者、观众的意见往往是很好的营养。有的意见可能不对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就要作者、艺术家对批评意见进行分析，鉴别，然后决定取舍。真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多虚怀若谷，善于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作品和艺术。沈尹默是是浙江湖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他从小就喜爱书法， 12岁时跟随塾师宁乡吴老夫子学习写字。这位老师是黄自元书法的崇拜者，一开始就教沈尹默临摹黄自元所书《九成宫醴泉铭》。黄自元的书法工整刻板，是典型的馆阁体，同欧阳询的险峻清劲的欧体大相径庭。那时沈尹默年纪尚幼，难分良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辨善恶地依样画着葫芦”。后来他认识了著名书家王世镗，王以《爨龙颜碑》相赠；又遇见父亲的老友仇涞之，遂仿其流便的书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沈尹默受黄自元的馆阁体及仇涞之流便书风的影响很深，取法不高，缺少风骨。
后来沈尹默回忆道：“陈独秀对我直率而中肯的批评，的确使我茅塞顿开！我自幼受黄自元的影响太深了，取法不高，的确有些浪掷韶光。如今一语会心，使我日后有了方向。”陈独秀直率的批评警醒了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这一次交谈成了沈尹默书艺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改弦易辙，细细研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从执笔、运笔做起，同时博览汉隶和魏碑，手摹心追，进而又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诸家法书中汲取营养，融碑帖之长，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沈尹默的虚怀若谷、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对陈独秀的尖锐批评，不仅没有一点反感，而且由衷地感激。此后，沈尹默和陈独秀、刘季平等都成了好朋友。几年以后，沈尹默还竭力推荐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可见沈尹默的高尚品格。
第三，营造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学术争鸣的环境和氛围非常重要。在极左的时代，文艺批评成为“揪辫子”“打棍子”的工具，人们至今心有余悸。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和社会浮躁心理的泛滥，也严重影响着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所以首先要纠正评论界的一些不良的风气，要逐渐杜绝“指令评论”“红包评论”“关系评论”之类的倾向。要提倡说真话，提倡学术争鸣，提倡善意批评，平等对话，允许批评，自我批评，反批评。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艺评论的空气较好，当时笔者还是一名在读的中文系学生，就在报刊上参加了好几次文艺问题的争论。可是现在，要么没有批评，没有争论，一批评，有的被批评的人便暴跳如雷，恶言相向；再争论下去，竟发展到人身攻击，甚至对簿公堂。另外，现在一些报刊也怕商榷，怕争论，记得有一次我读了某大学一位教授的著作，对其中某些论述有些不同看法，就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该大学的学报，可是该学报就是不敢发表，我只能拿到别的刊物去发表。其实文章内容只是善意地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还有一次，我在一家报纸上读到一篇纪实文章，我觉得其中某些记述与事实不符，于是写了一篇辨析、商榷性质的文章，寄给该报，还是没有被用出，我也只能到别处刊发。其实这些都是极其正常的讨论、切磋和研究。我觉得各方面都要为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友好和谐的文艺研究、学术讨论的环境而努力。良好的文艺批评、学术争鸣的环境的营造，必将促进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从而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
第一，文艺批评贵在说真话。陈独秀对沈尹默书法的批评，态度真率，实话实说，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给人深刻印象。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又指出：“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他还专门把郑板桥的一副对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送给准备撰写《鲁迅传》的日本学者增田涉。这些论述都是要求批评家说真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陈独秀做到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希望批评者比较公正、客观，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陈独秀不仅说了真话，而且批评得很有道理。这与陈独秀的深厚学养和敏锐见解是分不开的。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家学渊源。他17岁就中了秀才，后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语、日语和造船学，并四次去日本。后来他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其实他又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学者。他早期著有《扬子江形势记略》的军事地理著作，后发表过许多思想评论和文艺评论文章。陈独秀虽然不是专门搞书法的，然而他从小就临池习字，对书法不仅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而且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监狱里。当时南京有个经营中药的商人，名叫龚怀甫，非常仰慕陈独秀的书法。他得讯陈独秀关在南京狱中，而他正好认识监狱的狱卒，于是通过狱卒提供的方便，带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给他写一幅字。陈独秀答应了，给他写了杜甫的《秋兴八首》中的一首：“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他是分写在四张长六尺、宽一尺五寸的屏条上的，每个字大的有八寸见方，小的也有五六寸见方。上款书怀甫先生，下款为独秀，并盖有“陈独秀印”的白文朱印。陈独秀用草书书写，气势雄浑，笔法圆熟，发挥得淋漓酣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很可能因为诗的内容正好与他自己的身世感慨有相通之处。从这幅书法的章法、布局、笔意看，颇得张旭、颜真卿的神韵。同张旭的《古诗四帖》相比，此作虽不如张旭那样恣肆狂放，但也很显得血肉丰满，刚柔相济，堪称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草书佳作。陈独秀的批评能够切中肯綮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文艺批评要有风骨，批评家要有深厚的学养和职业道德。
第二，作家、艺术家面对批评，要有雅量。文学艺术作品当然有对与错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不好，好，更好的问题，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文艺需要切磋和琢磨。能听到不同意见，是好事，有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批评家和读者、观众的意见往往是很好的营养。有的意见可能不对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就要作者、艺术家对批评意见进行分析，鉴别，然后决定取舍。真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多虚怀若谷，善于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作品和艺术。沈尹默是是浙江湖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他从小就喜爱书法， 12岁时跟随塾师宁乡吴老夫子学习写字。这位老师是黄自元书法的崇拜者，一开始就教沈尹默临摹黄自元所书《九成宫醴泉铭》。黄自元的书法工整刻板，是典型的馆阁体，同欧阳询的险峻清劲的欧体大相径庭。那时沈尹默年纪尚幼，难分良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辨善恶地依样画着葫芦”。后来他认识了著名书家王世镗，王以《爨龙颜碑》相赠；又遇见父亲的老友仇涞之，遂仿其流便的书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沈尹默受黄自元的馆阁体及仇涞之流便书风的影响很深，取法不高，缺少风骨。
后来沈尹默回忆道：“陈独秀对我直率而中肯的批评，的确使我茅塞顿开！我自幼受黄自元的影响太深了，取法不高，的确有些浪掷韶光。如今一语会心，使我日后有了方向。”陈独秀直率的批评警醒了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这一次交谈成了沈尹默书艺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改弦易辙，细细研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从执笔、运笔做起，同时博览汉隶和魏碑，手摹心追，进而又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诸家法书中汲取营养，融碑帖之长，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沈尹默的虚怀若谷、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对陈独秀的尖锐批评，不仅没有一点反感，而且由衷地感激。此后，沈尹默和陈独秀、刘季平等都成了好朋友。几年以后，沈尹默还竭力推荐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可见沈尹默的高尚品格。
第三，营造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学术争鸣的环境和氛围非常重要。在极左的时代，文艺批评成为“揪辫子”“打棍子”的工具，人们至今心有余悸。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和社会浮躁心理的泛滥，也严重影响着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所以首先要纠正评论界的一些不良的风气，要逐渐杜绝“指令评论”“红包评论”“关系评论”之类的倾向。要提倡说真话，提倡学术争鸣，提倡善意批评，平等对话，允许批评，自我批评，反批评。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艺评论的空气较好，当时笔者还是一名在读的中文系学生，就在报刊上参加了好几次文艺问题的争论。可是现在，要么没有批评，没有争论，一批评，有的被批评的人便暴跳如雷，恶言相向；再争论下去，竟发展到人身攻击，甚至对簿公堂。另外，现在一些报刊也怕商榷，怕争论，记得有一次我读了某大学一位教授的著作，对其中某些论述有些不同看法，就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该大学的学报，可是该学报就是不敢发表，我只能拿到别的刊物去发表。其实文章内容只是善意地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还有一次，我在一家报纸上读到一篇纪实文章，我觉得其中某些记述与事实不符，于是写了一篇辨析、商榷性质的文章，寄给该报，还是没有被用出，我也只能到别处刊发。其实这些都是极其正常的讨论、切磋和研究。我觉得各方面都要为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友好和谐的文艺研究、学术讨论的环境而努力。良好的文艺批评、学术争鸣的环境的营造，必将促进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从而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