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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瑟·米勒是20世纪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推销员之死》在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连续上演742场，一举夺得当年五项戏剧大奖，从而奠定了米勒在当代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虽然《推销员之死》的剧情较为简单，但其时代背景的设定和多面人物的塑造，使这部戏剧所表达的艺术思想极为深刻。本文将从多元化的视角，解读主人公威利与林达的形象，并从中分析《推销员之死》的人物矛盾和戏剧冲突。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 悲剧
《推销员之死》讲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在纽约一家公司工作了36个年头，为公司的产品创出了牌子，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年迈体弱，越来越难以胜任工作，最后被老板解雇，绝望的威利最终选择用自己生命的逝去换来人寿保险金，留给妻子和孩子的故事。本文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析《推销员之死》的两位主人公。
一、威利——梦想的破碎与实现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具有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威利是这部戏剧情节发展的中心，是剧作家的主要描写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缩影”，也是这幕悲剧实现表达的核心。在角色塑造上，作者首先从威利的职业和家庭入手，对威利这个角色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合理铺垫。威利作为一名推销员，注定要长期处于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出卖自身尊严迎合他人的状态。而在家庭中，威利却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说一不二的权威。这种事业上的被动和家庭上的主动，对威利性格上的缺陷提供了先决条件，也成为威利梦想破碎后，在面对现实的落差时所产生的反应，以及遭受重大打击后精神失常的推动因素之一。
威利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主要角色，被剧作家赋予了当时许多男人的共同特质——过度大男子主义，活在自我幻想中，不从自身找失败的原因却和社会赌气，撒气到妻子身上，把希望寄予在下一代，等等。剧作家通过角色的背景和人物性格，塑造出种种缺点和弱点，诸如事业枯竭、没有经济来源、父子关系僵化等。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就通过这些缺点使导致主人公“不为人知”的压力扩大，进而发挥戏剧冲突的作用。
在话剧的第一幕中，剧作家就通过威利和邻居查理的争论，为这种矛盾可能导致的悲剧进行了铺垫。在这一片段中，查理告诫威利，他的儿子们在建筑工地有偷盗行为，威利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认可儿子的行为，夸赞他们的“劳动成果”，并对查理报以嘲笑。剧作家通过这一片段在剧情开展的早期展现了威利性格中的内在矛盾：角色自身笃信于努力工作来得到成功，而对于儿子的偷盗行为，却又视为努力之外成功的捷径。同时也在片段中将威利这一角色性格的爱慕虚荣和狂妄自大充分表现出来。
剧作家借由角色内在矛盾在戏剧中的不断激发和扩张，将威利这么一个被旧经济文化的虚幻光景蒙蔽了双眼，活在自我欺骗和自我虚荣状态里的角色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一方面，他极度渴望成功，渴望成功能够带来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另一方面，种种矛盾不断碰撞形成的戏剧冲突下所推进的剧情，是他没有迎来成功，梦想彻底破碎，甚至到中老年面对种种打击后，还不得不想办法安顿自己的下半生，威利精神已经有些失常，并最终酿成了更大的悲劇。剧作家通过这种人物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的交汇与放大，以及在戏剧矛盾酝酿到顶点并爆发的过程，将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时代，对小人物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林达——梦想背后的边缘人物
（一）家庭中的被支配者
艺术形象的构成往往离不开生活化的元素。和威利一样，林达也是一个高度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元素而创作出的人物。林达作为女性角色，是一个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传统妇女形象，易于观众为之产生情感上的触动。在这个艺术创作塑造的家庭中，林达是个无权的人，对社会没有过多接触，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为威利的妻子，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操持着家中一切生活，对丈夫百依百顺，给予无限的耐心与包容。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中，家庭主妇身上常见的生活元素被扩大化了。可在生活中，威利总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林达，以训斥林达来表达他的不满，仿佛妻子不是携手相伴一生的爱人，而是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艺术创作中经过某些元素强化后的夫妻关系，也为这个家庭的悲剧做了铺垫。
林达给威利买了新的美国式奶酪，威利完全无法接受，认为林达在和他闹别扭;林达经常在威利的面前缝补袜子，这样的行为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几度狂躁发火;比夫、哈皮和威利商量着卖体育用品，林达作为儿子们的母亲，同样为他们感到高兴，但几次透露出的喜悦心情都立刻被丈夫打断，并不被允许表态。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林达作为威利的妻子，和威利却并非处于等同地位，夫妻之间缺乏携手相伴的温馨，林达在这个家庭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完全顺从于丈夫威利命令的被压迫者，是这个家庭组成中的“失语者”。林达作为一个典型的，在传统意义上把丈夫作为权威、绝对崇拜丈夫的家庭主妇形象，始终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她希望维护家庭的和谐，却又不断受到家庭的伤害;她越给予丈夫无限度的认同，却越与丈夫之间产生更大的隔阂。这一角色内在矛盾的放大，构成了后续剧情冲突的一部分，并带给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戏剧渲染上的冲击力。
（二）威利悲剧的推动者
戏剧艺术的受众对象是现实中的人，其创作来源也取材于现实生活。因此戏剧冲突是一种现实冲突的艺术化表现，它把生活矛盾以艺术化的形式更加直观地摆在舞台上，以此引发观众的情感波动。
作为凸显主题的主要角色，男主角威利过度追逐于主流意义的“成功”，活在自我保护的意识里，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威利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性格缺陷如果能被克服，其实还能够有救赎的可能。但如果最亲密的人都不敢指出他的弱点，而是盲目地崇拜和鼓励，那么这样的缺陷只会被无限放大，进而造成更大的悲剧。
威利的妻子林达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剧中，她明明知道威利每个礼拜会找查理借五十块钱骗她，假装是他挣来的，可林达还要装作不知道，盲目地服从、崇拜着他，只是为了维护丈夫的面子。威利出轨成性，她也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不仅不敢吵闹，更没有胆量制止这样的行为。而当她发现威利准备用藏在地窖里的橡皮管子接着煤气自杀时，她既没有拆掉管子，也没有和丈夫摊牌，而是和两个儿子解释：“我要是当面说，他的脸往哪儿放呢？”林达把威利自杀与否道德绑架在儿子身上，“威胁”比夫，牺牲自我，将自我全部给了这个家，家庭表面的和谐与稳定，她又是否守住了呢？“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像你这样被孩子们崇拜的父亲可不多。”从这些片段和对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达的话语权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她总是谨慎小心，对白中的话语都是简短而卑微的，对丈夫要么是服从，要么是夸赞。这一特性作为角色之间内在反差是矛盾的组成元素之一，为威利的悲剧增添了合理性。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林达与威利之间的联系，绝不仅是作为家庭伴侣的组成，还存在服从者对丈夫权威的主动构建。正是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使她能够完全忍受丈夫的一切行为，甚至还对此主动迎合。这种逆来顺受、勤恳吃苦的传统家庭主妇形象，进一步放大了威利这个角色的内在矛盾，与威利共同构成了戏剧的主要冲突之一。
林达对威利的绝对迎合甚至是服从，恰恰维持了威利偏执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她越温顺，越体贴，就越是对威利一切行为的支持。她对自身行为的克制，也成为对威利行为的放纵。林达无疑是深深爱着丈夫威利的，也确实为丈夫、为家庭付出了心血。然而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无底线的体贴，不断滋养着威利的自我虚荣、自我欺骗，将威利从歧路一步步导向绝路，最终成了毁灭威利的因素之一。因此，造成威利最后悲剧的，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来自林达的推动。
林达和威利，都是常见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家庭也是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平凡家庭。剧作家把这种平常人生活的元素搬到舞台上，通过放大作品中的某些特质，从而成功地塑造出具有生活化气息和现实意义、能够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人物形象，并由此構建出打动观众情感的戏剧冲突。这正是《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内核所在。
三、结语
《推销员之死》塑造了一个挣扎于社会发展变迁中，努力却又难以摆脱现状，具有多面化的、形象生动的小人物。主人公威利笃信于主流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却又始终偏离于主流文化，沦落为一个现实意义上的边缘人物。而在威利一步步迎来悲剧的过程中，威利的妻子林达也成了梦想的牺牲品。通过威利这一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悲剧，《推销员之死》对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提出了质疑和强有力的挑战。作者将常见的小人物形象所发生的悲剧呈现到观众眼前，所传达出的艺术思想，值得观众回味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姚本标.谁才是“美国梦”的真正受害者——《推销员之死》女主人公琳达的身份诠释[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88-91.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王艺帆，硕士研究生，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戏剧学）
（责任编辑 张云逸）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 悲剧
《推销员之死》讲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在纽约一家公司工作了36个年头，为公司的产品创出了牌子，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年迈体弱，越来越难以胜任工作，最后被老板解雇，绝望的威利最终选择用自己生命的逝去换来人寿保险金，留给妻子和孩子的故事。本文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析《推销员之死》的两位主人公。
一、威利——梦想的破碎与实现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具有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威利是这部戏剧情节发展的中心，是剧作家的主要描写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缩影”，也是这幕悲剧实现表达的核心。在角色塑造上，作者首先从威利的职业和家庭入手，对威利这个角色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合理铺垫。威利作为一名推销员，注定要长期处于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出卖自身尊严迎合他人的状态。而在家庭中，威利却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说一不二的权威。这种事业上的被动和家庭上的主动，对威利性格上的缺陷提供了先决条件，也成为威利梦想破碎后，在面对现实的落差时所产生的反应，以及遭受重大打击后精神失常的推动因素之一。
威利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主要角色，被剧作家赋予了当时许多男人的共同特质——过度大男子主义，活在自我幻想中，不从自身找失败的原因却和社会赌气，撒气到妻子身上，把希望寄予在下一代，等等。剧作家通过角色的背景和人物性格，塑造出种种缺点和弱点，诸如事业枯竭、没有经济来源、父子关系僵化等。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就通过这些缺点使导致主人公“不为人知”的压力扩大，进而发挥戏剧冲突的作用。
在话剧的第一幕中，剧作家就通过威利和邻居查理的争论，为这种矛盾可能导致的悲剧进行了铺垫。在这一片段中，查理告诫威利，他的儿子们在建筑工地有偷盗行为，威利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认可儿子的行为，夸赞他们的“劳动成果”，并对查理报以嘲笑。剧作家通过这一片段在剧情开展的早期展现了威利性格中的内在矛盾：角色自身笃信于努力工作来得到成功，而对于儿子的偷盗行为，却又视为努力之外成功的捷径。同时也在片段中将威利这一角色性格的爱慕虚荣和狂妄自大充分表现出来。
剧作家借由角色内在矛盾在戏剧中的不断激发和扩张，将威利这么一个被旧经济文化的虚幻光景蒙蔽了双眼，活在自我欺骗和自我虚荣状态里的角色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一方面，他极度渴望成功，渴望成功能够带来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另一方面，种种矛盾不断碰撞形成的戏剧冲突下所推进的剧情，是他没有迎来成功，梦想彻底破碎，甚至到中老年面对种种打击后，还不得不想办法安顿自己的下半生，威利精神已经有些失常，并最终酿成了更大的悲劇。剧作家通过这种人物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的交汇与放大，以及在戏剧矛盾酝酿到顶点并爆发的过程，将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时代，对小人物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林达——梦想背后的边缘人物
（一）家庭中的被支配者
艺术形象的构成往往离不开生活化的元素。和威利一样，林达也是一个高度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元素而创作出的人物。林达作为女性角色，是一个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传统妇女形象，易于观众为之产生情感上的触动。在这个艺术创作塑造的家庭中，林达是个无权的人，对社会没有过多接触，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为威利的妻子，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操持着家中一切生活，对丈夫百依百顺，给予无限的耐心与包容。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中，家庭主妇身上常见的生活元素被扩大化了。可在生活中，威利总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林达，以训斥林达来表达他的不满，仿佛妻子不是携手相伴一生的爱人，而是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艺术创作中经过某些元素强化后的夫妻关系，也为这个家庭的悲剧做了铺垫。
林达给威利买了新的美国式奶酪，威利完全无法接受，认为林达在和他闹别扭;林达经常在威利的面前缝补袜子，这样的行为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几度狂躁发火;比夫、哈皮和威利商量着卖体育用品，林达作为儿子们的母亲，同样为他们感到高兴，但几次透露出的喜悦心情都立刻被丈夫打断，并不被允许表态。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林达作为威利的妻子，和威利却并非处于等同地位，夫妻之间缺乏携手相伴的温馨，林达在这个家庭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完全顺从于丈夫威利命令的被压迫者，是这个家庭组成中的“失语者”。林达作为一个典型的，在传统意义上把丈夫作为权威、绝对崇拜丈夫的家庭主妇形象，始终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她希望维护家庭的和谐，却又不断受到家庭的伤害;她越给予丈夫无限度的认同，却越与丈夫之间产生更大的隔阂。这一角色内在矛盾的放大，构成了后续剧情冲突的一部分，并带给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戏剧渲染上的冲击力。
（二）威利悲剧的推动者
戏剧艺术的受众对象是现实中的人，其创作来源也取材于现实生活。因此戏剧冲突是一种现实冲突的艺术化表现，它把生活矛盾以艺术化的形式更加直观地摆在舞台上，以此引发观众的情感波动。
作为凸显主题的主要角色，男主角威利过度追逐于主流意义的“成功”，活在自我保护的意识里，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威利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性格缺陷如果能被克服，其实还能够有救赎的可能。但如果最亲密的人都不敢指出他的弱点，而是盲目地崇拜和鼓励，那么这样的缺陷只会被无限放大，进而造成更大的悲剧。
威利的妻子林达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剧中，她明明知道威利每个礼拜会找查理借五十块钱骗她，假装是他挣来的，可林达还要装作不知道，盲目地服从、崇拜着他，只是为了维护丈夫的面子。威利出轨成性，她也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不仅不敢吵闹，更没有胆量制止这样的行为。而当她发现威利准备用藏在地窖里的橡皮管子接着煤气自杀时，她既没有拆掉管子，也没有和丈夫摊牌，而是和两个儿子解释：“我要是当面说，他的脸往哪儿放呢？”林达把威利自杀与否道德绑架在儿子身上，“威胁”比夫，牺牲自我，将自我全部给了这个家，家庭表面的和谐与稳定，她又是否守住了呢？“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像你这样被孩子们崇拜的父亲可不多。”从这些片段和对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达的话语权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她总是谨慎小心，对白中的话语都是简短而卑微的，对丈夫要么是服从，要么是夸赞。这一特性作为角色之间内在反差是矛盾的组成元素之一，为威利的悲剧增添了合理性。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林达与威利之间的联系，绝不仅是作为家庭伴侣的组成，还存在服从者对丈夫权威的主动构建。正是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使她能够完全忍受丈夫的一切行为，甚至还对此主动迎合。这种逆来顺受、勤恳吃苦的传统家庭主妇形象，进一步放大了威利这个角色的内在矛盾，与威利共同构成了戏剧的主要冲突之一。
林达对威利的绝对迎合甚至是服从，恰恰维持了威利偏执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她越温顺，越体贴，就越是对威利一切行为的支持。她对自身行为的克制，也成为对威利行为的放纵。林达无疑是深深爱着丈夫威利的，也确实为丈夫、为家庭付出了心血。然而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无底线的体贴，不断滋养着威利的自我虚荣、自我欺骗，将威利从歧路一步步导向绝路，最终成了毁灭威利的因素之一。因此，造成威利最后悲剧的，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来自林达的推动。
林达和威利，都是常见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家庭也是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平凡家庭。剧作家把这种平常人生活的元素搬到舞台上，通过放大作品中的某些特质，从而成功地塑造出具有生活化气息和现实意义、能够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人物形象，并由此構建出打动观众情感的戏剧冲突。这正是《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内核所在。
三、结语
《推销员之死》塑造了一个挣扎于社会发展变迁中，努力却又难以摆脱现状，具有多面化的、形象生动的小人物。主人公威利笃信于主流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却又始终偏离于主流文化，沦落为一个现实意义上的边缘人物。而在威利一步步迎来悲剧的过程中，威利的妻子林达也成了梦想的牺牲品。通过威利这一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悲剧，《推销员之死》对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提出了质疑和强有力的挑战。作者将常见的小人物形象所发生的悲剧呈现到观众眼前，所传达出的艺术思想，值得观众回味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姚本标.谁才是“美国梦”的真正受害者——《推销员之死》女主人公琳达的身份诠释[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88-91.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王艺帆，硕士研究生，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戏剧学）
（责任编辑 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