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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善（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絲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预计2017年出版，敬请期待。本刊从本期开始选载部分，以飨读者。
章士钊为两岸
牵线搭桥
毛泽东在得知蒋介石去世以后，写了“君且去，不须顾！”的词。其实，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秘密来往还是有的，有很多人从中牵线，比如说，曹聚仁，通过香港，牵线搭桥。还有章士钊（字行严），1973年，亲自到香港，通过香港与台湾联系，为两岸牵线搭桥。章行老有资格为两岸牵线搭桥，为什么呢？他是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因为蒋介石非常了解章行老，知道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很好，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道工作、资助过毛泽东。章行老不仅跟毛泽东关系好，他跟周恩来的关系也很好，他一直以民主人士出面，不加入共产党，这是聪明的地方。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台湾有一次想推陈诚做“总统”，美国人想扶持陈诚，因为蒋介石不是很听美国人的话，他反对台独，所以就发生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也有意愿与大陆合作，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使台湾和大陆重新和好。
章行老那次来香港，据说是毛泽东想与蒋介石联系，通过章行老牵线。但是，章行老年龄太大了，去香港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后来在香港病逝了，就没有谈成，两岸的事情成为遗憾。
章行老到香港后，来到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书，就借了几本，还给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他跟我借书的事情，诗我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假我二三册，三冬似有余”。不过章行老后来也没有还借我的书，他突然生病去世了。
毛泽东应该再派朱学范来
其实，毛泽东还应该再派朱学范来，这里的原因，我待会儿讲。
如果朱学范来，可以和陆京士谈，通过陆京士再转告蒋介石。朱学范与陆京士是我父亲最信赖的两个学生，在抗战时是患难弟兄。后来，蒋经国让陆京士写信给朱学范，就是我来回带的信，这个事情下面谈。陆京士在台湾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常务委员，陆京士可以和洪兰友谈，洪兰友再跟蒋介石谈，洪兰友是蒋介石信赖的人，曾任国民大会秘书长，另外，台湾的高层还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人可以帮得上忙，比方讲，吴开先、张岳军（张群），他们都和陆京士很熟。
蒋经国很想跟大陆沟通，我给朱学范带了两次信
蒋经国也很想跟大陆有沟通，通过陆京士找到朱学范与大陆联络。那个时候，台湾的地方主义和台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台湾与大陆没有任何管道联络，蒋经国叫陆京士找朱学范试探一下，让我带信给朱学范，信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当时陆京士也不会对我讲什么，不可能讲的，只是说让我带一封信给朱学范。我想开始应该只是问好吧，不会说什么别的事，可能是先牵个线、探探路。
陆京士叫我第一次带信给朱学范，那是1982年，我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大陆，只是在上海，别的地方都没有去。陆京士把信交给我，带到北京，我把信转交给朱学范。朱学范请我在仿膳吃饭，吃的是驴打滚、豌豆黄，当时还有杨麟也在，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杨管北的儿子。我那个时候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到了上海，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也请我吃饭。因为，张部长既是统战部部长，又是上海文管会主任，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他们在一起，当时，我也正在与上海博物馆谈我的丝绸之路钱币捐赠的事情。张部长还把我岳父谭敬拉来一道吃饭，谭老也是刚刚从劳改所出来没多长时间，从安徽回到上海。
我先后带了两次信，都是带给朱学范的。朱学范有一封回信，也是我带给陆京士的，然后陆京士再带一封信给朱学范，都是我带来带去的。
朱学范和陆京士是最合适的。他俩的关系很熟是师兄弟，是我父亲的左臂右膀之一，抗战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苏浙别动队里，分别担任队长，带队伍打仗，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到了台湾以后，陆京士继续当官，写信的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身份，相对中立。朱学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也很高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当然最合适的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好，不是在行政位置上，但又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位置，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带了两次信，但两岸后来有没有进一步联络沟通，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很不凑巧，我来回带了两次信以后，陆京士突然生病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蒋经国去世前，还派了沈诚三次来大陆沟通联络，后来蒋经国身体也不好，很快过去了，他是1988年去世的。到了李登辉上台，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主张台独。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遭遇一些事情，估计也没有精力、没时间顾及这事。
要不然历史要改写了！
好在我登上了长城
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具备条件，还要有合适的时机。本来章行老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朱学范陆京士，又是一次时机，但陆京士突然去世了。两岸统一的事情，就擦肩而过了！要不然，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少，可能不会有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事情了。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跟我讲要做统战啊什么的，我笑笑心想，我做统战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呢！我是老统战了啊！
我为两岸传递书信的事情，外面没有人知道，大陆和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很秘密进行的。那个时候台湾人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立法院”要闹起来了，蒋经国私通邓小平，那还得了。其实，蒋经国与蒋介石相比，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深，他去过苏联，还加入过共产党。
嗨！这就是天数啊！这么好的机会，突然之间人都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章士钊，还有蒋经国、陆京士、朱学范都不在了，朱学范是1996年去世的。还有我母亲，在陆京士之前一个礼拜过世了，所以，陆京士的丧事，我们都不能够参加。因为我母亲的丧事。哎！这些人都没了，都走了。
不过，到北京是我一直的期待，登上长城是我的心愿，这个实现了！我去北京，除了送信，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去长城。我是一直想去北京，一直没有去成，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送完信以后，就是要去登长城，什么颐和园、博物馆啊我都没去，连故宫我都没去，我主要是去看长城。那个时候的长城，还比较古朴，也没有什么人。我喜欢历史，研究半两钱，对始皇帝有特别的关注，所以对长城特别向往，我第一次去长城的感受也很特别。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上去、能够在有生之年登上长城啊！
共产党国民党，我都不偏向，中国就是要统一
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再次合作，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如果有人问我现在是偏向共产党呢，还是偏向国民党呢？我讲这个东西很难说，我父亲当时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没有偏向，两个方面都不得罪。所以，我也对两个党都不偏向。你说国民党好吧，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要真的考虑到中国的事情，就应该统一，这是归根结底的、将来一定的趋势。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是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共产党也有共产党的失误，我认为共产党现在应该统一台湾，现在再不统一，将来统一就很困难了，要死很多人，越早解决台湾问题越好，现在说统一中国还有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问题，个别国家都不希望看见中国统一的版图，他们害怕中国真的强大起来。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预计2017年出版，敬请期待。本刊从本期开始选载部分，以飨读者。
章士钊为两岸
牵线搭桥
毛泽东在得知蒋介石去世以后，写了“君且去，不须顾！”的词。其实，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秘密来往还是有的，有很多人从中牵线，比如说，曹聚仁，通过香港，牵线搭桥。还有章士钊（字行严），1973年，亲自到香港，通过香港与台湾联系，为两岸牵线搭桥。章行老有资格为两岸牵线搭桥，为什么呢？他是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因为蒋介石非常了解章行老，知道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很好，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道工作、资助过毛泽东。章行老不仅跟毛泽东关系好，他跟周恩来的关系也很好，他一直以民主人士出面，不加入共产党，这是聪明的地方。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台湾有一次想推陈诚做“总统”，美国人想扶持陈诚，因为蒋介石不是很听美国人的话，他反对台独，所以就发生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也有意愿与大陆合作，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使台湾和大陆重新和好。
章行老那次来香港，据说是毛泽东想与蒋介石联系，通过章行老牵线。但是，章行老年龄太大了，去香港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后来在香港病逝了，就没有谈成，两岸的事情成为遗憾。
章行老到香港后，来到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书，就借了几本，还给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他跟我借书的事情，诗我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假我二三册，三冬似有余”。不过章行老后来也没有还借我的书，他突然生病去世了。
毛泽东应该再派朱学范来
其实，毛泽东还应该再派朱学范来，这里的原因，我待会儿讲。
如果朱学范来，可以和陆京士谈，通过陆京士再转告蒋介石。朱学范与陆京士是我父亲最信赖的两个学生，在抗战时是患难弟兄。后来，蒋经国让陆京士写信给朱学范，就是我来回带的信，这个事情下面谈。陆京士在台湾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常务委员，陆京士可以和洪兰友谈，洪兰友再跟蒋介石谈，洪兰友是蒋介石信赖的人，曾任国民大会秘书长，另外，台湾的高层还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人可以帮得上忙，比方讲，吴开先、张岳军（张群），他们都和陆京士很熟。
蒋经国很想跟大陆沟通，我给朱学范带了两次信
蒋经国也很想跟大陆有沟通，通过陆京士找到朱学范与大陆联络。那个时候，台湾的地方主义和台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台湾与大陆没有任何管道联络，蒋经国叫陆京士找朱学范试探一下，让我带信给朱学范，信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当时陆京士也不会对我讲什么，不可能讲的，只是说让我带一封信给朱学范。我想开始应该只是问好吧，不会说什么别的事，可能是先牵个线、探探路。
陆京士叫我第一次带信给朱学范，那是1982年，我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大陆，只是在上海，别的地方都没有去。陆京士把信交给我，带到北京，我把信转交给朱学范。朱学范请我在仿膳吃饭，吃的是驴打滚、豌豆黄，当时还有杨麟也在，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杨管北的儿子。我那个时候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到了上海，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也请我吃饭。因为，张部长既是统战部部长，又是上海文管会主任，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他们在一起，当时，我也正在与上海博物馆谈我的丝绸之路钱币捐赠的事情。张部长还把我岳父谭敬拉来一道吃饭，谭老也是刚刚从劳改所出来没多长时间，从安徽回到上海。
我先后带了两次信，都是带给朱学范的。朱学范有一封回信，也是我带给陆京士的，然后陆京士再带一封信给朱学范，都是我带来带去的。
朱学范和陆京士是最合适的。他俩的关系很熟是师兄弟，是我父亲的左臂右膀之一，抗战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苏浙别动队里，分别担任队长，带队伍打仗，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到了台湾以后，陆京士继续当官，写信的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身份，相对中立。朱学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也很高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当然最合适的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好，不是在行政位置上，但又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位置，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带了两次信，但两岸后来有没有进一步联络沟通，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很不凑巧，我来回带了两次信以后，陆京士突然生病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蒋经国去世前，还派了沈诚三次来大陆沟通联络，后来蒋经国身体也不好，很快过去了，他是1988年去世的。到了李登辉上台，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主张台独。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遭遇一些事情，估计也没有精力、没时间顾及这事。
要不然历史要改写了！
好在我登上了长城
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具备条件，还要有合适的时机。本来章行老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朱学范陆京士，又是一次时机，但陆京士突然去世了。两岸统一的事情，就擦肩而过了！要不然，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少，可能不会有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事情了。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跟我讲要做统战啊什么的，我笑笑心想，我做统战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呢！我是老统战了啊！
我为两岸传递书信的事情，外面没有人知道，大陆和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很秘密进行的。那个时候台湾人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立法院”要闹起来了，蒋经国私通邓小平，那还得了。其实，蒋经国与蒋介石相比，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深，他去过苏联，还加入过共产党。
嗨！这就是天数啊！这么好的机会，突然之间人都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章士钊，还有蒋经国、陆京士、朱学范都不在了，朱学范是1996年去世的。还有我母亲，在陆京士之前一个礼拜过世了，所以，陆京士的丧事，我们都不能够参加。因为我母亲的丧事。哎！这些人都没了，都走了。
不过，到北京是我一直的期待，登上长城是我的心愿，这个实现了！我去北京，除了送信，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去长城。我是一直想去北京，一直没有去成，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送完信以后，就是要去登长城，什么颐和园、博物馆啊我都没去，连故宫我都没去，我主要是去看长城。那个时候的长城，还比较古朴，也没有什么人。我喜欢历史，研究半两钱，对始皇帝有特别的关注，所以对长城特别向往，我第一次去长城的感受也很特别。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上去、能够在有生之年登上长城啊！
共产党国民党，我都不偏向，中国就是要统一
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再次合作，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如果有人问我现在是偏向共产党呢，还是偏向国民党呢？我讲这个东西很难说，我父亲当时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没有偏向，两个方面都不得罪。所以，我也对两个党都不偏向。你说国民党好吧，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要真的考虑到中国的事情，就应该统一，这是归根结底的、将来一定的趋势。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是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共产党也有共产党的失误，我认为共产党现在应该统一台湾，现在再不统一，将来统一就很困难了，要死很多人，越早解决台湾问题越好，现在说统一中国还有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问题，个别国家都不希望看见中国统一的版图，他们害怕中国真的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