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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
称2004年为“宏观调控年”并不为过。2004年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环境比往年要严峻许多。往年的经济过热往往有连续4-5年的预热期，逐年增温。而2004年的经济过热，则是在刚走出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年代、度过非典危机之后，从2003年下半年起，经济陡然加速，半年的时间完成以前5年的预热期，而且汹涌之势远超往年。
2004年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主要有二：一是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加强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二是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抑制一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国九条”
东风浩荡满眼春，春梦了却去无痕，正是“国九条”在2004年这一年留给股民的最终印象。
“国九条”是《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月1日，此政策一出台，即被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大纲，举国上下无不认为资本市场即将迎来春天。
“国九条”出台前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收盘点位1590点。“国九条”给证券市场所带来的兴奋只持续了2个月，上证指数4月7日见顶1783点，于9月13日创出新低1259点。虽市场跌势不止，但扩容亦无止歇，有人戏称“国九条”变成了只是扩大直接融资的“国一条”。
一项政策再好，也只有通过有效执行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土地
“圈地运动”一词最早就和土地以及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舶来语”在中国的真实存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推进中，大资本通过低价取得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调查表明，土地问题已取代税费问题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4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外界概括为“三个暂停”：全国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暂停新批的县改市 (区)和乡改锁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
10月28口，国务院关于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牛年的文件到期。但“解冻”之后，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更严格的土地“游戏规则”。
房产
2004年，尽管怀疑声不断，但房价仍我行我素地不断向上攀升：2004年1月—— 11月，中国房价上涨12．5％。天下“寒士”要买房，比以前更难了。
有学者认为，责任不在炒房者，而在于政府没履行好监管责任。部分城市土地使用权由政府统购统销，限量放地“经营城市”策略，其实是变相地与民夺利，这才是部分城市房价飙升的症结。
2004年房地产的另外一个中心话题是“房产泡沫”。5月起，温州炒房团资本纷纷外撤，部分城市房产销售不景气。目前，上海、北京、杭州等部分城市，中等面积中等地段的房产已达百万元级，对于年人均收入不到1.5万元的普通家庭来说，是否有购买力来消费这些天价房产呢?需求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有效需求呢?
民工荒
2003年下牛年开始，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料都面临供应不足的局面从电力到煤炭、石油，从钢铁到水泥、有色金属，但到了2004年5月，让企业主们大跌眼镜的是，连一向被经济学家们称为“无限供给”的民工，居然也闹起荒来。
导致2004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有三：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出生人口下降，多为独生子女，劳动力供给减少；新一轮经济增长导致民工需求人数增加；民工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农村务农收入增加，愿意出来打工的人也减少了。
民工荒导致了一部分地区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企业开工率不足，但民工荒也在部分地区导致了招工大战，民工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工资有所增加，比如浙江，民工工资普遍上升了15％--20％，这可能是民工务工热以来最大的增幅。
煤电油运
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这4个字就常见于国家领导人以及发改委官员的口中。“煤电油运”如此不凡，皆因能源和交通这两个部门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煤电油运成为中国经济瓶颈，内因和外因皆有。在内，煤电油皆为国家垄断行业，价格上政府颇多管制，譬如煤价，还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之分，而电价基本上是政府定价，这就很难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灵活应对；在外，中国正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经济有重型化趋势，对能源的需求急遽增加，而对能源的利用效率低下，致使能源浪费。
加息
关于加息的争论，10月28日是一个分水岭。此前，讨论的是“要不要加息”的问题；此后，人们又开始为“会不会再加息”而争论。
央行行长周小川最头疼的不是加不加息，而是在什么时候加，加多少，还有，怎么应对来自海内外的一波接一波的鼓噪。
头疼的自然不止周行长，对于诸多年轻的“负翁”来说，加息意味着悄无声息地提高了生活成本；对于那些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企业来说，加息意味着一夜之间要承担更多的经营成本。
央行轻舒了一口气，然而尘埃并未因此而落定，因为马上有经济学家指出，幅度很小不足对宏观调控的大局构成支持。于是有先知先觉者马上作出新预言：第二次加息为期不远。
CPI
在8、9月份，2004年度顶级话题——“加息”的讨论达到沸点，当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有一句著名的话：加不加息还要看8月份的数据。周行长要看的数据中最重要的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之年，成为最受关注的名词之一。原因之一在于，在2003年以前，中国的CPI同比增幅一直为负增长。但到了2003年12月份，中国CPI上涨3．2％。而进入2004年，CPI同比增长幅度平均在3％以上，而在7月份，更是超过了5％的通货膨胀警戒线。
这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意味着负利率时代正在来临。简单地说，就是在银行存钱的同时正在亏钱，实际收益是负值。这样就会有大量的钱涌向其他消费和投资领域，加剧经济过热。
粮食增产
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最大亮点：粮食播种面积超过15亿亩，结束了多年下降的局面；全年粮食产量将超过4550亿公斤既定目标，将是近10年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有人说，农民和农业成了2004年宏观调控最大受益者。
这些变化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来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但是，纯粹依靠政策来促进产业持续发展是困难的，于市场有可能会谷贱伤农，于天气则更加是旱涝难测，农民增产增收基础并不牢固。
德隆系
德隆系“老三股”如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挺过了2002年，熬过了2003年，却过不了2004年。在2004年，德隆系资金链断裂，股价雪崩。德隆系的轰然倒地，除引发各界一声叹息，也敲响了庄股时代丧钟。
德隆以“金融+产业”的模式曾经无往而不利，但是这种模式也为德隆自掘坟墓，埋下了败亡的伏笔。战线过长的德隆系，资金链断裂之后，终于兵败如山倒。在金融领域，德隆系不但涉足证券，也涉银行、信托等行业，以至局面难控。个人投资者的损失，国家尚有一定的补偿，那些过去融资给德隆的企业很多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巨额损失无法挽回。
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不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决策者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从提出到现在，不少于3年，2001年就有媒体用热辣的标题报道“200亿美元热钱豪赌人民币升值”。现在，豪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据说已经增加到了1000亿美元。
但仔细分析，升值好像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政经大员，就一直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指称“汇率不公平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进而要求人民币重新估值。
豪赌赌的是时间，赌的也是机会。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在其他市场中炒作，这种炒作左右了人们对其他市场的预期，这是升值问题产生的一个比较麻烦的子问题。
油价
从第三季度起，世界原油价格开始大幅飙升，从每桶38．5美元上升到10月 25日的55．33美元，达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油价新高。11月开始，原油价格才有了小幅回落。
与历年的“石油危机”只冲击那些发达西方国家不同，由于石油进口量的剧增，2004年“石油危机”使中国受害颇深。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油价在2004年不断飙升呢?观察家认为，一是风险溢价因素，主要是美国对伊拉克占领导致的中东局势不稳定和俄罗斯对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审查：二是需求上涨，主要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对石油需求逐年增加。另外，国际炒家兴风作浪也加剧了油价涨势。
海外并购
2004年12月8日，国人抱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联想宣布收购IBM公司PC业务的消息，一方面希望象征“中国精神”的联想收购象征“美国精神”的IBM，一方面对民族企业的“消化能力”表示怀疑。
在此前几天，另外一起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件几乎悄无声息地告一段落。11月18日，在历时52天的尽职调查后，中国五矿集团和加拿大诺兰达集团中止了谈判。高达50亿美元左右的并购诺兰达案是中国迄今为止单笔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这两起并购都被人们看作是“蛇吞象”。它們表明，在国内市场日渐饱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然而，对于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熟悉“海外并购”这个词语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是一个危险与机会并存的游戏。
银行上市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关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各方面均高度重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问题多多，上市险阻重重。
横亘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前面的头一道大关就是数量惊人的不良资产。就算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有2万亿，而非外界所说的4万亿甚至更多，不良贷款问题也是国内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话题讨论得沸沸扬扬，但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0月已表示2004年中行和建行不会上市，而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也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比赛上市的进度没有意义。
中航油
“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竭忠为大众，失误当自悔。”“打工皇帝”陈久霖在中航油事件集中爆发以后，以这样的短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面对5．5亿美元的巨亏，却不知他如何坦然。
显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反思的。而从目前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中航油确实是一个个人色彩十分浓厚的大企业。携20万美元独身赴新加坡，7年打造出一个数十亿资产的大公司，一个精彩的创业故事。
真正应该反思的当然不止陈久霖。国资委已经认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属于违规经营。26倍的越权交易证明了中航海“董事会形同虚设”这个说法。
称2004年为“宏观调控年”并不为过。2004年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环境比往年要严峻许多。往年的经济过热往往有连续4-5年的预热期，逐年增温。而2004年的经济过热，则是在刚走出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年代、度过非典危机之后，从2003年下半年起，经济陡然加速，半年的时间完成以前5年的预热期，而且汹涌之势远超往年。
2004年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主要有二：一是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加强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二是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抑制一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国九条”
东风浩荡满眼春，春梦了却去无痕，正是“国九条”在2004年这一年留给股民的最终印象。
“国九条”是《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月1日，此政策一出台，即被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大纲，举国上下无不认为资本市场即将迎来春天。
“国九条”出台前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收盘点位1590点。“国九条”给证券市场所带来的兴奋只持续了2个月，上证指数4月7日见顶1783点，于9月13日创出新低1259点。虽市场跌势不止，但扩容亦无止歇，有人戏称“国九条”变成了只是扩大直接融资的“国一条”。
一项政策再好，也只有通过有效执行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土地
“圈地运动”一词最早就和土地以及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舶来语”在中国的真实存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推进中，大资本通过低价取得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调查表明，土地问题已取代税费问题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4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外界概括为“三个暂停”：全国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暂停新批的县改市 (区)和乡改锁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
10月28口，国务院关于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牛年的文件到期。但“解冻”之后，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更严格的土地“游戏规则”。
房产
2004年，尽管怀疑声不断，但房价仍我行我素地不断向上攀升：2004年1月—— 11月，中国房价上涨12．5％。天下“寒士”要买房，比以前更难了。
有学者认为，责任不在炒房者，而在于政府没履行好监管责任。部分城市土地使用权由政府统购统销，限量放地“经营城市”策略，其实是变相地与民夺利，这才是部分城市房价飙升的症结。
2004年房地产的另外一个中心话题是“房产泡沫”。5月起，温州炒房团资本纷纷外撤，部分城市房产销售不景气。目前，上海、北京、杭州等部分城市，中等面积中等地段的房产已达百万元级，对于年人均收入不到1.5万元的普通家庭来说，是否有购买力来消费这些天价房产呢?需求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有效需求呢?
民工荒
2003年下牛年开始，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料都面临供应不足的局面从电力到煤炭、石油，从钢铁到水泥、有色金属，但到了2004年5月，让企业主们大跌眼镜的是，连一向被经济学家们称为“无限供给”的民工，居然也闹起荒来。
导致2004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有三：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出生人口下降，多为独生子女，劳动力供给减少；新一轮经济增长导致民工需求人数增加；民工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农村务农收入增加，愿意出来打工的人也减少了。
民工荒导致了一部分地区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企业开工率不足，但民工荒也在部分地区导致了招工大战，民工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工资有所增加，比如浙江，民工工资普遍上升了15％--20％，这可能是民工务工热以来最大的增幅。
煤电油运
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这4个字就常见于国家领导人以及发改委官员的口中。“煤电油运”如此不凡，皆因能源和交通这两个部门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煤电油运成为中国经济瓶颈，内因和外因皆有。在内，煤电油皆为国家垄断行业，价格上政府颇多管制，譬如煤价，还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之分，而电价基本上是政府定价，这就很难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灵活应对；在外，中国正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经济有重型化趋势，对能源的需求急遽增加，而对能源的利用效率低下，致使能源浪费。
加息
关于加息的争论，10月28日是一个分水岭。此前，讨论的是“要不要加息”的问题；此后，人们又开始为“会不会再加息”而争论。
央行行长周小川最头疼的不是加不加息，而是在什么时候加，加多少，还有，怎么应对来自海内外的一波接一波的鼓噪。
头疼的自然不止周行长，对于诸多年轻的“负翁”来说，加息意味着悄无声息地提高了生活成本；对于那些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企业来说，加息意味着一夜之间要承担更多的经营成本。
央行轻舒了一口气，然而尘埃并未因此而落定，因为马上有经济学家指出，幅度很小不足对宏观调控的大局构成支持。于是有先知先觉者马上作出新预言：第二次加息为期不远。
CPI
在8、9月份，2004年度顶级话题——“加息”的讨论达到沸点，当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有一句著名的话：加不加息还要看8月份的数据。周行长要看的数据中最重要的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之年，成为最受关注的名词之一。原因之一在于，在2003年以前，中国的CPI同比增幅一直为负增长。但到了2003年12月份，中国CPI上涨3．2％。而进入2004年，CPI同比增长幅度平均在3％以上，而在7月份，更是超过了5％的通货膨胀警戒线。
这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意味着负利率时代正在来临。简单地说，就是在银行存钱的同时正在亏钱，实际收益是负值。这样就会有大量的钱涌向其他消费和投资领域，加剧经济过热。
粮食增产
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最大亮点：粮食播种面积超过15亿亩，结束了多年下降的局面；全年粮食产量将超过4550亿公斤既定目标，将是近10年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有人说，农民和农业成了2004年宏观调控最大受益者。
这些变化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来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但是，纯粹依靠政策来促进产业持续发展是困难的，于市场有可能会谷贱伤农，于天气则更加是旱涝难测，农民增产增收基础并不牢固。
德隆系
德隆系“老三股”如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挺过了2002年，熬过了2003年，却过不了2004年。在2004年，德隆系资金链断裂，股价雪崩。德隆系的轰然倒地，除引发各界一声叹息，也敲响了庄股时代丧钟。
德隆以“金融+产业”的模式曾经无往而不利，但是这种模式也为德隆自掘坟墓，埋下了败亡的伏笔。战线过长的德隆系，资金链断裂之后，终于兵败如山倒。在金融领域，德隆系不但涉足证券，也涉银行、信托等行业，以至局面难控。个人投资者的损失，国家尚有一定的补偿，那些过去融资给德隆的企业很多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巨额损失无法挽回。
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不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决策者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从提出到现在，不少于3年，2001年就有媒体用热辣的标题报道“200亿美元热钱豪赌人民币升值”。现在，豪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据说已经增加到了1000亿美元。
但仔细分析，升值好像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政经大员，就一直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指称“汇率不公平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进而要求人民币重新估值。
豪赌赌的是时间，赌的也是机会。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在其他市场中炒作，这种炒作左右了人们对其他市场的预期，这是升值问题产生的一个比较麻烦的子问题。
油价
从第三季度起，世界原油价格开始大幅飙升，从每桶38．5美元上升到10月 25日的55．33美元，达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油价新高。11月开始，原油价格才有了小幅回落。
与历年的“石油危机”只冲击那些发达西方国家不同，由于石油进口量的剧增，2004年“石油危机”使中国受害颇深。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油价在2004年不断飙升呢?观察家认为，一是风险溢价因素，主要是美国对伊拉克占领导致的中东局势不稳定和俄罗斯对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审查：二是需求上涨，主要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对石油需求逐年增加。另外，国际炒家兴风作浪也加剧了油价涨势。
海外并购
2004年12月8日，国人抱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联想宣布收购IBM公司PC业务的消息，一方面希望象征“中国精神”的联想收购象征“美国精神”的IBM，一方面对民族企业的“消化能力”表示怀疑。
在此前几天，另外一起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件几乎悄无声息地告一段落。11月18日，在历时52天的尽职调查后，中国五矿集团和加拿大诺兰达集团中止了谈判。高达50亿美元左右的并购诺兰达案是中国迄今为止单笔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这两起并购都被人们看作是“蛇吞象”。它們表明，在国内市场日渐饱和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然而，对于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熟悉“海外并购”这个词语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是一个危险与机会并存的游戏。
银行上市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关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各方面均高度重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问题多多，上市险阻重重。
横亘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前面的头一道大关就是数量惊人的不良资产。就算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有2万亿，而非外界所说的4万亿甚至更多，不良贷款问题也是国内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话题讨论得沸沸扬扬，但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0月已表示2004年中行和建行不会上市，而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也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比赛上市的进度没有意义。
中航油
“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竭忠为大众，失误当自悔。”“打工皇帝”陈久霖在中航油事件集中爆发以后，以这样的短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面对5．5亿美元的巨亏，却不知他如何坦然。
显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反思的。而从目前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中航油确实是一个个人色彩十分浓厚的大企业。携20万美元独身赴新加坡，7年打造出一个数十亿资产的大公司，一个精彩的创业故事。
真正应该反思的当然不止陈久霖。国资委已经认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属于违规经营。26倍的越权交易证明了中航海“董事会形同虚设”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