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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还是不太习惯正式的着装，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都生活在野外。这个行业中，绝大多数人在等着走红地毯的时候，他宁愿安静地守在一个地方，等待一只鸟、一条鱼的出现。
马云说，下辈子，你我也许就是那只鸟、那条鱼。
乔乔是“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创始人。8年前，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然后试图用电影向我们展示，这个地球被我们弄得糟透了，试图让我们觉醒，当我们变成那只鸟、那条鱼的时候，我们的“家”何处安放。
面子算个屁
2008年，为了拍野生动物电影，乔乔开始到处筹钱。那时候，网络众筹还未出现，他只得通过朋友的渠道去找。
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个煤老板，乔乔兴奋地从北京飞到山西。聊到最后，煤老板问他，片中有没有女演员。乔乔告诉煤老板，没有，全部是野生动物。
煤老板觉得不好玩，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在见煤老板之前，乔乔也知道大多数煤老板都是暴发户，“拍片也许是为了捧个女演员，”但他还是期望能遇上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有点文化、还有善心的那种。”
乔乔形容那段时间筹钱的状态是，“全面撒网，重点捕鱼。”那时，距离他毕业还有半年时间。他面临着一个怎样开始的问题。
如今，8年过去了，他这样形容自己，“一毕业雄心壮志，却没想一脸尘土。”
后来，朋友又介绍了几个煤老板，乔乔一个都没有去见。“我上哪儿给他们找女演员去啊，他们理解不了我要拍的东西。”乔乔说，“就算你是个国际名导，找钱也非易事，谁愿意给你投钱拍这种电影啊，何况自己又没名，找不到投资太正常不过了。”
其实乔乔挺有商业片头脑，他就是不愿意为钱折腰。他的毕业作品名叫《膜》，讲的是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她想把自己的全部交给男孩，但又怕男孩知道他不是处女后嫌弃她，最后用一个人工处女膜骗了他。
有了这个剧本后，乔乔通过各种渠道找赞助商。他开始从网上找跟这个故事有关的厂商，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希望人工处女膜生产商能免费提供道具，支持拍摄，以此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没想到，老板娘撂给他的一句话竟是：“我们卖得很好，我们不用宣传。”
“所以，甚至到现在我都觉得，那时候我就有运作商业片的意识了，我还是有这个头脑的。”乔乔说。
尽管没拉来钱，乔乔还是把毕业作品《膜》拍完了。毕业后，他也觉得就算现在没有钱，他也要把拍摄野生动物电影这事给干了。“我就一根筋，干成干不成都得干。”乔乔说。
朋友劝他不要为了面子逞强。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面子的事，而是我想干这个。再说了，面子算个屁。”
项目启动前，他卖车卖房，凑了两百来万元。“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千元开销，租车、租器材、剧组的生活费、每个人的酬劳……”乔乔说，启动资金不到一年便花光，他四处举债，继续拍摄。
乔乔推出“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导演计划，去找一些企业和公益组织，大伙说这是好事，都夸他，鼓励他，叫他坚持，但谈到赞助的时候，大家都摇头。
“人人知道自然生态环境重要，可就是没人愿意拿钱。”乔乔说，“真希望那些致力于环保的人能帮我一把，好让我把‘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的路子走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的纪录影片，能够唤起大家对自身的反省，想想我们如何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
恋爱中的白鹭 图/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
重复是一件无聊的事
从电影学院毕业前夕，乔乔的父亲给了他两条选择。要么回到家乡接班，做一名乡村医生，要么去电视台或影视公司上班。“父母就是想我找个稳定的工作。”
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也许，我天生就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更不喜欢被禁锢。”乔乔说。
1985年，乔乔出生于河南南召。再往前推，他的祖辈出身于山西乔家大院，历经时势变迁，终散落各地。
乔乔对南召的童年记忆是，“春天满树杏花，夏天满眼绿色，秋天满坡柿子，冬天漫山霜雪。”一年四季，气候分明。他记得，县城边上有一条“黄鸭河”，小时候，他经常光着屁股，露着小鸡鸡跟小伙伴一起下河游泳。“一不小心，就能踩到鱼。”乔乔说。
2007年暑假，乔乔回到南召，他突然发现，小县城变得陌生了。“黄鸭河里满是垃圾，别说小鱼了，小虾都看不着。”这一年，大拆大建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流，南召炸山建城，把原有的城区面积扩大了很多。
“我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太没有敬畏之心了。”乔乔说，这时候，他才彻底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糟透了。
乔乔的电影梦来源于小时候常看的露天电影。他甚至觉得，现在穿梭于小县城，走过古旧的巷子，还能闻到当年那种放映电影时发电机的汽油味儿。“那感觉，你在电影院里是找不到的。”那时的电影基本以胶片为主。
这个味道刺激了他。他记得有一次，很多人在看露天电影，突然飘起了大雪，当银幕出现“剧终”俩字时，他才发觉，旁边的人都走光了。现场只有他和放映员还在。
他一回头，看见雪花飘在投射到银幕的荧光中，大片的雪花，美极了。那一刻，在汽油味的刺激下，他产生了强大的好奇心，“为什么这么神奇，一块布上面可以呈现那么多或唯美、或凄婉的故事？”他走过去，摸了一下，什么都没有。
高考结束后，乔乔的志愿毫不犹豫填了“北京电影学院”。他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理由就是县城的电影院都拆来建了澡堂，读这个还能有什么出息。 乔乔上初中时，父亲就劝他以后接自己的班，成为一名中医。“因为人都要生老病死的，从事这个职业，就有口饭吃。”乔乔说，那时候，他也不懂生和死，只知道，“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长大后，他才知道，生和死就是人的一生，不敢马虎。他跟父亲说，人命关天，他做不了医生，总害怕把病人给治死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乔乔不想再回到南召，他总觉得，他的童年已经被建设拆迁了，他也不想再重复父辈的人生。
乔乔觉得，重复是一件特别没有意思的事。不仅是父辈的人生，他也不想重复电影学院前辈们的人生。
上电影学院时，乔乔看了太多的片子，包括从电影学院走出去的吴贻弓、张艺谋、贾樟柯等。“我就是觉得再去重复他们走的路，没有意义。”乔乔说。
当某天，他看到鸟类纪录片《迁徒的鸟》时，他突然意识到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电影。他觉得他应该来填补这个空白。《迁徒的鸟》由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汉执导，于2001年上映，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乔乔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师和身边的同学时，他们都张着嘴惊讶，有人当场就泼了冷水，“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了，都没有野生动物电影，别做梦了。”
他的老师安慰他，“想法很好，对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如果成功，丰富了电影的类型。”但没有人告诉他，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乔乔说，他那时完全没有想到失败，更未想到成功，只是想到应该去做这件事。“就是想到把拍电影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理念结合起来。”
“自讨苦吃”
2004年，乔乔从郑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两车交汇时，看着一格一格的窗户从眼前划过，他觉得像极了胶片。那时候，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以后要拍艺术类的影片。“一辈子拍个两三部就足够了。”
如今，他的想法跟那时有了“720度的转弯”，连他自己也没想明白到底为什么。刚开始筹划拍野生动物电影时，乔乔找不到钱，他咬咬牙，把在北京买的房子卖了。他没敢跟远在南召的父母讲，只是说自己去了一家影视公司上班。
父母信了，经常打电话给乔乔，叮嘱他好好干，听领导话。但多数时候，他们总是打不通乔乔的电话，很多无人涉足的自然环境，屏蔽了他手机上的信号。
逢年过节，万家团圆之时，他也只能在微博上过节。有一年的几个节假日，他在微博上是这样写的——
端午：又一个不眠之夜，只有蚊子做伴。睡下，又醒来，才发现在石料厂。突然很想家，想念爸妈，想起门头上那艾草的缕缕清香。
中秋：我将在黄河的怀抱里，陪野生动物一起过节。远离都市喧嚣和尘世浮躁，唯几只小鸊鷉相伴，五两清酒，几粒星光，饮尽千年夜色。
国庆：我常想，做一只野生动物多好，简简单单。但人类太残忍，还是拍电影吧。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恋爱可以不谈，电影却不能不拍。
春节：为做公益电影，负债累累。无数次心酸苦闷，但从未放弃。今日腊八，还在野外，天寒地冻，大家就替我们多喝一碗腊八粥吧。
在这样的节日，他总站在荒郊野外跟父亲解释，他因为在某个剧场拍片不能回家。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乔乔生活在野生动物的世界。
4月28日，我们约在北京采访。他刚从陕西秦岭回来，此前在那里拍一种叫细鳞鲑的鱼。百度显示，细鳞鲑是冰川时期经日本海来自北方的残留鱼类。仅仅为了拍这种鱼，他在秦岭呆了半个多月。采访间隙，乔乔向我展示了他脖子和手臂上的一道道红肿的划痕。
他对这种伤毫不在意，他觉得那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野外，危险也总是难免。有一家媒体这样描述他的处境：“危险是家常便饭。乔乔和普氏原羚一起躲避野狼;在充满泥沙的水流里遇到蛇，侥幸逃生，但报废了一台高清摄影机;在悬崖峭壁拍苍鹭，根本无处落脚，只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安全绳，悬在半空，直面万丈深渊。”
在他拍到第五个年头时，他觉得要对自己和公众有个交代。2012年，也正是这一年，“世界末日”一说盛行。他想借这个时机推出一部关于动物环保的片子，或许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是该展现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时候了。”乔乔说，他从拍摄的两千多个小时的自然生态环境视频素材里，剪辑了一部12分21秒的影片，片名叫《迷失的家园》。12分21秒，寓意世界末日——12月21日。
一声凄厉的鸟叫拉开了影片序幕，草原深处，采砂车驶过，浓烟滚滚，动物四散逃窜……“全片没有一句旁白，却让众多网友为之动容。”《人民日报》这样描述这部片子，并形容乔乔为“疯子导演”——“砸锅卖铁拍公益电影”。
南方微电影节上，乔乔凭借这部微电影获得2013-2014年度致敬导演奖。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对影像的执著，让他付出全部才华;对生命的热爱，让他付出全部精力。卖掉车和房，卖不掉的是执著和热爱;花费千余万元，花不去的是热血和追求。两千多个小时的拍摄，凝聚成12分21秒，代表着微纪录片导演的顶级追求。向专注和投入致敬，向才华和热爱致敬。”
这部影片在网络传播不到一天，播放量即超过了一百多万。马云在他个人微博中写道：“下辈子，你我也许就是那只鸟，那条鱼……传播就是拯救生命！感谢乔乔和所有制作人的担当和坚守。”此前，一年零7个月，马云没有更新微博。
跟李安合作多部电影的台湾摄影师林良忠专程赶到乔乔在野外的拍摄地给他指导，并免费帮他设计了适合野外拍摄动物的摄影机，还无偿提供各种镜头支持，并赠他一副对联：做公益，卖车卖房拍电影;为环保，愿做电影苦行僧。乔乔在此基础上给自己加了个横批：自讨苦吃。
这4个字多多少少都带有自我调侃的味道，但这种苦仅限于物质上，“至少精神上是很快乐和满足的。”
乔乔说，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会去拍商业电影，但野生动物电影依然是他的主业。如今，乔乔的第一部野生动物长片电影正在谋划到院线上映。尽管他觉得未来走起来依然不容易，但他总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乔乔说，“八年抗战也有结束的时候。”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乔乔：今年是我从事公益纪录电影——自然生态环境电影的第八个年头，在第七个年头的时候，我庆幸自己没有“七年之痒”;那么经历了“八年抗战”，是到了该有战果的时候。遗憾的是，能够支撑我完成一部长片纪录电影的资金尚未到位。一直以来，都是自掏腰包做公益电影，这条路走得实在太艰难了。不过，好事多磨，哪怕“十年磨一剑”，我也要坚持并尽力做好。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乔乔：父母成长的那个年代，生活很艰辛，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真诚、善良、质朴、积极、乐观;而且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稳固，幸福指数很高。我很欣赏他们。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乔乔：希望下一代能接受很好的教育，有良知，有信仰，有正义感，他们能真正享受到公平、正义、自由、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乔乔：很庆幸，我赶上了中国电影的好时代。未来几年，我都可以好好地从事自然生态环境电影的创作，为中国电影开辟一个新的题材和类型，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繁荣尽绵薄之力。我相信，未来的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好。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哪些人？为什么？
乔乔：我欣赏那些真诚善良的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缺少这个了。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乔乔：我觉得，这三者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给了一个人“自由”，但我们要担起一定的“责任”，小到家庭责任，大到社会责任。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乔乔：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余华的《活着》，毕竟，活着是一件很艰辛的事;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是雅克·贝汉的纪录电影《迁徙的鸟》，这部电影直接促使我走上了拍摄野生动物电影的道路。
人物周刊：较为珍视的自己的一个品质是？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乔乔：善良。拖沓。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乔乔：我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日常生活上，恰恰最愿意将时间花在拍电影上。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乔乔：我最大的不安和担忧，就是拍公益电影没有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