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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今天的读者也许已很难想象。
用一句老话来说：“余生也晚。”这三家书店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状况，我没有亲身经历。可是，六十五六年前，也就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进大学读书前后的情景，却宛在眼前。
那时候，我和周围许多同学几乎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这三家书店的书籍，远比学校里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影响也要深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确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是因为人们头脑里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渴望能找到明白而有系统的解答。这三家书店的书籍正适应了这种需要。
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这就得把话说得稍远一点。我是在曾成为沦陷区的上海长大的。抗战胜利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相信共产党，倒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抗战一胜利，上海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都并列地排着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艾德礼的照片，称为“四大领袖”，还用长管的日光灯摆成“V”字形，表示庆祝胜利。看到了心里真是兴奋，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真是扬眉吐气。蒋介石到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演讲，我挤在几万人中去听。那时扩音机效果很差，一句话也听不清，但他挥动戴白手套的手讲话的情形至今如在眼前。但人们态度的变化太快了。国民党大小官员的“接收”成了“劫收”。他们有从天上飞来的，有从“地下”钻出来的，忙于“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就丧尽民心。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愿望发动全面内战，更使人们感到极大焦虑。多少人从对他们怀着满腔热望，到失望，再到绝望，这中间的反差实在太大，因而格外感到痛苦。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为许许多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苦恼，正在努力寻求答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出版的图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读者的这种迫切需要。
我在中学读书时，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纲鉴易知录》算是入门书。平时，除了跑四马路（福州路）的大书店外，更喜欢逛旧书店。那时在王家沙（今南京西路上）有四五家旧书店靠在一起，四马路和其他地方也有。有的路边还有旧书摊。那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是最大的乐趣。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陶菊隐的《吴佩孚将军传》、罗元鲲（后来才知道，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史》、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等，都是中学时代在旧书店买来读的，激起我对中国近代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那时在梦中（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次）常见到在旧书店的冷角落里忽然发现一本好书，就惊醒过来，可见痴迷之深。考大学时，明知读历史的将来很难找工作，“毕业即失业”，但那时年轻，顾不了那么多，还是读了复旦大学的历史系。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毕竟胜过了个人的兴趣。如果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还有什么个人兴趣可言？于是，读报纸和杂志的时间多起来了。报纸，读过《新华日报》（记得那时的发行地点是朱葆三路，现在不知道叫什么路名）但不久就看不到了；以后读《文汇报》，到一九四七年也给国民党当局封掉了；再后只能读《大公报》。杂志，读得就多了，如《文萃》、《民主》、《周报》、《时与文》、《观察》、《国讯》、《展望》等；到复旦大学读书后，还可以从进步同学控制的新闻馆看到从香港偷偷运来的、经过伪装（如封面是《茶亭杂话》等）的《群众》周刊。
报纸和杂志给了我许多知识，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但它的篇幅终究有限，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寻根究底，读书的兴趣就转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抗战一胜利，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都从大后方来到上海。生活书店在重庆南路（原来叫吕班路）一处公寓楼租了它的底层作为门市部。那里比较宽敞明亮，书是开架的，我常去，有时可以拿本书坐在墙角处看上一天，店员也不会赶你。上世纪六十年代见到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蔡学昌，他说那时就在这里工作，只是当时彼此不相识。新知书店在四川路桥邮局对面，门面小得多，常挤满了人，那是我上学必经的地方，去得也多。读书出版社在上海没有门市部，但出的书还是能买到的。当时我所读的书，大多是这三家书店出版的，远比大学课堂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
举例来说，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到“大学丛书”，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我大多读过。读书出版社的书也读了不少。许涤新、薛暮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胡绳、华岗、艾思奇、李达等，我几乎都是读这些书才了解他们并熟悉起来的。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些书的重要内容以至封面样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在眼前。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领域的大师，但文字都明白如话，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使青年人能够读懂，就像听长者在同你敞开胸扉谈心。胡绳后来对我说过：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办杂志，写文章就得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讨论问题，如果写得干巴巴的或者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谁还会看你所写的东西？他所说的实在是很好的值得提倡的文风。
这些书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比起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来，它给我的知识更加系统，告诉我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许多基本的道理。那时，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有朦胧的向往，但只是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系统地读了这些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深信它有着严密的科学作为基础，这种信念才会在头脑里扎下根来。
回想起来，我懂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早主要是靠这三家出版社那些书打下的基础。接受这些，不是别人硬灌输给你，而是自己经过摸索、比较后选择的。由于那时正处在青年时期，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它的影响可以说在自己头脑里根深蒂固，终身受益。
用一句老话来说：“余生也晚。”这三家书店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状况，我没有亲身经历。可是，六十五六年前，也就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进大学读书前后的情景，却宛在眼前。
那时候，我和周围许多同学几乎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这三家书店的书籍，远比学校里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影响也要深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确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是因为人们头脑里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渴望能找到明白而有系统的解答。这三家书店的书籍正适应了这种需要。
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这就得把话说得稍远一点。我是在曾成为沦陷区的上海长大的。抗战胜利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相信共产党，倒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抗战一胜利，上海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都并列地排着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艾德礼的照片，称为“四大领袖”，还用长管的日光灯摆成“V”字形，表示庆祝胜利。看到了心里真是兴奋，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真是扬眉吐气。蒋介石到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演讲，我挤在几万人中去听。那时扩音机效果很差，一句话也听不清，但他挥动戴白手套的手讲话的情形至今如在眼前。但人们态度的变化太快了。国民党大小官员的“接收”成了“劫收”。他们有从天上飞来的，有从“地下”钻出来的，忙于“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就丧尽民心。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愿望发动全面内战，更使人们感到极大焦虑。多少人从对他们怀着满腔热望，到失望，再到绝望，这中间的反差实在太大，因而格外感到痛苦。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为许许多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苦恼，正在努力寻求答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出版的图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读者的这种迫切需要。
我在中学读书时，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纲鉴易知录》算是入门书。平时，除了跑四马路（福州路）的大书店外，更喜欢逛旧书店。那时在王家沙（今南京西路上）有四五家旧书店靠在一起，四马路和其他地方也有。有的路边还有旧书摊。那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是最大的乐趣。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陶菊隐的《吴佩孚将军传》、罗元鲲（后来才知道，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史》、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等，都是中学时代在旧书店买来读的，激起我对中国近代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那时在梦中（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次）常见到在旧书店的冷角落里忽然发现一本好书，就惊醒过来，可见痴迷之深。考大学时，明知读历史的将来很难找工作，“毕业即失业”，但那时年轻，顾不了那么多，还是读了复旦大学的历史系。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毕竟胜过了个人的兴趣。如果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还有什么个人兴趣可言？于是，读报纸和杂志的时间多起来了。报纸，读过《新华日报》（记得那时的发行地点是朱葆三路，现在不知道叫什么路名）但不久就看不到了；以后读《文汇报》，到一九四七年也给国民党当局封掉了；再后只能读《大公报》。杂志，读得就多了，如《文萃》、《民主》、《周报》、《时与文》、《观察》、《国讯》、《展望》等；到复旦大学读书后，还可以从进步同学控制的新闻馆看到从香港偷偷运来的、经过伪装（如封面是《茶亭杂话》等）的《群众》周刊。
报纸和杂志给了我许多知识，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但它的篇幅终究有限，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寻根究底，读书的兴趣就转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抗战一胜利，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都从大后方来到上海。生活书店在重庆南路（原来叫吕班路）一处公寓楼租了它的底层作为门市部。那里比较宽敞明亮，书是开架的，我常去，有时可以拿本书坐在墙角处看上一天，店员也不会赶你。上世纪六十年代见到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蔡学昌，他说那时就在这里工作，只是当时彼此不相识。新知书店在四川路桥邮局对面，门面小得多，常挤满了人，那是我上学必经的地方，去得也多。读书出版社在上海没有门市部，但出的书还是能买到的。当时我所读的书，大多是这三家书店出版的，远比大学课堂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
举例来说，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到“大学丛书”，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我大多读过。读书出版社的书也读了不少。许涤新、薛暮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胡绳、华岗、艾思奇、李达等，我几乎都是读这些书才了解他们并熟悉起来的。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些书的重要内容以至封面样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在眼前。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领域的大师，但文字都明白如话，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使青年人能够读懂，就像听长者在同你敞开胸扉谈心。胡绳后来对我说过：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办杂志，写文章就得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讨论问题，如果写得干巴巴的或者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谁还会看你所写的东西？他所说的实在是很好的值得提倡的文风。
这些书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比起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来，它给我的知识更加系统，告诉我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许多基本的道理。那时，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有朦胧的向往，但只是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系统地读了这些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深信它有着严密的科学作为基础，这种信念才会在头脑里扎下根来。
回想起来，我懂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早主要是靠这三家出版社那些书打下的基础。接受这些，不是别人硬灌输给你，而是自己经过摸索、比较后选择的。由于那时正处在青年时期，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它的影响可以说在自己头脑里根深蒂固，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