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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所以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更替而改变其宗旨，生存下来并得到创新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为保障。其实，任何一个学校都需要创造并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的，而非从属的，她是遭遇艰难曲折时迸发出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奋斗力。
清华大学亦如此。当洗刷国耻的迫切与热忱回归到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清华人开始寻找着一种属于清华的精神，探寻一条学术独立之路。最具标志性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的《君子》讲演，他借用《周易》中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人“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并将这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百年沧桑过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依然回荡在清华人耳边，师生以此自律。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崛起。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更名为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回溯清华百年历程，其办学理念、学科调整、人事代谢几番起落，然其作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地位却从来未受影响，反而益发突显。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清华大学无疑是有着独特的精神品格的。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一座大学的灵魂。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有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造就大师呢？则非有真正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不可。对于什么是清华精神向来说法不一。清华学堂前竖立的一块界石、一座日晷可算对此的回答，一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句是“行胜于言”。然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对高尚人格的景仰，“行胜于言”则是对务实作风的推崇，都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清华精神为何物？清华精神今安在？
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精神，用当年清华学生的概述：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种理念。
何谓独立之精神，那就是坚持做人的原则，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金钱屈服。在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教授中的教授”，民国后期学术领袖傅斯年奉其为“三百年来仅一人”。1949年，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际，胡适等北平知名学者教授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陈寅恪决不赴台，后执教于岭南中山大学，虽得多位中共领导人优待，而决不奉马列主义原理治学，陈氏风骨由此可见一斑。同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奠基人的梁思成，建国之初面对北京古城的灾难性损毁，与中国第一代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以“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另辟新区建设行政中心”为主要内容的《梁陈方案》。方案见弃后，素来温和理性的梁思成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直言：“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梁还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人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时隔半个世纪，梁氏的激愤抗议言犹在耳，北京古城保护却因错失历史良机而令人扼腕叹息。而历经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消失殆尽。
何谓自由之思想，那就是平等对待一切学术思想，不任意干涉，做到兼容并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是蔡元培先生。他说过：不走极端，不能自成一家；不攻异端，不能成为流派；不兼容并蓄，不能百花齐放。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校内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传统守旧的旧文化势力也方兴未艾。蔡元培对任何一派都不打压、不限制，均给予自由发展空间。清华人心目中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终生倡导学术自由，坚持“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他主政西南联大期间，校内既活跃着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组织，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种包容和自由的风气，让西南联大名士如云，培养英才无数，创造了中国大学史上的奇迹。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大学精神的内核。有了这种精神，世界一流大学便能傲然屹立，杰出人才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而如果缺少了这种精神，就如同人断脊椎、屋失横梁，非但人才不能冒尖，大学不能振作，整个民族国家也有被边缘化甚至沉沦的危险。当代学者谢泳在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是：1949年前，凡离开中国大陆去了欧美或者港台的西南联大学生，最后在本专业的成就，一般高于留在大陆的同学。”当代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教授陈丹青在其《退步集》一书中坦陈：“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育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陈丹青还认为，“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国家振兴依赖人才，人才培养依赖教育。如果一个国家顶层人才队伍的建设出现集体倒退和整体萎缩，如果一个国家第一流的大学奉行的是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
应该指出的是，西南联大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经各校师生奋发图强均取得长足发展，清华大学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清华大学自成立之初起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清华如此，其它大学更不足观。举目神州大地，“中国有没有真正大学”的追问仍然不绝于耳，钱学森之问、吴冠中之问更是提醒和拷问着每一个国人，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在清华大学乃至全社会呼唤和重建真正的大学精神，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事实上，清华精神不是没有，只是日渐衰微；清华精神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清华精神是一种迥异于潮流和名利之外的特殊品格，这种品格从来与学人共存亡、与学术共命运、与国运同兴衰。因此，百年清华固然可敬可畏，但面对九百年牛津、八百年剑桥，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相对不自由、无独立，清华的价值显然并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要直面的，还有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当然，清华不必做国际排名的奴隶，但如果仍怀有一丝成为一流国际名校的理想，那么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上不务虚地一一践行，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而言，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大学精神的重建是教育振兴的头等大事，但绝非一所大学和一个教育部门所能完成。各级党委、政府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重新定位教育管理职能，大胆培养选拔有真正教育思想和管理能力的教育家，放手让教育家自主办学；社会各界应给予大学充分的信任、积极的支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推进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和民主进程，充分保障国家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让民主办学、依法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常态。
半个世纪之前，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在论述大学的独特魅力时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坍、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沼时，只要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我们期盼着这样的大学早日出现。
清华大学亦如此。当洗刷国耻的迫切与热忱回归到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清华人开始寻找着一种属于清华的精神，探寻一条学术独立之路。最具标志性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的《君子》讲演，他借用《周易》中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人“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并将这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百年沧桑过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依然回荡在清华人耳边，师生以此自律。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崛起。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更名为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回溯清华百年历程，其办学理念、学科调整、人事代谢几番起落，然其作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地位却从来未受影响，反而益发突显。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清华大学无疑是有着独特的精神品格的。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一座大学的灵魂。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有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造就大师呢？则非有真正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不可。对于什么是清华精神向来说法不一。清华学堂前竖立的一块界石、一座日晷可算对此的回答，一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句是“行胜于言”。然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对高尚人格的景仰，“行胜于言”则是对务实作风的推崇，都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清华精神为何物？清华精神今安在？
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精神，用当年清华学生的概述：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种理念。
何谓独立之精神，那就是坚持做人的原则，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金钱屈服。在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教授中的教授”，民国后期学术领袖傅斯年奉其为“三百年来仅一人”。1949年，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际，胡适等北平知名学者教授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陈寅恪决不赴台，后执教于岭南中山大学，虽得多位中共领导人优待，而决不奉马列主义原理治学，陈氏风骨由此可见一斑。同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奠基人的梁思成，建国之初面对北京古城的灾难性损毁，与中国第一代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以“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另辟新区建设行政中心”为主要内容的《梁陈方案》。方案见弃后，素来温和理性的梁思成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直言：“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梁还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人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时隔半个世纪，梁氏的激愤抗议言犹在耳，北京古城保护却因错失历史良机而令人扼腕叹息。而历经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消失殆尽。
何谓自由之思想，那就是平等对待一切学术思想，不任意干涉，做到兼容并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是蔡元培先生。他说过：不走极端，不能自成一家；不攻异端，不能成为流派；不兼容并蓄，不能百花齐放。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校内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传统守旧的旧文化势力也方兴未艾。蔡元培对任何一派都不打压、不限制，均给予自由发展空间。清华人心目中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终生倡导学术自由，坚持“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他主政西南联大期间，校内既活跃着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组织，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种包容和自由的风气，让西南联大名士如云，培养英才无数，创造了中国大学史上的奇迹。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大学精神的内核。有了这种精神，世界一流大学便能傲然屹立，杰出人才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而如果缺少了这种精神，就如同人断脊椎、屋失横梁，非但人才不能冒尖，大学不能振作，整个民族国家也有被边缘化甚至沉沦的危险。当代学者谢泳在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是：1949年前，凡离开中国大陆去了欧美或者港台的西南联大学生，最后在本专业的成就，一般高于留在大陆的同学。”当代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教授陈丹青在其《退步集》一书中坦陈：“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育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陈丹青还认为，“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国家振兴依赖人才，人才培养依赖教育。如果一个国家顶层人才队伍的建设出现集体倒退和整体萎缩，如果一个国家第一流的大学奉行的是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
应该指出的是，西南联大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经各校师生奋发图强均取得长足发展，清华大学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清华大学自成立之初起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清华如此，其它大学更不足观。举目神州大地，“中国有没有真正大学”的追问仍然不绝于耳，钱学森之问、吴冠中之问更是提醒和拷问着每一个国人，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在清华大学乃至全社会呼唤和重建真正的大学精神，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事实上，清华精神不是没有，只是日渐衰微；清华精神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清华精神是一种迥异于潮流和名利之外的特殊品格，这种品格从来与学人共存亡、与学术共命运、与国运同兴衰。因此，百年清华固然可敬可畏，但面对九百年牛津、八百年剑桥，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相对不自由、无独立，清华的价值显然并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要直面的，还有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当然，清华不必做国际排名的奴隶，但如果仍怀有一丝成为一流国际名校的理想，那么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上不务虚地一一践行，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而言，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大学精神的重建是教育振兴的头等大事，但绝非一所大学和一个教育部门所能完成。各级党委、政府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重新定位教育管理职能，大胆培养选拔有真正教育思想和管理能力的教育家，放手让教育家自主办学；社会各界应给予大学充分的信任、积极的支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推进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和民主进程，充分保障国家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让民主办学、依法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常态。
半个世纪之前，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在论述大学的独特魅力时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坍、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沼时，只要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我们期盼着这样的大学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