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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模式无疑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像为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离不开文化和精神的支撑。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动力
近年来，世人在持续关注中国模式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和研究造就这一模式的内在动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中国模式无疑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像为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离不开文化和精神的支撑。用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的话说就是“在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
实践理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传统，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比较，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传统儒学，更注重通过现世生活的满足赢得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把所谓来世看作终极目标。这种偏于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虽有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上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力。罗荣渠认为，儒教是世俗化的人生哲学，维护皇权秩序的政治学说，也包括规范化的生活方式信条等等，具有实践理性的内涵。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有的是实用理性，这种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这种实践理性的精神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反映为一些突出的人文特征，诸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稳健务实、通权达变、邻里互助等等。最早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柏·雷默把中国模式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特质。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大量地表现在市井百姓的伦常日用中，在决策者那里也能得到深刻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文化实践理性的再现。
忧患意识。黑格尔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早熟的文明形态，其突出表现是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具备了辩证看待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盈与亏的生存智慧。有学者指出，忧患意识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与勤劳奋进的社会意识。正是争取民族生存的强烈意识产生强大的民族适应力和内聚力，这构成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启动以及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民族忧患意识，从毛泽东的“落后就要挨打”，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胡锦涛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两个务必，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忧患意识内涵是谦虚谨慎而又努力向学的民族性格。鸦片战争以来，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直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之处，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谦卑好学的特点一方面是民族性格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自信。
隐忍气度。中国文化讲究外圆内方、刚柔兼济。《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古训。在为人处事上，中国人既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也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既能顾全大局、体谅他人，也能忍无可忍、后发制人。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指的是中国人往往越是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容易迸发出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西方学者Thomas Gold在《东亚新兴国对发展理论的挑战》一书中认为，“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他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所没有的努力，也使得东亚国家将其有限的资源作最佳的利用，而导致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
天下情怀。注重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主张生命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社会里才能实现，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群体优先的社会伦理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作为“道统”的担当者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实际上发挥着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角色，而“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则更是集中展现了古代士人一脉相承的人生追求。这种精神在近代以来中国寻求自立自强的历史进程中集中体现为民族主义运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有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走向崛起的历史进程后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尽管灾难深重，不仅没有因此沉沦和消亡，反而屡屡从困境中奋起，秘密大概就在于这个民族特别是其优秀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应有的道义担当。
民本政治。“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等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为古代政治传承的根本价值之维。近代以来，受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皇权政治结构虽已分崩离析，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亦不复存在，但这种植根于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民本政治传统，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甚至对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相比较，虽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但谁又能否认今天的“以人为本”不是历史上“以民为本”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呢?!
平等追求。平等观念并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内涵有所不同罢了。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平等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且流派众多，譬如，墨子主张无差别的人类博爱，而孔子则强调爱有差等。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想方设法把阶级阶层间的差别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否则将引起激烈的阶级冲突乃至社会瓦解。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作为源于同时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作为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者，表现在“平等”上当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认识水平，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完全新型的平等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并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崛起中的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国际交往观，固然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但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平等追求这一价值理想的最好继承和弘扬。
重教传统。儒学宗师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有教无类”，开启了中国平民教育的先河。汉代推行的“举贤良”以及隋唐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则是把儒家教育思想体制化和制度化。儒家文化圈历来重视对子嗣的教育和培养，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而“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心”。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和普及教育就成为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学者指出，东亚虽然在现代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由于文化传统中对于教育的一贯重视，这对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在开放条件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起到了重大作用。
和谐理念。中道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深刻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有人把中道和谐的伦理价值观看作是只适合前现代社会，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现代性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在现代化阶段丧失时效，却完全可能在超越现代化阶段推陈出新，恢复活力，为全球性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做出重大贡献。实际上，不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既深刻继承了中道和谐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将其推上新的时代高度。
和平取向。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和平的文化，“崇德尚武”是其基本内涵。纵览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汉唐之所以威仪八面、四方来朝，根本上在于其统治阶层长期致力于内修外治、文治武功，而像南宋王朝虽有富甲天下的财力、空前繁荣的文化，但由于长期武功废弛，最终还是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秉承这一文化底蕴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称霸，它所开辟的必将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完全新型的大国崛起之路。当前，针对种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解、质疑和非议，迫切需要通过比较研究，全面、准确地总结和提炼出中国发展道路的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现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使越来越多的世人认识到：中国模式不仅是崇尚王道的五千年华夏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也是坚持以开放胸襟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良莠并存，当然不能简单视之，但中国模式的成功发展历程似乎也雄辩地说明，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宗法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而彻底消亡，其中有些内容伴随制度和环境的变迁而再次焕发生机和活力；文化传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激进主义态度有失公允，保守主义倾向亦不足取，惟有面向当下实践，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才能使得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动力
近年来，世人在持续关注中国模式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和研究造就这一模式的内在动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中国模式无疑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像为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离不开文化和精神的支撑。用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的话说就是“在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
实践理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传统，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比较，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传统儒学，更注重通过现世生活的满足赢得人生的幸福，从来不把所谓来世看作终极目标。这种偏于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虽有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上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力。罗荣渠认为，儒教是世俗化的人生哲学，维护皇权秩序的政治学说，也包括规范化的生活方式信条等等，具有实践理性的内涵。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有的是实用理性，这种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这种实践理性的精神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反映为一些突出的人文特征，诸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稳健务实、通权达变、邻里互助等等。最早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柏·雷默把中国模式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特质。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大量地表现在市井百姓的伦常日用中，在决策者那里也能得到深刻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文化实践理性的再现。
忧患意识。黑格尔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早熟的文明形态，其突出表现是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具备了辩证看待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盈与亏的生存智慧。有学者指出，忧患意识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与勤劳奋进的社会意识。正是争取民族生存的强烈意识产生强大的民族适应力和内聚力，这构成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启动以及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民族忧患意识，从毛泽东的“落后就要挨打”，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胡锦涛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两个务必，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忧患意识内涵是谦虚谨慎而又努力向学的民族性格。鸦片战争以来，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直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之处，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谦卑好学的特点一方面是民族性格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自信。
隐忍气度。中国文化讲究外圆内方、刚柔兼济。《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古训。在为人处事上，中国人既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也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既能顾全大局、体谅他人，也能忍无可忍、后发制人。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指的是中国人往往越是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容易迸发出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西方学者Thomas Gold在《东亚新兴国对发展理论的挑战》一书中认为，“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他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所没有的努力，也使得东亚国家将其有限的资源作最佳的利用，而导致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
天下情怀。注重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主张生命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社会里才能实现，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群体优先的社会伦理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作为“道统”的担当者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实际上发挥着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角色，而“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则更是集中展现了古代士人一脉相承的人生追求。这种精神在近代以来中国寻求自立自强的历史进程中集中体现为民族主义运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有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走向崛起的历史进程后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尽管灾难深重，不仅没有因此沉沦和消亡，反而屡屡从困境中奋起，秘密大概就在于这个民族特别是其优秀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应有的道义担当。
民本政治。“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等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为古代政治传承的根本价值之维。近代以来，受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皇权政治结构虽已分崩离析，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亦不复存在，但这种植根于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民本政治传统，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甚至对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相比较，虽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但谁又能否认今天的“以人为本”不是历史上“以民为本”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呢?!
平等追求。平等观念并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内涵有所不同罢了。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平等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且流派众多，譬如，墨子主张无差别的人类博爱，而孔子则强调爱有差等。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想方设法把阶级阶层间的差别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否则将引起激烈的阶级冲突乃至社会瓦解。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作为源于同时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作为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者，表现在“平等”上当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认识水平，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完全新型的平等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并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崛起中的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国际交往观，固然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但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平等追求这一价值理想的最好继承和弘扬。
重教传统。儒学宗师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有教无类”，开启了中国平民教育的先河。汉代推行的“举贤良”以及隋唐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则是把儒家教育思想体制化和制度化。儒家文化圈历来重视对子嗣的教育和培养，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而“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心”。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和普及教育就成为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学者指出，东亚虽然在现代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由于文化传统中对于教育的一贯重视，这对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在开放条件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起到了重大作用。
和谐理念。中道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深刻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有人把中道和谐的伦理价值观看作是只适合前现代社会，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现代性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在现代化阶段丧失时效，却完全可能在超越现代化阶段推陈出新，恢复活力，为全球性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做出重大贡献。实际上，不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既深刻继承了中道和谐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将其推上新的时代高度。
和平取向。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和平的文化，“崇德尚武”是其基本内涵。纵览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汉唐之所以威仪八面、四方来朝，根本上在于其统治阶层长期致力于内修外治、文治武功，而像南宋王朝虽有富甲天下的财力、空前繁荣的文化，但由于长期武功废弛，最终还是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秉承这一文化底蕴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称霸，它所开辟的必将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完全新型的大国崛起之路。当前，针对种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解、质疑和非议，迫切需要通过比较研究，全面、准确地总结和提炼出中国发展道路的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现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使越来越多的世人认识到：中国模式不仅是崇尚王道的五千年华夏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也是坚持以开放胸襟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良莠并存，当然不能简单视之，但中国模式的成功发展历程似乎也雄辩地说明，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宗法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而彻底消亡，其中有些内容伴随制度和环境的变迁而再次焕发生机和活力；文化传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激进主义态度有失公允，保守主义倾向亦不足取，惟有面向当下实践，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才能使得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结合、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