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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教育学的时候起，笔者就一直在设想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算是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者才能称得上是教育家。在教育史学的书籍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被称为教育家的名字，但史书上记载的主要是这些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并未直言他们的哪个或者哪些思想与实践造就其成了著名的教育家。总体而言，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就是教育家，只是知道哪些人被世人称为教育家。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家，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论语》二十章的内容也告诉世人：教育家必须要具有对话精神。这是孔子个人教育实践的成功，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
对“对话”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将对话作为教学的手段，二是将对话作为教学的原则。第一种理解的实质是对话方式在教学中的应用；第二种理解则是指体现现代对话精神的教学[1]。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出现了对话教学的萌芽，孔子时期就已经自觉运用了对话教学。本文主要研究孔子在教学实践中体现的对话精神，从而论证“教育家必须具有对话精神”。
一、对话的自觉运用
对话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得到自觉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教学效益。追问则是孔子对话教学较为明显的表现方式。
例一：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尤其病诸！”[2]
例一中子路和孔子是在讨论什么是君子的问题。《论语》中的子路是一个性格勇猛而豪爽的性情中人，于是孔子就告诉他，自我修身严肃认真、专重且使亲友安乐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但子路对孔子的回答不太满意，继续追问，孔子引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最终将人生修养的三个阶段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修己”、“安人”到“安百姓”的思想恰恰成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源头。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孔子和子路的这次对话具备极强的伦理学意义。
例二：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或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3]
子贡用连续追问的方式向孔子请教什么才算是“士”阶层的特征。孔子逐渐降低标准阐述“士”的行为尺度。国家使节性的荣辱意识与个人信用性的果决都可以看到孔子思想的伦理层次。
由此可知，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等级森严，民主精神并不是时代的主旋律，而孔子可以接受弟子的连续追问，并且能够自觉地运用“对话”作为直接性的教学手段，最终实现对学生道德的培育。在一个整体非对话的时代，孔子作为个体形态的教育家，拥有民主的作风和乐于与学生对话的情怀，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对话的精神品质
孔子在将“对话”作为教学手段的同时，也将“对话”作为自身教学的原则。基于“对话”原则的教育实践活动内化为具体的精神品质。恰恰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使孔子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家，成为公认的教育家。这涉及对话精神的价值问题。教育作为历史悠久的人类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一行业的精神品质。遗憾的是，今天的教育者几乎没有在教育精神层面付出较多的努力，这恰恰是当前时代人们很难见到真正教育家的原因。
《论语》作为中华教育的经典，是人们探索教育精神的入口。孔子身上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能够将对话精神融入到自身整体的教育实践中。这一融入过程具体表现为出自真诚理解的对话和根植生活实践的对话。
1.出自真诚理解的对话
熟读《论语》中的师生对话，人们可以发现孔子和学生之间的日常对话都是非常真诚的。学生向孔子敞开心扉，而孔子也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出来。例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坐在孔子旁边讨论各自的理想。子路希望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冉有则希望治理五六十里的小国，公西华则愿意做个带着礼服礼帽的小司仪。而曾晳则表达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孔子谓然叹曰：“吾与点也！”[4]师生之间的坦诚相待有利于彼此将内心的感受传达给对方，教师的主导作用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
此外，《论语》中更为直接地表现学生可以督促教师的行为举止。《论语·雍也篇》中提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这大概是学生子路对老师做了有悖于君子礼仪的事情而感到不高兴，作为老师的孔子能够放下身段来，发誓说：“如果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天会厌弃我！”可以想象孔子面对学生的感情时是多么的真实。孔子曾直言：“二三子以我有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6]教师的真情实感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老师，并在精神上得到熏陶。
2.根植生活实践的对话
孔子能够与学生进行日常对话，这其中孕育的深厚基础就是师生之间的共同生活。基于生活实践的对话可以还原成切实的生活场景，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有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观。《论语》中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内容或是对历史人物和当时政治家的政务活动与个人言论的探讨，或是涉及对学生生活品行和为人处世的评价，但更多的是师生之间有关修养品行和人格节操的交流。
《论语》中曾这样记载过，有一次，孔子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都病倒了，饿得不能起来。子路恼怒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面对学生对个人政治操守的质疑，孔子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7]孔子大概是要表达君子固然有困窘的时候，但君子在困窘时依旧可以保持很高的道德素养，而小人在困窘时便胡作非为了。这种极强的道德自律精神令喜怒现于外形的子路也甘愿心服。面对学生提出的有关道德概念的疑问，孔子的解答主要是立足于交友办事等实际生活，他的道德目标主要不在于让学生掌握道德的学问，而在于让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中践行道德原则。孔子一直强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要求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仁”与“礼”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道德范畴，而《论语》中几乎看不到孔子对其的大段演绎，更多的是孔子关于在不同的场合怎样可以做到“仁”和“礼”的观点。
三、结论
雅斯贝尔斯说过：“在教育中，教育和教学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关注这些关键问题，而少管一些细枝末节之事。”[8]然而，他仅从侧面强调了教育精神的重要性。教育者只有具备 教育精神，才具备了教育家的气质。
在对《论语》相关章节的解读过程，人们可以得知教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对话精神。这种对话精神一方面表现为自觉将对话作为教学手段来使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对话作为教学原则来使用。教育者一旦具备了对话精神，其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只有教育者的行为坚持了对话精神的两个维度，他们所进行的教育才会成为真正的教育。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践行对话精神的教学实践，方能把教育者带进教育家的行列。
几千年前，孔子用对话精神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用对话教学实践告诉人们“对话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至关重要。而“教育家必须具有对话精神”的理念也应该是这一时代对普通教育者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庆昌.对话教学初论[J].教育研究，2001（11）：65-69.
[2][3][4][5][6][7]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1、158、135、72、82、184.
[8]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孙建辉）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家，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论语》二十章的内容也告诉世人：教育家必须要具有对话精神。这是孔子个人教育实践的成功，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
对“对话”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将对话作为教学的手段，二是将对话作为教学的原则。第一种理解的实质是对话方式在教学中的应用；第二种理解则是指体现现代对话精神的教学[1]。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出现了对话教学的萌芽，孔子时期就已经自觉运用了对话教学。本文主要研究孔子在教学实践中体现的对话精神，从而论证“教育家必须具有对话精神”。
一、对话的自觉运用
对话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得到自觉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教学效益。追问则是孔子对话教学较为明显的表现方式。
例一：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尤其病诸！”[2]
例一中子路和孔子是在讨论什么是君子的问题。《论语》中的子路是一个性格勇猛而豪爽的性情中人，于是孔子就告诉他，自我修身严肃认真、专重且使亲友安乐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但子路对孔子的回答不太满意，继续追问，孔子引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最终将人生修养的三个阶段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修己”、“安人”到“安百姓”的思想恰恰成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源头。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孔子和子路的这次对话具备极强的伦理学意义。
例二：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或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3]
子贡用连续追问的方式向孔子请教什么才算是“士”阶层的特征。孔子逐渐降低标准阐述“士”的行为尺度。国家使节性的荣辱意识与个人信用性的果决都可以看到孔子思想的伦理层次。
由此可知，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等级森严，民主精神并不是时代的主旋律，而孔子可以接受弟子的连续追问，并且能够自觉地运用“对话”作为直接性的教学手段，最终实现对学生道德的培育。在一个整体非对话的时代，孔子作为个体形态的教育家，拥有民主的作风和乐于与学生对话的情怀，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对话的精神品质
孔子在将“对话”作为教学手段的同时，也将“对话”作为自身教学的原则。基于“对话”原则的教育实践活动内化为具体的精神品质。恰恰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使孔子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家，成为公认的教育家。这涉及对话精神的价值问题。教育作为历史悠久的人类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一行业的精神品质。遗憾的是，今天的教育者几乎没有在教育精神层面付出较多的努力，这恰恰是当前时代人们很难见到真正教育家的原因。
《论语》作为中华教育的经典，是人们探索教育精神的入口。孔子身上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能够将对话精神融入到自身整体的教育实践中。这一融入过程具体表现为出自真诚理解的对话和根植生活实践的对话。
1.出自真诚理解的对话
熟读《论语》中的师生对话，人们可以发现孔子和学生之间的日常对话都是非常真诚的。学生向孔子敞开心扉，而孔子也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出来。例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坐在孔子旁边讨论各自的理想。子路希望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冉有则希望治理五六十里的小国，公西华则愿意做个带着礼服礼帽的小司仪。而曾晳则表达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孔子谓然叹曰：“吾与点也！”[4]师生之间的坦诚相待有利于彼此将内心的感受传达给对方，教师的主导作用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
此外，《论语》中更为直接地表现学生可以督促教师的行为举止。《论语·雍也篇》中提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这大概是学生子路对老师做了有悖于君子礼仪的事情而感到不高兴，作为老师的孔子能够放下身段来，发誓说：“如果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天会厌弃我！”可以想象孔子面对学生的感情时是多么的真实。孔子曾直言：“二三子以我有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6]教师的真情实感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老师，并在精神上得到熏陶。
2.根植生活实践的对话
孔子能够与学生进行日常对话，这其中孕育的深厚基础就是师生之间的共同生活。基于生活实践的对话可以还原成切实的生活场景，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有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观。《论语》中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内容或是对历史人物和当时政治家的政务活动与个人言论的探讨，或是涉及对学生生活品行和为人处世的评价，但更多的是师生之间有关修养品行和人格节操的交流。
《论语》中曾这样记载过，有一次，孔子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都病倒了，饿得不能起来。子路恼怒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面对学生对个人政治操守的质疑，孔子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7]孔子大概是要表达君子固然有困窘的时候，但君子在困窘时依旧可以保持很高的道德素养，而小人在困窘时便胡作非为了。这种极强的道德自律精神令喜怒现于外形的子路也甘愿心服。面对学生提出的有关道德概念的疑问，孔子的解答主要是立足于交友办事等实际生活，他的道德目标主要不在于让学生掌握道德的学问，而在于让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中践行道德原则。孔子一直强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要求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仁”与“礼”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道德范畴，而《论语》中几乎看不到孔子对其的大段演绎，更多的是孔子关于在不同的场合怎样可以做到“仁”和“礼”的观点。
三、结论
雅斯贝尔斯说过：“在教育中，教育和教学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关注这些关键问题，而少管一些细枝末节之事。”[8]然而，他仅从侧面强调了教育精神的重要性。教育者只有具备 教育精神，才具备了教育家的气质。
在对《论语》相关章节的解读过程，人们可以得知教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对话精神。这种对话精神一方面表现为自觉将对话作为教学手段来使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对话作为教学原则来使用。教育者一旦具备了对话精神，其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只有教育者的行为坚持了对话精神的两个维度，他们所进行的教育才会成为真正的教育。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践行对话精神的教学实践，方能把教育者带进教育家的行列。
几千年前，孔子用对话精神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用对话教学实践告诉人们“对话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至关重要。而“教育家必须具有对话精神”的理念也应该是这一时代对普通教育者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庆昌.对话教学初论[J].教育研究，2001（11）：65-69.
[2][3][4][5][6][7]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1、158、135、72、82、184.
[8]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