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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安排决定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富布赖特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曾主持参议院“越南听证会”和“中国听证会”，向政府决策者和普通公众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中国，他主持的听证会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中美关系解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富布赖特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32—03
一、引言
富布赖特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阿肯色大学和牛津大学，1939—1941年间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富布赖特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富布赖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参议院中最具头脑、最有经验处理外交事务的能手。他因此成为民主党重要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是以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外交问题。他总是在国际关系这个大的背景下把握美国应扮演的角色。富布赖特强调以“理性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关于冷战，富布赖特认为，这是美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危害我们(美国)的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敌对和仇视”。他认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憎恨或好感都无助于形成理性的外交政策。所以，他经常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讲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习惯性地对另一个国家怀有憎恨或是充满好感，那么它将陷入一种奴役之中，成为这种憎恨或好感的奴役，并足以使它偏离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应该维护的利益。”
他相信，盲目服从特定外交利益将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巨大损害，蚕食其他外交政策的机会，甚至损害到其他更高层次上的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全球外交失去活力。富布赖特敢于表达他对外交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不屈不挠地反对不理智外交政策的性格早在他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前就在参众两院深得人心。当麦卡锡主义甚嚣之时，富布赖特首先站出来指责其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掀起反共风波是为了达成个人的政治目的；1954年，他是唯一投票反对为麦卡锡借反共之名成立永久调查委员会拨款的参议员；当参议院最终决定制裁麦卡锡的时候，富布赖特当之无愧地成功领导了这场制裁。
二、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
在外交决策上，富布赖特认为不应该将政策和政治倒置：有责任心的议员应该先提出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或计划，然后才采取措施推广并赢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先去探测舆论趋势，再开始设计提出相应计划。所以，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他首先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依赖国会的支持；富布顿特拥有广博的外交知识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委员会内部巨大的影响力来自他对外交政策的准确把握。因在参议院共事时结下深厚的友谊，富布赖特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密友。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力促关于越南问题的东京湾决议以88票赞成2票反对的高支持率通过。他原以为“约翰逊会谨慎从事，尽快结束而不会扩大冲突”。但这个决议却最终导致越南问题全面升级，他因而对约翰逊政府失去了信心。
随着对越南问题的日益了解和研究，他开始检讨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富布赖特的看法也开始逐渐转变，最终他加入了反对阵营。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和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尽力通过私人关系影响约翰逊，希望促使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回归理性道路。当看到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时，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起了“越南听证会”，包括时任国务卿的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前驻越大使等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质询。
虽然“越南听证会”并没能最终扭转约翰逊政府的对越升级政策，但听证会得到了现场直播和媒体广泛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对越政策，对越南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升级政策”。这成为富布来特外交上的成就之一。富布赖特的“越南听证会”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此时，富布赖特决定，有必要通过一种程序或“启蒙”，让他的参议院同事们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最终改变美国的越南政策。富布赖特启动的程序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可以说，他的“中国听证会”是“越南听证会”的副产品。鉴于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卓越的外交成就和“越南听证会”的巨大影响以及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使“中国听证会”受到广泛关注。
三、“中国听证会”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中的作用
在研究“中国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富布来特本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事实上的孤立和封锁。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担心中国可能卷入越南的军事冲突，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仇视加深。而富布赖特对中国的看法是务实而理性的，“越南听证会”使富布赖特对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看法。富布赖特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不应有战争。中国实际上不希望战争，中国的战争叫嚣是出于害怕，而且有一些冤屈，如台湾问题等。因此，中国对美国既害怕又怀疑。富布赖特还对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认为首先是美军打到了中国的门口，离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近在咫尺，中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参战。尽管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从长远来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美国应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国内问题。富布赖特提议中美两国搁置台湾问题，放弃对抗、进行合作。中美应该能够找到打破坚冰的办法。
贯穿整个听证会(包括之前的越南听证会)过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作为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西方列强曾长期支配和统治中国，而他正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国家。他注意到，尽管中国领导人言辞激烈，但实际行动上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对东南亚没有领土野心。
1962年的中印战争由印度发起，中国很快就撤军了；在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侵略性。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富布赖特持赞成态度，认为应当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接触中发展对华关系。他认为，一个没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比一个侵略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更适合美国。富布赖特还认为，除非美国发起占领北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是入侵中国，否则中国不可能军事干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富布赖特认为越南问题的实质是对华关系，越南问题只是 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症状，如不改变美国国会和公众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和反应，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越南”。富布赖特呼吁在亚洲地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并认为这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相信，如果中美两个大国能够达成谅解，这将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把握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
总之，在听证会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由于富布赖特决定性的地位和善于引导，并且经由富布赖特挑选的证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全面客观，因此，可以说整个听证会无不留下了富布赖特的痕迹。而他也通过“中国听证会”极好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引导了公众舆论，为行将到来的中美关系解冻奠定了有利的舆论基础。这次听证会是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极为详细的探究，是史无前例的。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对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国会及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普通美国民众，促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更积极地思考中国问题，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了舆论准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进步》杂志1966年5月30日在其社论中赞扬了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听证会，并呼吁摒弃旧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代之以新政策。该社论认为，全美国对听证会普遍反应积极。“中国听证会”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中国和中国印象，通过听证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1966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路易斯·哈里斯关于听证会的民意测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55％的受访者认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做法是对美国有利的”，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836)。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在美国民众中间，对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可喜的转变。
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虽然没有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立竿见影或直接的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富布赖特本人也认为，通过听证会和大讨论，美国开始思考中美利益的交叉点和不同点，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深度”。在研究民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学者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民意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作为民意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例证。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谈到中美关系时，也特别提到了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国政策听证会的影响。可以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对中美关系的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富布赖特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32—03
一、引言
富布赖特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阿肯色大学和牛津大学，1939—1941年间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富布赖特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富布赖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参议院中最具头脑、最有经验处理外交事务的能手。他因此成为民主党重要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是以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外交问题。他总是在国际关系这个大的背景下把握美国应扮演的角色。富布赖特强调以“理性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关于冷战，富布赖特认为，这是美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危害我们(美国)的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敌对和仇视”。他认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憎恨或好感都无助于形成理性的外交政策。所以，他经常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讲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习惯性地对另一个国家怀有憎恨或是充满好感，那么它将陷入一种奴役之中，成为这种憎恨或好感的奴役，并足以使它偏离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应该维护的利益。”
他相信，盲目服从特定外交利益将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巨大损害，蚕食其他外交政策的机会，甚至损害到其他更高层次上的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全球外交失去活力。富布赖特敢于表达他对外交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不屈不挠地反对不理智外交政策的性格早在他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前就在参众两院深得人心。当麦卡锡主义甚嚣之时，富布赖特首先站出来指责其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掀起反共风波是为了达成个人的政治目的；1954年，他是唯一投票反对为麦卡锡借反共之名成立永久调查委员会拨款的参议员；当参议院最终决定制裁麦卡锡的时候，富布赖特当之无愧地成功领导了这场制裁。
二、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
在外交决策上，富布赖特认为不应该将政策和政治倒置：有责任心的议员应该先提出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或计划，然后才采取措施推广并赢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先去探测舆论趋势，再开始设计提出相应计划。所以，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他首先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依赖国会的支持；富布顿特拥有广博的外交知识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委员会内部巨大的影响力来自他对外交政策的准确把握。因在参议院共事时结下深厚的友谊，富布赖特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密友。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力促关于越南问题的东京湾决议以88票赞成2票反对的高支持率通过。他原以为“约翰逊会谨慎从事，尽快结束而不会扩大冲突”。但这个决议却最终导致越南问题全面升级，他因而对约翰逊政府失去了信心。
随着对越南问题的日益了解和研究，他开始检讨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富布赖特的看法也开始逐渐转变，最终他加入了反对阵营。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和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尽力通过私人关系影响约翰逊，希望促使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回归理性道路。当看到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时，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起了“越南听证会”，包括时任国务卿的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前驻越大使等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质询。
虽然“越南听证会”并没能最终扭转约翰逊政府的对越升级政策，但听证会得到了现场直播和媒体广泛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对越政策，对越南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升级政策”。这成为富布来特外交上的成就之一。富布赖特的“越南听证会”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此时，富布赖特决定，有必要通过一种程序或“启蒙”，让他的参议院同事们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最终改变美国的越南政策。富布赖特启动的程序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可以说，他的“中国听证会”是“越南听证会”的副产品。鉴于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卓越的外交成就和“越南听证会”的巨大影响以及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使“中国听证会”受到广泛关注。
三、“中国听证会”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中的作用
在研究“中国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富布来特本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事实上的孤立和封锁。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担心中国可能卷入越南的军事冲突，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仇视加深。而富布赖特对中国的看法是务实而理性的，“越南听证会”使富布赖特对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看法。富布赖特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不应有战争。中国实际上不希望战争，中国的战争叫嚣是出于害怕，而且有一些冤屈，如台湾问题等。因此，中国对美国既害怕又怀疑。富布赖特还对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认为首先是美军打到了中国的门口，离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近在咫尺，中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参战。尽管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从长远来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美国应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国内问题。富布赖特提议中美两国搁置台湾问题，放弃对抗、进行合作。中美应该能够找到打破坚冰的办法。
贯穿整个听证会(包括之前的越南听证会)过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作为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西方列强曾长期支配和统治中国，而他正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国家。他注意到，尽管中国领导人言辞激烈，但实际行动上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对东南亚没有领土野心。
1962年的中印战争由印度发起，中国很快就撤军了；在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侵略性。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富布赖特持赞成态度，认为应当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接触中发展对华关系。他认为，一个没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比一个侵略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更适合美国。富布赖特还认为，除非美国发起占领北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是入侵中国，否则中国不可能军事干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富布赖特认为越南问题的实质是对华关系，越南问题只是 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症状，如不改变美国国会和公众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和反应，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越南”。富布赖特呼吁在亚洲地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并认为这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相信，如果中美两个大国能够达成谅解，这将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把握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
总之，在听证会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由于富布赖特决定性的地位和善于引导，并且经由富布赖特挑选的证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全面客观，因此，可以说整个听证会无不留下了富布赖特的痕迹。而他也通过“中国听证会”极好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引导了公众舆论，为行将到来的中美关系解冻奠定了有利的舆论基础。这次听证会是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极为详细的探究，是史无前例的。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对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国会及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普通美国民众，促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更积极地思考中国问题，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了舆论准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进步》杂志1966年5月30日在其社论中赞扬了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听证会，并呼吁摒弃旧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代之以新政策。该社论认为，全美国对听证会普遍反应积极。“中国听证会”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中国和中国印象，通过听证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1966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路易斯·哈里斯关于听证会的民意测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55％的受访者认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做法是对美国有利的”，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836)。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在美国民众中间，对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可喜的转变。
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虽然没有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立竿见影或直接的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富布赖特本人也认为，通过听证会和大讨论，美国开始思考中美利益的交叉点和不同点，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深度”。在研究民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学者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民意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作为民意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例证。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谈到中美关系时，也特别提到了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国政策听证会的影响。可以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对中美关系的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