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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后，历史进入以征服外在环境、发展社会经济、充实世俗生活为特色的秦汉社会。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强大与国家财力的相对富足，印证了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旺盛生命力。这之中，思想意识形态上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交替或并行的输入滋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道家学说而言，西汉前期统治者即打着“黄、老”的旗号，将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引入国家政治生活，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而秦汉统治者求药求仙、追求长生不老的浪潮，也与庄学有关。庄子在《大宗师》《齐物论》《人间世》《养生主》诸篇里讲述的神仙之说和养生之术，促使上层统治阶级关注自身的生命质量并很快影响到士人阶层及普通民众。西汉前期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阐述中医理论的名著——《黄帝内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其行文字间，则不时闪烁出老、庄之学的光芒，如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借屈原之口所述诸如“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心志即是明证。司马迁无疑是崇尚儒家积极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消极避世，乐观进取，虽九死而不悔；但对与孔、孟大相径庭的老、庄的政治观、处世观，也给以充分理解与激赏。他的《史记》，给予道家以极高地位，如将道家尊崇的黄帝列在开篇《五帝本纪》，且为五帝之首，从而“建立了以道家人物黄帝为共同始祖的民族大统一观念”[1]。他重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矛盾的天命思想，也主张恢复浑沌社会，支持政治上的清静无为；尤其是他也要求顺应自然、顺应人的本性，与老、庄形成大体的一致。他在《货殖列传》里希望统治者对人的本性——“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因之”“利道之”，也可以“教诲之”“整齐之”，但不能“与之争”。 《老子》第八十一章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里评论老子说：“李耳无为白化，清静自正”；“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深远矣”。他又评庄子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他对庄子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相位之邀尤为看重，特以专段叙述，并录庄子之言以表恭敬：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看来，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这一层次上，中国的传统优秀知识分子——上自老、庄、孔、孟、屈原、司马迁，下至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是相通的，都是惺惺相惜而不分学派、门派的。
其实，西汉一代的思想界，依旧延续着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虽说汉武之时学术思想“统于一尊”，但所形成的“新儒家”乃是一种“杂家的面貌”[3]，即杂糅儒、道、法、阴阳五行诸说的“大杂烩”形态。那时的知识分子，并不专一某家学说，而是诸说兼收并蓄的，其中以儒、道兼治最为突出。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即为一例；至于贾谊、董仲舒、扬雄等大学问家，更是显例。
宋人朱熹曾说“贾谊之学杂”（《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十七），承认了贾谊的儒、道等诸说的兼治。贾谊少时既诵《诗》《书》《易》《礼》《乐》和《春秋》，又读《老》《庄》，其《劝学》《道术》《六术》及《道德说》诸文，就是习读《老》《庄》的心得体会。他的《大政上》更是鲜明地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严重警告统治者“轻本不说，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他在《道德说》里赞同《老子》关于万物由来的观点，认为“道”是空虚无形的本体，天地万物由“道”而生。他的《过秦论》等文章指出，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势”）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从而争取主动，有所作为。这一点无疑继承了老、庄特别是庄子顺应自然、超越自然的观点并且有所发展。他的《大政下》即以汤、武史实来阐明人事努力的重要性，《上疏陈政事》则以秦二世而亡去说明不能因应时势变化而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这里，贾谊已在悄然用“强调遵循自然法则的道家”去“建构人事政治体系的外在骨架”。而这也是汉初思想界的一种大趋势。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识：
道家的自然—政治理论即所谓“无为”这时得到了一种具有新实际含义的解说，既不再是老庄的倒退幻想，也不只是道法家的权术理论，而是已经落实在当时实际政治经济措施上的思想。从而道家的宇宙观在这里便有了某种现实的政治经济作为基础，在这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在哲学上把“人”（政治、社会）与“天”（自然、宇宙）连结和沟通起来，为建构统一帝国的上层建筑提供理论体系，它便大不同于先秦的原始道家了。[4]
很显然，汉初的道家其实已在为政治实践服务，成为杂糅儒、阴阳、法诸家之说的新道家了。而这与西汉的新儒家的形成颇为相似。新道家所阐述的观点，实则为汉初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这一理论基础的构成，不仅仅是贾谊及其《新书》（贾谊政论著作的总集）的功劳，而且还包括陆贾的《新语》与刘安及门客们的《淮南子》等。但比较起来，贾谊是汉初新道家中最有贡献者。
不仅如此，贾谊还是汉代第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然而，作为贾誼代表作的《鵩鸟赋》，却是效仿老、庄特别是庄子之作，几乎全是道家思想、道家语言！所以司马迁说：“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统计，《鵩鸟赋》正文共86句，其中有60多句出自道家散文，化用《老子》的有3句，化用《庄子》的有19句，化用《鹖冠子》的有30句，化用《列子》的有5句。”[5]道家散文以恣肆汪洋、自由飘逸为特征，贾谊借用过来为己所用，恰好说明作为新道家的贾谊，在思想境界上是与原始道家相通的，即向往超然物外的精神放达。 比贾谊稍晚的董仲舒一直被认作是西汉新儒家的开山宗师，朱熹甚至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不过，今人钱穆却说：“仲舒《春秋繁露》，其言亦多出黄老刑名。”[6]清人苏舆在《董子年表》中则具言道：“董子请统一儒术，而其中故亦兼习道家。书中《保权位》《立元神》诸篇，有道家学。《循天之道》篇明引道家语，是其证矣。”实际上，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天人感应”，乃提倡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的超越自然精神。其云：“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与老、庄之学，特别是庄学倡导的顺应自然、超越自然、尊重人性、发展自我的思想（如《庄子》之《逍遥游》《在宥》《秋水》等篇所主张的）极为接近。
董仲舒之后的大思想家扬雄，也是以儒学名世的，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归入儒家。然而，他对老、庄之学的欣赏与运用，比董仲舒更为热烈。扬雄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得意之作是《太玄》。不过，朱熹读后却因此而不屑于《汉书·艺文志》的划分。他一针见血地说：
扬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太玄》中高处只是黄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说，只是老庄。康节深取之者，以其书亦挨旁阴阳消长来说道理。《太玄》亦自庄老来，“惟寂惟寞”可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现在细读《太玄》，可以发现扬雄思想里不仅贯穿了老、庄“清静无为”的政治观，而且还绽开着人本主义的花瓣。他忧心忡忡地评论时政说“怀威满虚，道德亡也”，告诫统治者勿滥施刑罚，视人之生命如草芥。这与他在《长杨赋》里讽谏汉武帝的“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是一致的。他高扬“玄”之旗而广言“无”，提出“自然仁义”（意即自然而然就行仁行义，行仁行义没有人为造作）之说，实际上成为“魏晋玄学”的滥觞。
注释：
[1][5]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第186页。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6页。
[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頁。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6]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页。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其行文字间，则不时闪烁出老、庄之学的光芒，如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借屈原之口所述诸如“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心志即是明证。司马迁无疑是崇尚儒家积极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消极避世，乐观进取，虽九死而不悔；但对与孔、孟大相径庭的老、庄的政治观、处世观，也给以充分理解与激赏。他的《史记》，给予道家以极高地位，如将道家尊崇的黄帝列在开篇《五帝本纪》，且为五帝之首，从而“建立了以道家人物黄帝为共同始祖的民族大统一观念”[1]。他重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矛盾的天命思想，也主张恢复浑沌社会，支持政治上的清静无为；尤其是他也要求顺应自然、顺应人的本性，与老、庄形成大体的一致。他在《货殖列传》里希望统治者对人的本性——“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因之”“利道之”，也可以“教诲之”“整齐之”，但不能“与之争”。 《老子》第八十一章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里评论老子说：“李耳无为白化，清静自正”；“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深远矣”。他又评庄子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他对庄子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相位之邀尤为看重，特以专段叙述，并录庄子之言以表恭敬：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看来，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这一层次上，中国的传统优秀知识分子——上自老、庄、孔、孟、屈原、司马迁，下至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是相通的，都是惺惺相惜而不分学派、门派的。
其实，西汉一代的思想界，依旧延续着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虽说汉武之时学术思想“统于一尊”，但所形成的“新儒家”乃是一种“杂家的面貌”[3]，即杂糅儒、道、法、阴阳五行诸说的“大杂烩”形态。那时的知识分子，并不专一某家学说，而是诸说兼收并蓄的，其中以儒、道兼治最为突出。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即为一例；至于贾谊、董仲舒、扬雄等大学问家，更是显例。
宋人朱熹曾说“贾谊之学杂”（《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十七），承认了贾谊的儒、道等诸说的兼治。贾谊少时既诵《诗》《书》《易》《礼》《乐》和《春秋》，又读《老》《庄》，其《劝学》《道术》《六术》及《道德说》诸文，就是习读《老》《庄》的心得体会。他的《大政上》更是鲜明地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严重警告统治者“轻本不说，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他在《道德说》里赞同《老子》关于万物由来的观点，认为“道”是空虚无形的本体，天地万物由“道”而生。他的《过秦论》等文章指出，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势”）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从而争取主动，有所作为。这一点无疑继承了老、庄特别是庄子顺应自然、超越自然的观点并且有所发展。他的《大政下》即以汤、武史实来阐明人事努力的重要性，《上疏陈政事》则以秦二世而亡去说明不能因应时势变化而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这里，贾谊已在悄然用“强调遵循自然法则的道家”去“建构人事政治体系的外在骨架”。而这也是汉初思想界的一种大趋势。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识：
道家的自然—政治理论即所谓“无为”这时得到了一种具有新实际含义的解说，既不再是老庄的倒退幻想，也不只是道法家的权术理论，而是已经落实在当时实际政治经济措施上的思想。从而道家的宇宙观在这里便有了某种现实的政治经济作为基础，在这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在哲学上把“人”（政治、社会）与“天”（自然、宇宙）连结和沟通起来，为建构统一帝国的上层建筑提供理论体系，它便大不同于先秦的原始道家了。[4]
很显然，汉初的道家其实已在为政治实践服务，成为杂糅儒、阴阳、法诸家之说的新道家了。而这与西汉的新儒家的形成颇为相似。新道家所阐述的观点，实则为汉初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这一理论基础的构成，不仅仅是贾谊及其《新书》（贾谊政论著作的总集）的功劳，而且还包括陆贾的《新语》与刘安及门客们的《淮南子》等。但比较起来，贾谊是汉初新道家中最有贡献者。
不仅如此，贾谊还是汉代第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然而，作为贾誼代表作的《鵩鸟赋》，却是效仿老、庄特别是庄子之作，几乎全是道家思想、道家语言！所以司马迁说：“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统计，《鵩鸟赋》正文共86句，其中有60多句出自道家散文，化用《老子》的有3句，化用《庄子》的有19句，化用《鹖冠子》的有30句，化用《列子》的有5句。”[5]道家散文以恣肆汪洋、自由飘逸为特征，贾谊借用过来为己所用，恰好说明作为新道家的贾谊，在思想境界上是与原始道家相通的，即向往超然物外的精神放达。 比贾谊稍晚的董仲舒一直被认作是西汉新儒家的开山宗师，朱熹甚至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不过，今人钱穆却说：“仲舒《春秋繁露》，其言亦多出黄老刑名。”[6]清人苏舆在《董子年表》中则具言道：“董子请统一儒术，而其中故亦兼习道家。书中《保权位》《立元神》诸篇，有道家学。《循天之道》篇明引道家语，是其证矣。”实际上，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天人感应”，乃提倡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的超越自然精神。其云：“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与老、庄之学，特别是庄学倡导的顺应自然、超越自然、尊重人性、发展自我的思想（如《庄子》之《逍遥游》《在宥》《秋水》等篇所主张的）极为接近。
董仲舒之后的大思想家扬雄，也是以儒学名世的，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归入儒家。然而，他对老、庄之学的欣赏与运用，比董仲舒更为热烈。扬雄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得意之作是《太玄》。不过，朱熹读后却因此而不屑于《汉书·艺文志》的划分。他一针见血地说：
扬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太玄》中高处只是黄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说，只是老庄。康节深取之者，以其书亦挨旁阴阳消长来说道理。《太玄》亦自庄老来，“惟寂惟寞”可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现在细读《太玄》，可以发现扬雄思想里不仅贯穿了老、庄“清静无为”的政治观，而且还绽开着人本主义的花瓣。他忧心忡忡地评论时政说“怀威满虚，道德亡也”，告诫统治者勿滥施刑罚，视人之生命如草芥。这与他在《长杨赋》里讽谏汉武帝的“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是一致的。他高扬“玄”之旗而广言“无”，提出“自然仁义”（意即自然而然就行仁行义，行仁行义没有人为造作）之说，实际上成为“魏晋玄学”的滥觞。
注释：
[1][5]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第186页。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6页。
[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頁。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6]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