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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陶勇：是傷者，但更是医生
“很有意思，学了医你就会觉得人体特别神奇。”聊起专业相关的内容时，陶勇的眼神突然明亮起来，“如果能治好疾病，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价值。”
陶勇为何会选择医学，又为何选择比较冷门的眼科专业，还得从他的童年说起。陶勇的家乡在江西省南城县，这里属于我国沙眼高发的地区，当地许多人都因沙眼而饱受折磨，其中也包括他的母亲。有一次，陶勇陪母亲到南昌看病，当目睹医生用针从母亲眼中挑出一粒粒白色的结石，母亲的痛苦得到缓解时，他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拥有目标的人总是更容易成功一些。”立志成为眼科医生的陶勇以高考省招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师从名医黎晓新教授。27岁博士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的陶勇与读书时一样，仍旧满怀着对医学的敬仰和一颗钻研之心。陶勇笑谈道，自己常常向学生们发出灵魂拷问：“我怎么感觉不到你对医学的热爱？”在他看来，有些学生和年轻医生对医学的热爱还远远不够。医学虽是一门专业，但更像是一种信仰，学医、治病、救人都能让热爱医学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这是从死神手中逃过一劫的陶医生在微博中写下的一句话，他告诉所有关心他的人，人生所经历的黑暗时刻并不会让他退缩和气馁，光明从不会畏惧黑暗，而他也即将重新开启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出院仅半个月，陶勇就已开始正常工作，处理医院文件、参加视频会议、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等，一项都没有耽误，甚至在空闲之余还会思考医院未来发展的相关事宜。陶勇曾在采访节目中笑着表示，手部受伤意味着放弃过去的生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自己治病救人，也不一定要在手术台上，做科研也是一种对医学的贡献。“医学不能只有‘术’来解决问题，它还得有‘道’来探索对事物的认知。如果我对医学的理解不能提高一个层次，我觉得就失去了当时学医的初衷。”陶勇如是说，“我原本的想法就是减少自己的手术量，将重心转到培养团队上去，帮助更多年轻医生去推动发展技术。”
“如果可以与自己和解，未来我一定能拥有美好和幸福;若未能与自己和解，我可能会生活在一片阴霾之中。”陶勇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人生转折，无愧为一位“强者”。陶医生担心自己受伤会耽误许多患者的治疗，因此他希望自己的角色快些从“伤者”回到“医者”，希望患者以后依旧可以认同他是位优秀的医生，依旧会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如今，陶勇已经回到自己热爱的岗位，继续为更多患者带来光明。
〇 与葡萄膜炎抗争的勇士
今年40岁的陶勇是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也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教授。他的专业是本就不属于热门的眼科，而主攻方向更是选择了冷门中的冷门——葡萄膜炎研究。学医从医的十几年间，他发表的SCI论文多达9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62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陶勇成了国内少数主攻葡萄膜炎的眼科专家。
“葡萄膜炎”是个大家族，种类繁多，病因相当复杂，造成葡萄膜炎的病因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有一百多种可能原因。患有葡萄膜炎的患者大都属于免疫力低下群体，常伴有很严重的并发症，治疗时稍不留神便会导致严重后果，轻则失明，重则失去生命。
如何及时找出病因？治疗方案怎么选？很多时候，针对不同病因的治疗方案不仅没有办法兼顾甚至截然相反，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失明，这也使得葡萄膜炎在致盲性眼病中“名列前茅”。而治疗的难度之大，让很多眼科医生望而却步，这却让陶勇激发了挑战的勇气。“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陶医生看来，医学是神圣的，离不开医者的不断思考和勇于尝试。疾病虽骇人，但更可怕的是无人愿意接近它，研究它，攻克它。患者需要治病，医生就要千方百计将病治好，要挑战别人治不好的病。陶勇面对复杂的病情和病因，就像是一位遇到复杂案件的侦探，爆发出十足的勇气和热情，抓住一个个线索抽丝剥茧，努力找到为患者保住视力的方法。陶勇这一干就是十数年，以患者为战友，共同在复杂的致盲性疾病面前“作战”，也积累下了海量的案例资料、分析经验，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藏在他的“记忆宫殿”中，时至今日，陶勇早已成为我国葡萄膜炎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许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来找他，“找到陶勇就有救了”在病友群中流传，对许多患者而言，陶勇仿佛是他们握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葡萄膜炎的发病和复发机制未被破解，预防和治疗的效果也很不理想，患者多为青壮年人群，其中包括一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癌症患者及肾移植患者，这种疾病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如何快速地找到葡萄膜炎的原因，是提高治疗效果的一个关键，陶勇一直试图做出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陶勇眼中的“开创性研究”，既是战胜疾病的未来之“道”，也是充满魅力、吸引着他去挑战的一条“勇士之路”，用于检测葡萄膜炎的“眼内液检测技术”算是他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一项。葡萄膜炎的检测以往以血液检测为主，但检查效率不高，现在通过抽取眼内约0.1毫升的液体进行检测，就可以迅速锁定病因。目前，全国已经有数万名患者通过“眼内液检测技术”快速确定了病因并得到治疗，这项技术无疑为葡萄膜炎患者和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带来了极大便利。2020年2月，陶勇在ICU脱离危险后，单手打字，完成了《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一书的最后章节。
由于“眼内液检测技术”仍属于一种微创检测，不是陶医生心中的完美检测手段，他便又着手于“无创泪液检测”的研究与开发，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大多数医生都明白葡萄膜炎领域的研究和工作有多困难，研究者太少，难度却很大;陶勇也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好走，投入多，回报少。他笑着承认，许多时候自己为患者所顾虑的事情都是“吃力不讨好”，有些患者不明白自己的病症有多严重，也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尽管如此，陶医生没有选择退避，困难的事情总得有人做， 别人不想接的患者，他愿意接;别人做不了的手术，他可以做。
“学医，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会做手术的大夫就行，我们要学会思考，要尝试做点别人没做过的事情。”陶勇的目光温柔而坚定。医学生入学之前的宣誓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陶勇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一个医者该有的样子。
〇 医者，仁爱之士也
在学术方面，陶医生无疑是位出类拔萃的医者，但与他精湛的专业技术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颗赤诚的医者仁心。
陶勇出诊时，患者们常常会一窝蜂地涌进诊室，挤在他的办公桌前，他不得不站起来维持秩序，一遍遍劝说患者按秩序排好队，告诉他们这样更能减少候诊的时间，并保证给大家都看完。陶勇知道，许多前来就诊的患者来自并不富裕的农村地区，不忍让他们白跑，更不忍心让他们白花“高昂”的挂号费。“我一般不限号，我的很多患者都是外地的，如果今天看不了，他们就要多花一天甚至几天的房费住在北京，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陶勇在接受采访时，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患者的关怀，他认为合格的医者，不会想从穷人手中“捞钱”，因为过不了自己内心那一关。
有位患儿的母亲在网上评价陶医生时写道：“孩子得了葡萄膜炎，排到号时已经九点钟了，陶主任还没有吃晚饭，一直在忙。为陶主任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为了多看一个患者，陶勇常常顾不上吃饭休息，甚至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当助手和护士们都已下班，陶勇也继续加班为患者做完检查，从早晨八点半一直工作到夜晚八九点，似乎已成为他的常态。
医生的工作必然无法与“轻松”联系在一起，陶勇几乎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从周一到周五，专家门诊、特需门诊、会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额外的时间里不仅要做科研，还要带学生，医院的各种会议也不能缺席，甚至周末也没有休息时间。在陶勇的同事眼中，他每天都像临上战场的军人，必须保持饱满的精神，时刻准备面对一场焦头烂额的“战斗”。医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职业，他们每天与疾病打交道，见证无数的悲欢离合，也看透了人间的生死相隔。问起陶勇如何消除自己的“负能量”，他说患者给他的“感动”就是最好的良药，来复查的患者带来了自家老母鸡下的鸡蛋，被治愈的重症患者带来了自己网店里卖的衣服，保住视力的老奶奶带来了自己亲手纳的鞋底……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却给了陶医生莫大的支撑，让他感到自己在治愈患者的同时，也成了“被患者治愈的医生”。
如果幸福指数的满分是 100分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陶医生毫不犹豫地回答：“ 98 分。”
〇 医生与患者 本不该有隔閡
很多人都担心陶医生在经历“黑暗”之后会放弃医疗岗位，或者事后的他会以一种片面的视角来看待医患关系，陶勇觉得这些担忧实为多虑了。在陶勇看来，“医生”与“患者”这两个角色其实很难从本质上将他们分开，两者本就该是一个整体，因为他们共同面对一个“敌人”，那就是疾病。陶医生认为医生与患者就如同一对“小两口”，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坎坷，若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够信任对方，各自藏有“小心思”的话，任何一点小坎坷都可能将这对“夫妻”拆散。医生与患者亦是如此，倘若医生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患者对自己的不信任，那么就很难齐心协力战胜病魔。
2020年11月2日的一则新闻，让陶勇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之中。他与北京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彩虹志愿服务队”服务项目正式启动，34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组成了“光明天使”团队，他们在医院为患者提供导诊、挂号、取药等基础服务，以及心理健康、知识科普等住院病房服务。
“我做过多年的志愿服务，到老少边穷地区做白内障手术，那是医院外的公益，但其实在医院里，视障患者就诊也需要关爱和照顾。”行医将近20年的陶勇了解医生的艰辛，也懂得患者的不易，成为患者之后的他，越发地体会到患者需要的不仅仅是针对疾病所做的治疗，还有贴近内心的人文关怀。很多人感觉医院是冷冰冰的，是充斥着消毒水味，是夹杂着疾病、病痛、细菌等负面词汇的，陶勇希望通过“彩虹志愿服务行动”，可以让患者们感受到温暖，打通两者之间的隔阂，让医院从此变得“光明”。
志愿者项目发起后，一位患儿的父亲立马报了名，陶医生亲切地称呼他“天赐爸爸”，两人已经相识11年了。当年，天赐爸爸带着患眼部恶性肿瘤的天赐到北京找陶医生寻求帮助，由于经济原因，天赐晚上只能和爸爸一起睡在火车站，陶勇得知父子俩的情况后，曾多次帮助过他们。如今，天赐已经在老家的盲人学校读六年级。
爱因斯坦说过，这个世界不存在黑暗，黑暗只是因为暂时缺少了光亮，只要我们用光亮填充黑暗，黑暗就会随之消失。医生犹如“光的传递者”，为患者带去生命的希望，陶勇并不是唯一，他的经历让他成为“特殊”的那一个，但他恰恰也是中国千万医者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