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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奶奶，一个从没有见过，另外一个活在民国。但在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只有眼前这一个奶奶，这个民国奶奶。我之所以称她为“民国奶奶”，是因为她一生都在用民国纪年，而且越到晚年，她使用“民国”的频率越发密集，让我们身在“公元”却恍若隔世。民国奶奶有一双金莲小脚，虽然不止三寸，但也不过盈盈一握。小时候，我非常好奇，却只是远远地看着她走路，从来不曾想过去看个究竟。直到我上了高中，才壮着胆量去接近它，端详它，并抚摸它们。每天晚自习归来，奶奶就让我将一盆热水端放在她面前，侍候她洗脚。在１５瓦的白炽灯下，奶奶慢慢展开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露出一双短促、尖细的脚掌。多么奇怪的一双小脚啊，五根脚趾紧紧并拢在一起，前掌与后跟板结着，中间有很深的凹坑，脚板上的皮肉坚硬硌手……水渐渐变凉，奶奶把一只脚移至盆沿，让我用毛巾帮她擦干，然后换成另外一只。剪刀早已备好。我抚摸着长满鸡眼的脚掌，一剪，一剪，只见无数的皮肉掉落在地上。“不疼？”我边剪边问。奶奶摇摇头，眯着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无数个这样的夜里，我对民国奶奶和她的那双小脚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1950年（民国39年）深秋，我的民国奶奶迈着这样一双小脚步行五十多公里，独自前往沙洋监狱，此行的目的是给我爷爷张德清收尸。当她终于趔趄着到达那里时，人家递给她一顶礼帽和一根手杖，说是爷爷留下的遗物，尸体已经火化。奶奶问：骨灰呢？人家说骨灰都撒进庄稼地里了。于是，奶奶只得悻悻地，望了望那片一望无际、再望无垠的土地，抹了抹眼泪，然后带着那两件遗物，又趔趄着步行五十多公里回了家。
民国奶奶告诉我，我太爷张万山是个大地主，张德清是他的独子，自幼饱读诗书，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秀才。我父亲七岁那年，生母病逝，又过了几年，爷爷迎娶了民国奶奶。在充满战事和匪患的年月，我爷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混沌的一段日子。据说他能讲日语，为保乡邻一方平安，他常常在游击队（土匪）与日本人之间来回周旋。民国３８年，县城解放，爷爷被稀里糊涂地收监。由于不适应牢房潮湿污浊的气候，进去半年多一点便病逝了。民国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艰难地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及至父亲将母亲娶进家门，才把自己又一次嫁了出去。我的民国奶奶改嫁到了潘家，成为五男二女的继母，这应该是民国４３年的事了。我没有问过她在潘家的生活是否如意，一大堆孩子要撫养，一大段坎坷不平的道路需要她用那双小脚去穿越，她走过田埂、街道，最后在晚年独自坐在了一盏晦暗不明的白炽灯下，把长长的裹脚布解开，又包上。
1987年我随武汉高校考察团前往沂蒙山区寻访“红嫂”，归来的途中路过蓬莱，我在一家小店里看见了一双金莲皮鞋，一下子想起了民国奶奶，然后找同学凑了点钱买了回来。这双黑色的尖尖小鞋是我送给民国奶奶的第一份礼物，她说这也是她穿的第一双皮鞋。鞋子很合脚，她一直舍不得穿。
1997年，这个名叫苏兰英的小脚女人终于趔趄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沙洋监狱。她这一生总共养育了六男二女，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无论是在泥泞的田埂荒野，还是在青石板铺就的街衢巷陌，都没有人听见过她的脚步声。
摘自《深圳特区报》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无数个这样的夜里，我对民国奶奶和她的那双小脚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1950年（民国39年）深秋，我的民国奶奶迈着这样一双小脚步行五十多公里，独自前往沙洋监狱，此行的目的是给我爷爷张德清收尸。当她终于趔趄着到达那里时，人家递给她一顶礼帽和一根手杖，说是爷爷留下的遗物，尸体已经火化。奶奶问：骨灰呢？人家说骨灰都撒进庄稼地里了。于是，奶奶只得悻悻地，望了望那片一望无际、再望无垠的土地，抹了抹眼泪，然后带着那两件遗物，又趔趄着步行五十多公里回了家。
民国奶奶告诉我，我太爷张万山是个大地主，张德清是他的独子，自幼饱读诗书，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秀才。我父亲七岁那年，生母病逝，又过了几年，爷爷迎娶了民国奶奶。在充满战事和匪患的年月，我爷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混沌的一段日子。据说他能讲日语，为保乡邻一方平安，他常常在游击队（土匪）与日本人之间来回周旋。民国３８年，县城解放，爷爷被稀里糊涂地收监。由于不适应牢房潮湿污浊的气候，进去半年多一点便病逝了。民国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艰难地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及至父亲将母亲娶进家门，才把自己又一次嫁了出去。我的民国奶奶改嫁到了潘家，成为五男二女的继母，这应该是民国４３年的事了。我没有问过她在潘家的生活是否如意，一大堆孩子要撫养，一大段坎坷不平的道路需要她用那双小脚去穿越，她走过田埂、街道，最后在晚年独自坐在了一盏晦暗不明的白炽灯下，把长长的裹脚布解开，又包上。
1987年我随武汉高校考察团前往沂蒙山区寻访“红嫂”，归来的途中路过蓬莱，我在一家小店里看见了一双金莲皮鞋，一下子想起了民国奶奶，然后找同学凑了点钱买了回来。这双黑色的尖尖小鞋是我送给民国奶奶的第一份礼物，她说这也是她穿的第一双皮鞋。鞋子很合脚，她一直舍不得穿。
1997年，这个名叫苏兰英的小脚女人终于趔趄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沙洋监狱。她这一生总共养育了六男二女，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无论是在泥泞的田埂荒野，还是在青石板铺就的街衢巷陌，都没有人听见过她的脚步声。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