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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巴基斯坦空军8架枭龙战机随即升空，在专机两侧全程护航。
在外交上，出动战机护航是最高礼遇的一种。应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邀请，习近平对巴基斯坦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枭龙’是中巴联合投资的，本身就体现了中巴合作的深入。”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孙玉玺说。1988至1991年，孙玉玺曾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担任政治处主任一职。
孙玉玺所称的“枭龙”，全名为“枭龙/FC-1战斗机”，即巴基斯坦所称的“JF-17雷电战斗机”。这款中巴联合研制的轻型战斗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见证之一。
因为中方编号为FC-1，“枭龙”战斗机被军事发烧友戏称为“发财”。为巴基斯坦空军量身打造的“枭龙”，是中国军工企业第一款中外合作研发并至今专供出口的战斗机。
“这是一次革命。”“枭龙”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曾如此评价“枭龙”的出世。而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研制飞机，在中国也是第一次。
在“枭龙”之前，中国军机的研制都遵从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由空军提出要求，国家定型号、拨经费。“枭龙”则彻底突破了这种模式，独创了“四共”原则，即“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1999年，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研制“超七”飞机。直到2007年交付巴基斯坦空军，这8年历程在业内被称为“4年研制、4年试飞”。2004年，“超七”飞机被正式重新命名为“枭龙/FC-1”飞机，巴方则称其为“JF-17雷电战斗机”。
“但实际上，‘枭龙’的发展历史远不止是这8年。”资深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傅前哨曾在空军担任过机械师，后长期关注和参与军机设计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屡有冲突。印度空军大量装备米格-21比斯、米格-23等第三代战斗机，并开始与俄罗斯洽谈引进米格-29等第四代战斗机。而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主要由中方提供的歼-6和歼-7战斗机虽然在其实际操作中受到好评，但形势所需，其战斗机的更新换代提上日程。
“虽然歼-7在二代机中算是优秀的，飞得很高很快，高度一万八（千米），速度是超音速的两倍。但跟三代机相比，弱点也很明显，最大缺点是‘近视’，雷达的探测距离近，另外，‘腿短力量小’，飞行距离不远，机载武器有限。” 傅前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鉴于中巴合作良好，巴基斯坦向中国建议合作开发新式轻型战斗机，最初构想是在歼-7M的基础上，保留优点，改良性能。中方编号定为歼-7CP，C代表中国，P代表巴基斯坦，而巴方则称为SABER II（“佩刀Ⅱ”）。后来屡经波折的“超七”计划，即起源于此。
与印度冲突不断，让巴基斯坦战斗机升级计划日益迫切，而频发的冲突也拖累了经济的发展，导致研发经费捉襟见肘，巴方希望通过海外军事援助来弥补经费上的短缺。
彼时，中国在发动机研制方面还相对落后，一时之间做不到靠自主研发克服因飞机结构改动造成的机重增加、阻力增大的问题。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处于不断改善的时期，军事交流也开始增多。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主要航空航天器制造商之一的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深度介入了中巴之间的合作，提出将F-20战斗机的机头接到歼-7M机身的计划，但该方案要么性能上达不到巴方的要求，要么造价上远超出巴方的预算，导致巴基斯坦只好放弃了SABER II计划，替代以一个新的“高低配”方案：直接采购美国的F-16战斗机，并大量增购歼-7M。
1993年，一波三折的中国“超七”计划正式立项。更早前，巴基斯坦也重新表现出对这一计划的兴趣，中巴双方的初步合作意向在1992年就达成，此后经过7年“马拉松式”磋商和谈判，双方最终于1999年初签署正式合作协议，意味着后来更名为“枭龙”的这一中巴合作项目由此正式开启。
彼时的巴基斯坦，一方面与印度关系又趋紧张，另一方面因为其1998年的核试验，也面临着西方实施武器禁运的制裁。
签署合作协议并不意味着中巴双方对于具体方案没有争议和分歧。据《四川日报》报道，双方曾因为飞机使用何种航电系统而僵持不下，巴方提出装配西方先进的航电系统，中方则推荐国产航电设备。直到2001年，双方才达成折中意见：飞机研制分步走，先用简单航电让飞机上天，这就有了后来01架、02架、03架、04架的“分步战略”。
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亮相英国范堡罗航空航天展。图/CFP
2006年，全状态“枭龙”04架战机首飞成功后，“枭龙”随即进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进的生产线，开始批量生产，并向巴基斯坦出口。3年后，“枭龙”正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
但作为军机最核心的部件，依赖进口技术的发动机在2007年再度成为掣肘。这年8月，由于俄罗斯禁止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装有俄罗斯产发动机的战机，巴方将3月份移交的两架“枭龙”战斗机退回中国。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2012年11月的报道，迫于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宿敌印度的压力，为保住其在印度的军火市场，俄罗斯要求中巴终止“枭龙”贸易，不允许中国将装载有俄制发动机的“枭龙”出售给巴基斯坦。
早期，“超七”计划因为美国制裁而中止，后又有俄罗斯叫停事件，使得发动机国产化的重要性再度凸显。
“中国军机的研发，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是发动机。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免要时常受制于人。”傅前哨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如今，中国在军机动力装置的研发上已转变了方向，投入了更多资金和人力。过去中国在这方面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不够，采取发动机和飞机捆在一起研发的方式，但实际上发动机的研发周期要比飞机长得多。
在外交上，出动战机护航是最高礼遇的一种。应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邀请，习近平对巴基斯坦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枭龙’是中巴联合投资的，本身就体现了中巴合作的深入。”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孙玉玺说。1988至1991年，孙玉玺曾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担任政治处主任一职。
孙玉玺所称的“枭龙”，全名为“枭龙/FC-1战斗机”，即巴基斯坦所称的“JF-17雷电战斗机”。这款中巴联合研制的轻型战斗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见证之一。
首款出口战斗机
因为中方编号为FC-1，“枭龙”战斗机被军事发烧友戏称为“发财”。为巴基斯坦空军量身打造的“枭龙”，是中国军工企业第一款中外合作研发并至今专供出口的战斗机。
“这是一次革命。”“枭龙”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曾如此评价“枭龙”的出世。而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研制飞机，在中国也是第一次。
在“枭龙”之前，中国军机的研制都遵从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由空军提出要求，国家定型号、拨经费。“枭龙”则彻底突破了这种模式，独创了“四共”原则，即“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1999年，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研制“超七”飞机。直到2007年交付巴基斯坦空军，这8年历程在业内被称为“4年研制、4年试飞”。2004年，“超七”飞机被正式重新命名为“枭龙/FC-1”飞机，巴方则称其为“JF-17雷电战斗机”。
“但实际上，‘枭龙’的发展历史远不止是这8年。”资深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傅前哨曾在空军担任过机械师，后长期关注和参与军机设计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屡有冲突。印度空军大量装备米格-21比斯、米格-23等第三代战斗机，并开始与俄罗斯洽谈引进米格-29等第四代战斗机。而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主要由中方提供的歼-6和歼-7战斗机虽然在其实际操作中受到好评，但形势所需，其战斗机的更新换代提上日程。
“虽然歼-7在二代机中算是优秀的，飞得很高很快，高度一万八（千米），速度是超音速的两倍。但跟三代机相比，弱点也很明显，最大缺点是‘近视’，雷达的探测距离近，另外，‘腿短力量小’，飞行距离不远，机载武器有限。” 傅前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鉴于中巴合作良好，巴基斯坦向中国建议合作开发新式轻型战斗机，最初构想是在歼-7M的基础上，保留优点，改良性能。中方编号定为歼-7CP，C代表中国，P代表巴基斯坦，而巴方则称为SABER II（“佩刀Ⅱ”）。后来屡经波折的“超七”计划，即起源于此。
发动机之困
与印度冲突不断，让巴基斯坦战斗机升级计划日益迫切，而频发的冲突也拖累了经济的发展，导致研发经费捉襟见肘，巴方希望通过海外军事援助来弥补经费上的短缺。
彼时，中国在发动机研制方面还相对落后，一时之间做不到靠自主研发克服因飞机结构改动造成的机重增加、阻力增大的问题。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处于不断改善的时期，军事交流也开始增多。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主要航空航天器制造商之一的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深度介入了中巴之间的合作，提出将F-20战斗机的机头接到歼-7M机身的计划，但该方案要么性能上达不到巴方的要求，要么造价上远超出巴方的预算，导致巴基斯坦只好放弃了SABER II计划，替代以一个新的“高低配”方案：直接采购美国的F-16战斗机，并大量增购歼-7M。
1993年，一波三折的中国“超七”计划正式立项。更早前，巴基斯坦也重新表现出对这一计划的兴趣，中巴双方的初步合作意向在1992年就达成，此后经过7年“马拉松式”磋商和谈判，双方最终于1999年初签署正式合作协议，意味着后来更名为“枭龙”的这一中巴合作项目由此正式开启。
彼时的巴基斯坦，一方面与印度关系又趋紧张，另一方面因为其1998年的核试验，也面临着西方实施武器禁运的制裁。
签署合作协议并不意味着中巴双方对于具体方案没有争议和分歧。据《四川日报》报道，双方曾因为飞机使用何种航电系统而僵持不下，巴方提出装配西方先进的航电系统，中方则推荐国产航电设备。直到2001年，双方才达成折中意见：飞机研制分步走，先用简单航电让飞机上天，这就有了后来01架、02架、03架、04架的“分步战略”。
2006年，全状态“枭龙”04架战机首飞成功后，“枭龙”随即进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进的生产线，开始批量生产，并向巴基斯坦出口。3年后，“枭龙”正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
但作为军机最核心的部件，依赖进口技术的发动机在2007年再度成为掣肘。这年8月，由于俄罗斯禁止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装有俄罗斯产发动机的战机，巴方将3月份移交的两架“枭龙”战斗机退回中国。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2012年11月的报道，迫于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宿敌印度的压力，为保住其在印度的军火市场，俄罗斯要求中巴终止“枭龙”贸易，不允许中国将装载有俄制发动机的“枭龙”出售给巴基斯坦。
早期，“超七”计划因为美国制裁而中止，后又有俄罗斯叫停事件，使得发动机国产化的重要性再度凸显。
“中国军机的研发，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是发动机。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免要时常受制于人。”傅前哨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如今，中国在军机动力装置的研发上已转变了方向，投入了更多资金和人力。过去中国在这方面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不够，采取发动机和飞机捆在一起研发的方式，但实际上发动机的研发周期要比飞机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