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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校园枪击案后，发表了他们的结论：公众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情绪反应是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离灾区越近的人越悲伤，离灾区越远的人越愤怒。这一结论建立在利用推特进行资料收集的大数据基础上，科学家们称这一级别的灾难性事件为国难。
天津塘沽的爆炸，堪当国难。事件所带来的大面积的心理冲击，因地因时而异。其中，位于灾难核心区域的天津民众，此时的主导情绪是悲伤、脆弱，按照一般的心理規律，他们的情绪一方面像婴儿一样需要照顾、陪伴，以及来自资源保障方的敏锐的响应;另一方面，又像老人一样回归到最原始的僵化状态。根据危机僵化理论，为了最大程度保全精神和体力，维持快速的反应，重创之后的人会倾向于使用最为保守、传统、熟悉的个人和集体文化模式，这是幸存者必然的防御方式。因此，对于本地的民众和官员，在本能地使用原始反应模式时，很可能也会表现出原始文化的缺陷。
对于核心圈以外的人们，共享的群体情绪中最主导的，或许是愤怒和焦虑。这一次事件后的舆论反应中，明确出现了一个反煽情的共识，从个人账号到官方媒体都力挺或默认了，这大概是第一次。人们怕过分煽情会浇熄愤怒。愤怒没头没脑地沉默掉，这样的情况，已经在以往不止一次发生过。
表达愤怒究竟有没有意义？首先来看看愤怒于个体的影响。国内研究者曾经对婴儿进行过分组实验，来考察表达愤怒或压抑愤怒后婴儿进行认知操作任务的成绩，结果是前者优于后者。研究者认为，愤怒只要不是超强或过弱的，就大体对认知活动有良性作用。愤怒具有很强的紧张度，它们一旦被释放，怒的负性作用就会被大大减轻或消失。身体反应上，发怒对血压的影响也小于制怒。能由衷地感到幸福当然最好，如果已经愤怒，表达强于压抑。一个人长期感到愤怒而表达不能，可能会招来大病，由一群长期愤怒而表达不能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其行为也可能越来越弱智，从而丧失人类认知的一般水准。
愤怒属于高度激活的体验，它与自我价值有关，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贬低、被无视的时候，由愤怒促发的行动，不是逃跑，而是迎击，这可以有效提升自我价值。心理学研究表明，与厌恶、轻蔑比，只有愤怒能够使人积极行动起来，有效抵制侵害。中国人本身就很幽默，会苦中作乐，天津人更不在话下，这次惊天一爆，已经衍生出不少搞笑段子，或许这些段子一时可以驱散愁云，但也可能像煽情一样煽掉愤怒。对于社会顽疾，讥诮的、犬儒的态度，情绪等级上确实高级，但其价值总抵不上“低级”的原始的愤怒。
群体愤怒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研究表明，社会情绪反应能够显著影响社会行动的效能与坚持意愿。“如果自发的集体行为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和管理层面，这些行为将由于没有得到积极强化而趋于消失，但是公众的情绪反应则是坚持意愿的重要动力。”在所有推动群体福祉的社会行为中，条件越不成熟，过程越曲折，越需要保持愤怒而不是保持幽默。
国难当中，最愤怒的人可能远非真实处境最可怜或被实际剥夺最狠的人，包括那些生命都被剥夺的罹难者的家人。最愤怒的人，可能是相对剥夺感最重、在对比之下不公正感最强的一些人，这些人如果聚集形成了“我们”的概念，经过工具理性的评估，是最有可能做出实际行动的。工具理性包括这样三个问题：如果自身参与，估计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该行动的成功;如果很多人参与，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工具理性乘以对行动的主观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做出行动的第三个动机支点，其余的两个支点，一是群体认同，所谓“我们”的概念，二就是群体愤怒。
对于“我们”，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并非互相干扰或平行的两条线索，二者完全可以联手共同促进集体行动。有研究表明，是内在责任感将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中高权力感和高能力感的个体拥有更强烈的群体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本群体或其他群体成员，所以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来改变群体的不良处境。比如亲身参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或者亲身参与小区的业主维权行动时，“被选中”者，往往是那些保持愤怒的精英。
天津塘沽的爆炸，堪当国难。事件所带来的大面积的心理冲击，因地因时而异。其中，位于灾难核心区域的天津民众，此时的主导情绪是悲伤、脆弱，按照一般的心理規律，他们的情绪一方面像婴儿一样需要照顾、陪伴，以及来自资源保障方的敏锐的响应;另一方面，又像老人一样回归到最原始的僵化状态。根据危机僵化理论，为了最大程度保全精神和体力，维持快速的反应，重创之后的人会倾向于使用最为保守、传统、熟悉的个人和集体文化模式，这是幸存者必然的防御方式。因此，对于本地的民众和官员，在本能地使用原始反应模式时，很可能也会表现出原始文化的缺陷。
对于核心圈以外的人们，共享的群体情绪中最主导的，或许是愤怒和焦虑。这一次事件后的舆论反应中，明确出现了一个反煽情的共识，从个人账号到官方媒体都力挺或默认了，这大概是第一次。人们怕过分煽情会浇熄愤怒。愤怒没头没脑地沉默掉，这样的情况，已经在以往不止一次发生过。
表达愤怒究竟有没有意义？首先来看看愤怒于个体的影响。国内研究者曾经对婴儿进行过分组实验，来考察表达愤怒或压抑愤怒后婴儿进行认知操作任务的成绩，结果是前者优于后者。研究者认为，愤怒只要不是超强或过弱的，就大体对认知活动有良性作用。愤怒具有很强的紧张度，它们一旦被释放，怒的负性作用就会被大大减轻或消失。身体反应上，发怒对血压的影响也小于制怒。能由衷地感到幸福当然最好，如果已经愤怒，表达强于压抑。一个人长期感到愤怒而表达不能，可能会招来大病，由一群长期愤怒而表达不能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其行为也可能越来越弱智，从而丧失人类认知的一般水准。
愤怒属于高度激活的体验，它与自我价值有关，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贬低、被无视的时候，由愤怒促发的行动，不是逃跑，而是迎击，这可以有效提升自我价值。心理学研究表明，与厌恶、轻蔑比，只有愤怒能够使人积极行动起来，有效抵制侵害。中国人本身就很幽默，会苦中作乐，天津人更不在话下，这次惊天一爆，已经衍生出不少搞笑段子，或许这些段子一时可以驱散愁云，但也可能像煽情一样煽掉愤怒。对于社会顽疾，讥诮的、犬儒的态度，情绪等级上确实高级，但其价值总抵不上“低级”的原始的愤怒。
群体愤怒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研究表明，社会情绪反应能够显著影响社会行动的效能与坚持意愿。“如果自发的集体行为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和管理层面，这些行为将由于没有得到积极强化而趋于消失，但是公众的情绪反应则是坚持意愿的重要动力。”在所有推动群体福祉的社会行为中，条件越不成熟，过程越曲折，越需要保持愤怒而不是保持幽默。
国难当中，最愤怒的人可能远非真实处境最可怜或被实际剥夺最狠的人，包括那些生命都被剥夺的罹难者的家人。最愤怒的人，可能是相对剥夺感最重、在对比之下不公正感最强的一些人，这些人如果聚集形成了“我们”的概念，经过工具理性的评估，是最有可能做出实际行动的。工具理性包括这样三个问题：如果自身参与，估计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该行动的成功;如果很多人参与，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工具理性乘以对行动的主观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做出行动的第三个动机支点，其余的两个支点，一是群体认同，所谓“我们”的概念，二就是群体愤怒。
对于“我们”，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并非互相干扰或平行的两条线索，二者完全可以联手共同促进集体行动。有研究表明，是内在责任感将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中高权力感和高能力感的个体拥有更强烈的群体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本群体或其他群体成员，所以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来改变群体的不良处境。比如亲身参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或者亲身参与小区的业主维权行动时，“被选中”者，往往是那些保持愤怒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