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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在这一天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或者仪式非常普遍，鞭春牛就是其中的一项，立春鞭春牛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礼俗互动的过程中从最开始的宫廷活动演变为后来的官民同乐，世俗化的意味也逐渐变浓。作为一种目前依然存在的习俗，虽然人们对它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已经不再相信，但其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值得追索。
关键词：礼俗互动 立春 鞭春牛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农耕文明的产物，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受到极高的重视，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或者仪式非常普遍。目前，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民俗活动有很多与立春相关，如衢州“立春祭”、石陌“说春”、遂昌“班春劝农”等。它们都与立春鞭春牛有关联，可见立春鞭春牛这一习俗的强大生命力，筆者认为鞭春牛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礼俗互动的演变过程息息相关。
一、礼俗之前：立春出土牛的兴起
最初立春只是一个节气，其演变成一个节日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晚期，顺应时气、不违农时的观念已经非常普遍，立春因此受到重视。东汉时期，立春迎时气成为官方活动，《后汉书》记载：“是岁始迎气于五郊。”①这里所讲的迎气指的是迎四时之气，立春之日举行的就叫迎春礼。
东汉时期，迎春礼吸收了先秦时“出土牛”习俗，在《后汉书》中有相关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②此时，土牛与青幡、耕人一起都是立春迎春的元素。出土牛不仅是送大寒，同时也意味着迎暖春，土牛与耕人的组合更有昭示农时的意思。这一时期，不仅只有都城举行迎春礼，地方上也同样举行迎春礼，《后汉书》记载：“县邑……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③
从史料可以看出，县邑只在立春之日进行迎春，其余三时不迎，仪式也较为简单。都城和县邑的迎春都包含一定的观念象征。在中国古代的仪式中，往往取同类象征的意义相互配合运用，如求雨属水，所以动阴;止雨要助火抑水，所以动阳。再如，春季在东方，仪式相关物品用青色。立春迎春的方位都为东，且参与人员穿青衣。县邑还令一男童作为春天的象征，进行拜敬，这些都是观念象征的体现，是一种隐喻。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春迎气的意味慢慢消退，迎春的意趣逐渐增强，民众的“借礼行俗”推动出土牛演变成鞭春牛。
二、借礼行俗：立春鞭春牛的出现
张士闪在《“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一文中，对“借礼行俗”和“以俗入礼”做出了界定。
以俗入礼，是指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和资助，使之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系统之中;借礼行俗，则指民众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以获得合法性。二者均作为中国社会“礼俗互动”传统的常规表现，促成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嵌套的关系。④
纵观立春鞭春牛的演变历史，笔者发现立春鞭春牛从最开始的出土牛到后世的鞭春牛，其演变过程中“以俗入礼”和“借礼行俗”一直穿插其中，在其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东汉时期，只是在立春这一天出土牛，作为一个象征农时的物件，其主要作用是劝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依然如此。但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融期，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居民的迁移，使得节日的世俗化趋势非常明显。立春出土牛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立春作为一个节气，在此时的民间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立春之日剪彩燕、戴青幡非常流行。“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⑤可见，这时候的民间，在立春日有剪彩以迎春祈福的习俗。
立春日习俗的繁盛以及社会的繁荣安定为鞭春牛“以俗入礼”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唐代很多文献都对打春牛有记载，《兼明书》土牛义篇写道：“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弃者……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此谓人之妄作耳。”⑥再如“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⑦元稹《生春》也写道：“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这些文献中，鞭春牛地点均为州县，从抢土的行为看这一活动最开始很可能出现在民间，土牛鞭打后就除之，可以想见当时参与的民众非常多，完全能够达到示农的目的。立春鞭春牛实际上模仿的是春耕，是一种仪式象征。在鞭春牛的过程中，土牛被打碎，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前去争抢土块，持土以祈丰稔，也体现出民众对于牛的崇拜。
到了宋代，鞭春牛“以俗入礼”，进春仪式变成立春迎春的主要活动，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载：“立春开封府土牛进入禁中。开封县土牛（立春前）一日鼓乐迎置府南门上。”进春到宫廷后，进行鞭春，并有抢土块的行为，北宋王珪《宫词》中也写道：“殿下排场击土牛，君王玉仗久迟留，内人争卜宜春喜，夺得金泥各自收。”除鞭牛外，宫廷中还出现了撒豆习俗，《辽史·礼志》载：“司辰报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殿，撒谷豆，击土牛。撒谷豆，许众夺之。”⑧撒豆最开始出现于古代的驱傩礼仪中，古人认为赤小豆和大豆有驱瘟避疫的功效，人们抢夺谷豆，相当于抢福。宋代官方还颁布了《土牛经》，对土牛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土牛经》中，规定了牛首以岁干为色，牛身以岁支为色，牛的胫、脚都必须是规定的颜色。除此之外，耕人的位置也有相应规定。在古代的传统观念中，“阴阳”有其特定的象征，代表着生死、盛衰和吉凶等，干支也有其象征，象征动植物的生老衰减，用干支规定当年土牛的颜色，有一定象征意义。按照干支、五行制作出来的土牛，具有一定的神圣性，被赋予神秘色彩，受到人们的尊崇。
在民间，鞭春牛也随着节日的空前繁荣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行为，信仰意味浓厚，可谓是“借礼行俗”。撒豆这一行为被赋予了多重意义，豆与“痘”同音，民间认为撒豆可以“撒痘”，《清俗纪闻》载：“在将太岁送往庙宁之途中，市中儿童掷大豆打牛，如掷中，相传可使疱疮减轻。”将豆看作痘，是物事象征，撒豆以撒痘是一种“模拟”行为。对于牛的崇拜也更加多样化，《高陵县志》中记载了民众争抢土牛块涂灶，据说可以“祛蚍蜉”。抢夺鞭牛的春杖，相传可以使蚕更加健壮。还有用朱红画牛角、涂小儿额头的，其名曰“打春”。又如“牛腹预藏胡桃、柿饼、栗、枣、花生等物，鞭后散落在地，民间男女多争食之。”⑨胡桃、柿饼、栗、枣、花生都是具有美好寓意的食物。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朝时鞭春牛出现了很多新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高。但中华民国成立后，迎春礼作为一项清廷的礼仪被明令禁止。官方废除了鞭春牛，但民俗的力量是持久且强大的，官方主导的大环境改变了，人们对于牛的崇拜以及在立春日鞭春牛的习俗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
三、立春鞭春牛的保留与转变
在民间，鞭春牛以另外的形式得以保留，民国《宜川县志》有民间打春的相关记载。主要是在立春的清晨，用朱红涂抹牛角和小孩的额头，还有门窗等。谓“打春”。《沧县志》也有记载：“民间以红色染牛角。”⑩除了“打春”的形式發生变化外，《春牛图》也得到发展，在北方农村，于墙上贴春牛年画非常流行。如今，年画逐渐成为艺术品，农民也不再买年画贴于家中，但是翻开老皇历，会发现第一页就是春牛图，走向艺术道路的春牛图，其功用又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
自2016年底，我国的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衢州九华“立春祭”作为立春的重要民俗活动受到重视。鞭春牛是九华“立春祭”的重要展演项目。2011年，柯城文化馆为了扩大其知名度，相关人员对“立春祭”进行了系统性重构，鞭春牛就是其中的一项，相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献，最终制定了一套操作性、观赏性和参与性都较好的鞭春牛项目。流程大致为，先是在梧桐祖殿前面的农田里，由一位披蓑衣、戴斗笠的老农对春牛进行象征性鞭打。鞭打结束后，将事先准备好的花生、糖果等寓意吉祥的食品分撒给观望人群。这两项结束后，村民抬着纸糊的春牛等沿村巡游，在一些事先约好的人家门前，稍作停留，接受拜礼，进行祈福。这一整套流程中，可以看出民间俗信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在当前人们已经不再普遍相信这些行为能够真的带来好运的情况下，相关人员依然将民间俗信掺入其中，正体现了民间俗信的强大生命力。人们尽管不再相信其有实际的功效，但依然乐意去参与，在行为中表达自己的某种期望。
四、结语
立春鞭春牛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立春出土牛到后来的鞭春牛，中华民国时期的明令废止，再到如今的非遗项目，其形式一直在演变。但不管立春鞭春牛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它在民间始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是“以俗入礼”还是“借礼行俗”，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这也使得立春鞭春牛能够延续至今，成为民众津津乐道、乐于参与的民俗活动。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对于其中蕴含的美好意愿始终保持着热情。
注释：
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4页。
②[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02页。
③[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04页。
④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第150页。
⑤[南朝梁]宗懔，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⑥⑦[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第635页。
⑧[元]脱脱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辽史》，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76页。
⑨闵宗殿：《古代的劝农备耕民俗——迎春》，《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第99页。
⑩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J].开放时代，2019（06）：148-165.
[2]简涛.立春风俗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6-260.
[3]王霄冰.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2（06）：106+113-122.
[4]卜风贤.鞭打春牛农俗中的地方教化与国家认同[J].中国农史，2019（01）：88-96.
[5]方燕.鞭春·改火·驱傩——巫术与宋代宫廷节俗简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4）：103-106.
[6]马惠玲.从立春到撒豆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传承与变异[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18-123.
[7]张琪亚.隐喻的力量——论民间巫术信仰的重要象征形式[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5-9.
（作者简介：鲍燕飞，硕士研究生在读，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礼俗互动 立春 鞭春牛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农耕文明的产物，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受到极高的重视，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或者仪式非常普遍。目前，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民俗活动有很多与立春相关，如衢州“立春祭”、石陌“说春”、遂昌“班春劝农”等。它们都与立春鞭春牛有关联，可见立春鞭春牛这一习俗的强大生命力，筆者认为鞭春牛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礼俗互动的演变过程息息相关。
一、礼俗之前：立春出土牛的兴起
最初立春只是一个节气，其演变成一个节日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晚期，顺应时气、不违农时的观念已经非常普遍，立春因此受到重视。东汉时期，立春迎时气成为官方活动，《后汉书》记载：“是岁始迎气于五郊。”①这里所讲的迎气指的是迎四时之气，立春之日举行的就叫迎春礼。
东汉时期，迎春礼吸收了先秦时“出土牛”习俗，在《后汉书》中有相关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②此时，土牛与青幡、耕人一起都是立春迎春的元素。出土牛不仅是送大寒，同时也意味着迎暖春，土牛与耕人的组合更有昭示农时的意思。这一时期，不仅只有都城举行迎春礼，地方上也同样举行迎春礼，《后汉书》记载：“县邑……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③
从史料可以看出，县邑只在立春之日进行迎春，其余三时不迎，仪式也较为简单。都城和县邑的迎春都包含一定的观念象征。在中国古代的仪式中，往往取同类象征的意义相互配合运用，如求雨属水，所以动阴;止雨要助火抑水，所以动阳。再如，春季在东方，仪式相关物品用青色。立春迎春的方位都为东，且参与人员穿青衣。县邑还令一男童作为春天的象征，进行拜敬，这些都是观念象征的体现，是一种隐喻。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春迎气的意味慢慢消退，迎春的意趣逐渐增强，民众的“借礼行俗”推动出土牛演变成鞭春牛。
二、借礼行俗：立春鞭春牛的出现
张士闪在《“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一文中，对“借礼行俗”和“以俗入礼”做出了界定。
以俗入礼，是指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和资助，使之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系统之中;借礼行俗，则指民众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以获得合法性。二者均作为中国社会“礼俗互动”传统的常规表现，促成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嵌套的关系。④
纵观立春鞭春牛的演变历史，笔者发现立春鞭春牛从最开始的出土牛到后世的鞭春牛，其演变过程中“以俗入礼”和“借礼行俗”一直穿插其中，在其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东汉时期，只是在立春这一天出土牛，作为一个象征农时的物件，其主要作用是劝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依然如此。但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融期，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居民的迁移，使得节日的世俗化趋势非常明显。立春出土牛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立春作为一个节气，在此时的民间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立春之日剪彩燕、戴青幡非常流行。“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⑤可见，这时候的民间，在立春日有剪彩以迎春祈福的习俗。
立春日习俗的繁盛以及社会的繁荣安定为鞭春牛“以俗入礼”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唐代很多文献都对打春牛有记载，《兼明书》土牛义篇写道：“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弃者……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此谓人之妄作耳。”⑥再如“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⑦元稹《生春》也写道：“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这些文献中，鞭春牛地点均为州县，从抢土的行为看这一活动最开始很可能出现在民间，土牛鞭打后就除之，可以想见当时参与的民众非常多，完全能够达到示农的目的。立春鞭春牛实际上模仿的是春耕，是一种仪式象征。在鞭春牛的过程中，土牛被打碎，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前去争抢土块，持土以祈丰稔，也体现出民众对于牛的崇拜。
到了宋代，鞭春牛“以俗入礼”，进春仪式变成立春迎春的主要活动，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载：“立春开封府土牛进入禁中。开封县土牛（立春前）一日鼓乐迎置府南门上。”进春到宫廷后，进行鞭春，并有抢土块的行为，北宋王珪《宫词》中也写道：“殿下排场击土牛，君王玉仗久迟留，内人争卜宜春喜，夺得金泥各自收。”除鞭牛外，宫廷中还出现了撒豆习俗，《辽史·礼志》载：“司辰报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殿，撒谷豆，击土牛。撒谷豆，许众夺之。”⑧撒豆最开始出现于古代的驱傩礼仪中，古人认为赤小豆和大豆有驱瘟避疫的功效，人们抢夺谷豆，相当于抢福。宋代官方还颁布了《土牛经》，对土牛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土牛经》中，规定了牛首以岁干为色，牛身以岁支为色，牛的胫、脚都必须是规定的颜色。除此之外，耕人的位置也有相应规定。在古代的传统观念中，“阴阳”有其特定的象征，代表着生死、盛衰和吉凶等，干支也有其象征，象征动植物的生老衰减，用干支规定当年土牛的颜色，有一定象征意义。按照干支、五行制作出来的土牛，具有一定的神圣性，被赋予神秘色彩，受到人们的尊崇。
在民间，鞭春牛也随着节日的空前繁荣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行为，信仰意味浓厚，可谓是“借礼行俗”。撒豆这一行为被赋予了多重意义，豆与“痘”同音，民间认为撒豆可以“撒痘”，《清俗纪闻》载：“在将太岁送往庙宁之途中，市中儿童掷大豆打牛，如掷中，相传可使疱疮减轻。”将豆看作痘，是物事象征，撒豆以撒痘是一种“模拟”行为。对于牛的崇拜也更加多样化，《高陵县志》中记载了民众争抢土牛块涂灶，据说可以“祛蚍蜉”。抢夺鞭牛的春杖，相传可以使蚕更加健壮。还有用朱红画牛角、涂小儿额头的，其名曰“打春”。又如“牛腹预藏胡桃、柿饼、栗、枣、花生等物，鞭后散落在地，民间男女多争食之。”⑨胡桃、柿饼、栗、枣、花生都是具有美好寓意的食物。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朝时鞭春牛出现了很多新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高。但中华民国成立后，迎春礼作为一项清廷的礼仪被明令禁止。官方废除了鞭春牛，但民俗的力量是持久且强大的，官方主导的大环境改变了，人们对于牛的崇拜以及在立春日鞭春牛的习俗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
三、立春鞭春牛的保留与转变
在民间，鞭春牛以另外的形式得以保留，民国《宜川县志》有民间打春的相关记载。主要是在立春的清晨，用朱红涂抹牛角和小孩的额头，还有门窗等。谓“打春”。《沧县志》也有记载：“民间以红色染牛角。”⑩除了“打春”的形式發生变化外，《春牛图》也得到发展，在北方农村，于墙上贴春牛年画非常流行。如今，年画逐渐成为艺术品，农民也不再买年画贴于家中，但是翻开老皇历，会发现第一页就是春牛图，走向艺术道路的春牛图，其功用又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
自2016年底，我国的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衢州九华“立春祭”作为立春的重要民俗活动受到重视。鞭春牛是九华“立春祭”的重要展演项目。2011年，柯城文化馆为了扩大其知名度，相关人员对“立春祭”进行了系统性重构，鞭春牛就是其中的一项，相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文献，最终制定了一套操作性、观赏性和参与性都较好的鞭春牛项目。流程大致为，先是在梧桐祖殿前面的农田里，由一位披蓑衣、戴斗笠的老农对春牛进行象征性鞭打。鞭打结束后，将事先准备好的花生、糖果等寓意吉祥的食品分撒给观望人群。这两项结束后，村民抬着纸糊的春牛等沿村巡游，在一些事先约好的人家门前，稍作停留，接受拜礼，进行祈福。这一整套流程中，可以看出民间俗信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在当前人们已经不再普遍相信这些行为能够真的带来好运的情况下，相关人员依然将民间俗信掺入其中，正体现了民间俗信的强大生命力。人们尽管不再相信其有实际的功效，但依然乐意去参与，在行为中表达自己的某种期望。
四、结语
立春鞭春牛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立春出土牛到后来的鞭春牛，中华民国时期的明令废止，再到如今的非遗项目，其形式一直在演变。但不管立春鞭春牛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它在民间始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是“以俗入礼”还是“借礼行俗”，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这也使得立春鞭春牛能够延续至今，成为民众津津乐道、乐于参与的民俗活动。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对于其中蕴含的美好意愿始终保持着热情。
注释：
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4页。
②[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02页。
③[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04页。
④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第150页。
⑤[南朝梁]宗懔，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⑥⑦[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第635页。
⑧[元]脱脱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辽史》，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76页。
⑨闵宗殿：《古代的劝农备耕民俗——迎春》，《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第99页。
⑩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J].开放时代，2019（06）：148-165.
[2]简涛.立春风俗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6-260.
[3]王霄冰.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2（06）：106+113-122.
[4]卜风贤.鞭打春牛农俗中的地方教化与国家认同[J].中国农史，2019（01）：88-96.
[5]方燕.鞭春·改火·驱傩——巫术与宋代宫廷节俗简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4）：103-106.
[6]马惠玲.从立春到撒豆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传承与变异[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18-123.
[7]张琪亚.隐喻的力量——论民间巫术信仰的重要象征形式[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5-9.
（作者简介：鲍燕飞，硕士研究生在读，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