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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序言》中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杨先生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已决定采用,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仍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杨先生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杨先生说:“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直到2003年论文集出版时,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王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对《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王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师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后王先生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时值罗常培先生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想把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时刊出,王先生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其意见很大。该篇文章后来还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西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顾颉刚、傅斯年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公量先生批评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他又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为:“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莱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为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
1949年以来,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第4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即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被学术界所遵循,并形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
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该文原本是为2007年9月笔者向在徐州师范大学举行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大会期间曾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文中笔者谈到了“何光岳学术的是是非非”、“何光岳学术的理性随考”、“何光岳古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何光岳现象’的深层次反思”等几个问题。笔者认为,“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特殊产物。随着何光岳先生数千万字论著的陆续发表,加上傅朗云、徐佩印等学者不断为其鼓吹以及一些学术刊物、新闻媒体的有意渲染,何先生一下子成了颇具传奇色彩、史学界人人皆知的大名人。在何先生陆续赢得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乃至史学怪杰、著名诗人、“空前绝后”的奇才等荣誉桂冠的同时,湖南省还成立了何光岳研究会。由于何先生发表著作字数,总共为2058万字,“已超过了历史上湖南的大学者王船山”,自然其被一些学者盛赞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尤其一些学者用“无懈可击”、“最完善”、“一座史学的摩天大厦”、“集大成”、“近现代空前的、独一无二的”等词语评价何先生的著作,则同历史实际相去甚远。通读何先生洋洋大观的数千万字论著,则发现何先生对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的研究中,严重“暴露出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笔者明确表示,《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科学理性地对何光岳先生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史料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批判,丝毫不存在彻底否定何光岳先生对中国学术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存在对何光岳先生本人学术道德的是非评价问题”。“只有继承,没有批判,学术研究永远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发表后不久,何先生就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实际问题,但明确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而以上恶意的攻击却恰恰出现在《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发表不久,则不能不值得学术界反思。
在我们今天看来,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何先生不愿自己暴露“‘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事实也罢,更不愿意承认“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的论断也可,但这些痼疾由别人揭发出来,抱着一种“闻过则喜”,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包容态度,正视学术界的不同意见,则对于其本人的学术提高,对于中国学术的进步,均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王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对《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王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师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后王先生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时值罗常培先生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想把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时刊出,王先生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其意见很大。该篇文章后来还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西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顾颉刚、傅斯年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公量先生批评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他又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为:“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莱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为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
1949年以来,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第4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即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被学术界所遵循,并形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
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该文原本是为2007年9月笔者向在徐州师范大学举行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大会期间曾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文中笔者谈到了“何光岳学术的是是非非”、“何光岳学术的理性随考”、“何光岳古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何光岳现象’的深层次反思”等几个问题。笔者认为,“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特殊产物。随着何光岳先生数千万字论著的陆续发表,加上傅朗云、徐佩印等学者不断为其鼓吹以及一些学术刊物、新闻媒体的有意渲染,何先生一下子成了颇具传奇色彩、史学界人人皆知的大名人。在何先生陆续赢得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乃至史学怪杰、著名诗人、“空前绝后”的奇才等荣誉桂冠的同时,湖南省还成立了何光岳研究会。由于何先生发表著作字数,总共为2058万字,“已超过了历史上湖南的大学者王船山”,自然其被一些学者盛赞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尤其一些学者用“无懈可击”、“最完善”、“一座史学的摩天大厦”、“集大成”、“近现代空前的、独一无二的”等词语评价何先生的著作,则同历史实际相去甚远。通读何先生洋洋大观的数千万字论著,则发现何先生对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的研究中,严重“暴露出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笔者明确表示,《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科学理性地对何光岳先生中华民族源流史和中国姓氏源流史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史料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批判,丝毫不存在彻底否定何光岳先生对中国学术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存在对何光岳先生本人学术道德的是非评价问题”。“只有继承,没有批判,学术研究永远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发表后不久,何先生就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实际问题,但明确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而以上恶意的攻击却恰恰出现在《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发表不久,则不能不值得学术界反思。
在我们今天看来,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何先生不愿自己暴露“‘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事实也罢,更不愿意承认“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的论断也可,但这些痼疾由别人揭发出来,抱着一种“闻过则喜”,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包容态度,正视学术界的不同意见,则对于其本人的学术提高,对于中国学术的进步,均有百利而无一害。