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跨文化研究——德莫特·莫兰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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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现象学家、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委员会主席,现任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哲学系主任.2019年6—7月,莫兰教授受邀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开展"中大禾田哲学讲座",期间访者与莫兰教授就现象学研究的现状、现象学与跨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持续且深入的交流.此系列访谈从2019年7月延续至2021年5月,莫兰教授最后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订和校阅,全面展现了他个人对现象学近四十年发展的观察与回顾.在此选取部分内容集结成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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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既紧密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它出现在"分割的主权"与"集中的君主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它发生在一个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背景之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面性:一是资本的扩张会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家阶级;二是全球资本需要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资本全球化中被迫驶入资本逻辑的普遍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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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欧陆左翼哲学对爱欲功能的揄扬,提示着爱欲在现代主体性塑造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托数据算法的中介,人际交往中的"他者"维度有趋于消失的可能,自我正遭遇一场空前的主体性危机.一批左翼理论家尝试从古希腊传统中汲取资源,旨在从灵魂自我完善与源自共同生活的友爱政治两个方面,把爱欲抬升至建构主体的本体论地位,进而重拾主体解放论述以因应当前困境.这一转向反映了左翼思潮的新变化,同时也呈现出爱欲解放与审美救赎思想在理论旨趣和方法限度上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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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
作为当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分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探讨反代孕合法化的必要性提供了别样的分析视角:代孕的出现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此形成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代孕女性的异化,她们作为人的特征为工具性所定义,面临与母亲身份疏离的风险.在代孕女性与母亲身份疏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侵占绝大部分生育劳动成果的特权阶级女性群体.为避免对代孕女性的压迫、剥削和异化,减少她们过上自由、独立且有尊严生活的阻碍,坚决反对代孕合法化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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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正义论》中"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拓展为"现实乌托邦".该主张为其正义理论赋予了面向"现实的"维度,也让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过,罗尔斯始终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主张稳定性依赖于"向着理性善的收敛",也即向着未来收敛.因而,他的理论旨在用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或理由的可能性来否定"此时此地"这样的经验的可能性或事实的可能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聚焦于未来,而非拘泥于当下.他的理论首先(并且最终依然)是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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