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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不但有钱人觉得應该“慈善”，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这么想
在今天的世界上，谁都看到，中国的经济越来越繁荣，企业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富裕。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注重家庭和朋友网络胜过社区的社会，但我观察到了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中国人越来越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
由于近年来富裕的中国人捐给慈善事业的款项越来越大，Euromoney在2005年首次公布了“2005中国慈善榜”。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慈善总会1995年接受的捐款仅为48-8万美元，2004年就上升到了2300万美元。
此外，由于实施了鼓励慈善的税收政策，中国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做慈善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过去，跨国公司是中国慈善捐助的主力，但中国本土的企业已经赶了上来。总部设在上海的APP公司和青岛啤酒公司就曾为教育和慈善事业捐出巨资。
中国仍然不够“慈善”
不过，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慈善捐助的整体规模相对仍然不大。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字表明，慈善捐款的总额不到GDP的1％，参与慈善事业的中国企业不到10万家一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还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分部。
此外，不出意料的是，新兴的慈善热潮主要来自于沿海发达地区。参与慈善捐助的公司中，1／5总部在上海，1／5在浙江。如果再加上江苏省的企业，差不多一半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都来自长三角。紧随其后的第二大慈善地区是广东省，其企业占了13％。只有7％的慈善企业总部设在北京，这也许体现了北京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而非经济意义。
“回报”在美国深入人心
“慈善”更确切的说法，不是施舍，而是“回报”，回报社会和社区。“回报”的想法在美国极为深入人心：不但有钱人觉得应该“回报”，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这么想。事实上，美国最富裕的400人只占全美个人捐赠总额的7％，2005年，美国个人捐赠占到全社会善款总额的76．5％。
这部分是源于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回报”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不过，这种“有义务”从事慈善事业的信念并不局限于基督徒——它已经深深渗透到社会中，甚至美国的税法和继承法对慈善事业的“待遇”之优厚在全世界也少有国家能比。
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籍人士，因此我也觉得自己有义务回报这座生活的城市。我选择了一家当地的慈善机构一专门从事脑瘫儿童康复的上海市徐汇区致康园。
脑瘫是一种由于大脑和身体无法正常协调而引发的一种肌肉瘫痪症。这个选择与我弟弟的遭遇有关。我的弟弟生下来就是脑瘫，不会写字说话。尽管我的父母和康复中心在后天给了他很好的治疗，但他一生都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当我听说上海有这样一家机构之后，马上就加入了他们的筹款委员会，并在后来成为委员会的主席。
我刚开始为致康园筹款的时候，跟上海当地公司打交道一直不太成功，很多时候甚至连当面呈上捐款请求的机会都得不到。现在，尽管很多企业仍然拒绝听我们说话，但慢慢地，不少公司开始为我们提供商品、捐款和服务了。
2006年，致康园用收到的捐款提高了康复治疗的水准：购置了新设备，员工获得更多的培训。其中，超过半数的捐款来自于中国企业、本地机构和普通的中国人。我个人认为，这体现出中国慈善事业参与量和来源两方面非常积极的变化。
(作者为上海外籍女性协会(EPWS)主席，上海市徐汇区致康园筹款委员会主席)
在今天的世界上，谁都看到，中国的经济越来越繁荣，企业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富裕。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注重家庭和朋友网络胜过社区的社会，但我观察到了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中国人越来越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
由于近年来富裕的中国人捐给慈善事业的款项越来越大，Euromoney在2005年首次公布了“2005中国慈善榜”。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慈善总会1995年接受的捐款仅为48-8万美元，2004年就上升到了2300万美元。
此外，由于实施了鼓励慈善的税收政策，中国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做慈善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过去，跨国公司是中国慈善捐助的主力，但中国本土的企业已经赶了上来。总部设在上海的APP公司和青岛啤酒公司就曾为教育和慈善事业捐出巨资。
中国仍然不够“慈善”
不过，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慈善捐助的整体规模相对仍然不大。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字表明，慈善捐款的总额不到GDP的1％，参与慈善事业的中国企业不到10万家一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还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分部。
此外，不出意料的是，新兴的慈善热潮主要来自于沿海发达地区。参与慈善捐助的公司中，1／5总部在上海，1／5在浙江。如果再加上江苏省的企业，差不多一半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都来自长三角。紧随其后的第二大慈善地区是广东省，其企业占了13％。只有7％的慈善企业总部设在北京，这也许体现了北京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而非经济意义。
“回报”在美国深入人心
“慈善”更确切的说法，不是施舍，而是“回报”，回报社会和社区。“回报”的想法在美国极为深入人心：不但有钱人觉得应该“回报”，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这么想。事实上，美国最富裕的400人只占全美个人捐赠总额的7％，2005年，美国个人捐赠占到全社会善款总额的76．5％。
这部分是源于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回报”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不过，这种“有义务”从事慈善事业的信念并不局限于基督徒——它已经深深渗透到社会中，甚至美国的税法和继承法对慈善事业的“待遇”之优厚在全世界也少有国家能比。
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籍人士，因此我也觉得自己有义务回报这座生活的城市。我选择了一家当地的慈善机构一专门从事脑瘫儿童康复的上海市徐汇区致康园。
脑瘫是一种由于大脑和身体无法正常协调而引发的一种肌肉瘫痪症。这个选择与我弟弟的遭遇有关。我的弟弟生下来就是脑瘫，不会写字说话。尽管我的父母和康复中心在后天给了他很好的治疗，但他一生都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当我听说上海有这样一家机构之后，马上就加入了他们的筹款委员会，并在后来成为委员会的主席。
我刚开始为致康园筹款的时候，跟上海当地公司打交道一直不太成功，很多时候甚至连当面呈上捐款请求的机会都得不到。现在，尽管很多企业仍然拒绝听我们说话，但慢慢地，不少公司开始为我们提供商品、捐款和服务了。
2006年，致康园用收到的捐款提高了康复治疗的水准：购置了新设备，员工获得更多的培训。其中，超过半数的捐款来自于中国企业、本地机构和普通的中国人。我个人认为，这体现出中国慈善事业参与量和来源两方面非常积极的变化。
(作者为上海外籍女性协会(EPWS)主席，上海市徐汇区致康园筹款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